此种由邹衍、董仲舒相传，把天人古今，配搭比附，纠缠不清的模糊观点，到王莽时代而弊病襮著，思想界急于要脱出此陷阱，来澄清一切氛雾，首先起来做摧陷廓清工作者是东汉初年王充的《论衡》。他说：

《论衡》篇以十数，一言日疾虚妄。（《论衡·佚文》）

西汉的思想界，尤其在思想方法上，自董仲舒以下，实在不免陷于虚妄，王充所首先攻击者，即是天有意志与天人相应之说。故曰：

天之不故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犹其有灾变不欲以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气自变而人畏惧之。（《论衡·自然》）

其次则反对圣人先知与神同类之说。故曰：

所谓神者，不学而知。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以圣人学，知其非神。圣不能神，则贤之党。（《论衡·实知》）

又曰：

使圣人达视远见，洞听潜闻，与天地谈，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谓神而先知，与人卓异。今耳目闻见，与人无别，遭事睹物，与人无异。差贤一等耳，何以为神而卓绝？（《论衡·知实》）

夫贤圣者，道德智能之号。神者，眇茫恍惚无形之实。实异，质不得同。实钩，效不得殊。圣神号不等，故谓圣者不神，神者不圣。（《论衡·知实》）

天地自然，圣与贤类，不与神等，此在春秋战国，实属寻常共是之说。惟自邹衍、董仲舒以下，天有五帝，孔子亦神化，则王充此种见解，实不得不认为当时豁蒙抉瞽之伟论。

其二，王充又深斥是古非今之偏见，故曰：

上世治者，圣人也。下世治者，亦圣人也。圣人之德，前后不殊，则其治世古今不异。（《论衡·齐世》）

孟子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惟汉儒神化了孔子，乃若千古遥遥，惟出一圣。王充此论，于昔为常谈，在当时亦成创见。又曰：

上世何以质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见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又见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后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则谓上世质朴，下世文薄矣。（《论衡·齐世》）

此说亦足解庄老鄙薄文化颂赞上古自然之蔽。然王充私心所宗，实在黄老。故曰：

说合于人事，不入于道意，从道不随事，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

又曰：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

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溺丧于外物以求用也。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论衡·言毒》）

墨子论学有“三表”，上本之上古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三者，皆为王充所不取。上古圣王之事载于历史，亦犹当前百姓耳目之实，皆徒赖见闻，须能留精澄意，诠订于心，始可得其实际之意义。若仅求其说可资利用，而不追问其虚实，则势将转认实事为非是。王充极反此种态度，故曰“宁从道，不随事”。这是说功利观点不足为真理之标准。墨子根据三表而信有天志，有鬼，邹衍思想颇与墨子有渊源，儒家自董仲舒以下，亦折与同流，王充力反时趋，独尊黄老，正为黄老一主天地自然，最不信鬼神上帝之说，王充捉紧这一点，遂开此下魏、晋新思想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