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士人與普通平民一樣的被俘掠為奴隸。

黑韃事略：「亡金之大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為黃冠者，皆尚稱舊官。王宣撫家有推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郞。長春宮今北平之白雲觀。多有亡金朝士，旣免跋焦，剃髮。免賦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慘傷也。」蓋蒙古初入中國，其野蠻最甚。長春眞人邱處機以宗教得成吉思汗之信仰，其徒得免賦役，全眞教遂大行，文人不能自存活者多歸之。

經有懂得漢化者之勸告而稍得解放。

太宗時，免儒士之俘為奴者，立校試儒臣法。得淮、蜀士遭俘沒為奴者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見耶律楚材傳。又憲宗四年，制為士者無隸奴籍。世祖取鄂州，俘獲士人贖還者五百餘人。中統二年，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至元十年，勅南儒為人掠賣者，官贖為民。又廉希憲傳：「世祖以廉為京兆宣撫使，國制為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為儒。」

他們對士人的觀念，似乎亦是一種仿佛的工匠。

太宗時，耶律楚材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因些遂令隨郡考試儒人被俘為奴者。

而終於在這些俘虜中間，偶然把南宋的儒學流到北方去。

蒙古破許州，先得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惟樞特加重。及闊端南侵，命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拔德安，得趙復，其徒稱江漢先生。樞挾以北行，建太極書院，河朔始知道學。許衡、寶默皆從姚樞得程朱書。衡為國子祭酒，教蒙古諸貴人子弟，稍稍知中國禮義。

結果於國族勳舊之外，亦有科舉取士之制。

元科舉定制於仁宗皇慶二年。其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沈）氏為主，周易以程（頤）氏、朱氏為主。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氏傳，禮記用古注疏。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今按：科舉以四書義取士始此。自此相承直至淸末，實中國近世一至要之創制也。與四書取士同為明、淸所因襲者，尚有行省制。此二制度影響明、淸兩代六百年之歷史。

然此僅有名無實，在實際政治上極少影響。

一、舉行時間不久，次數甚少。　開科取士，定制在仁宗皇慶二年，始開科在延祐二年，已在宋亡後近四十年。科場三歲一開，至順帝至元元年科舉即罷，前後共二十年。嗣於至元五年選舉志謂「六年詔復科舉」。復有科舉，共不過二十次。

二、科舉出身者實際並不多。　續通典：皇慶、延祐中，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顯要者常十之九。順帝時罷科舉，許有壬爭之，謂：「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

三、科場舞弊，全失考試本意，亦全無考試眞相。詳見輟耕錄卷二十八。至正四年有長篇四六文揭發江、浙鄉試黑幕，又至正二十二年復有作彈文者，舉此可例其餘。

四、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分榜考試，右榜為蒙古、色目人，恐多屬具文；左榜為漢人、南人，其眞才實學多不屑應舉。 陶氏輟耕錄卷二謂：「今蒙古、色目人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陶氏生當元、明之際，其書刊於明代，則所謂「今」者，指元之晚季。其時蒙古、色目人在官者尚多不能執筆，則科舉取士之為效可想。余闕曰：「至元以下浸用吏，中州之士見用者浸寡，南方尤寡。其久則南北之士亦自畦町相訾。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初設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也。」惟元代政治，雖學術的氣味極薄，而社會上則書院遍立，學術風氣仍能繼續南宋以來，不致中輟。明祖崛起，草野績學之士，乃聞風而興，拔茅彚徵，羣集新朝，各展所蘊，以開有明一代之規模。如劉基、宋濂、章溢、陶安、錢用壬、詹同、崔亮、劉三吾等彬彬文雅，郁乎其盛，一時何止數十百人，皆元代之所貽也。

可見元代入主中國，經歷一百餘年，中國自秦漢以來傳統的文治政權的意識，始終未接受過去。他們的政治，始終不脫古代貴族封建、武裝移殖的氣味。然而當時一般社會文化、經濟的水準，卻比春秋時代在貴族封建下的農民，高出百倍。蒙古人的倒退政治，到底不能成功，因此社會變亂百出。

至元二十年，崔彧上疏，謂：「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又至元二十四年詔：「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世祖至元時如此，其他可知。

蒙古人震鑠亞、歐兩洲的武力，終於在漢人的蜂起反抗下，退讓出他們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