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蒙古的政治局面裏，僧侶佔到很高的位置。
如國師八思巴於世祖至元六年。為蒙古創新字，自此以前，蒙古尚為一無文字之蠻族。遇其必需使用文字時，則借用畏兀兒文。世祖號之曰「大寶法王」。泰定帝泰定二年，以鮮卑僧言，為全天下立祠比孔子。而楊璉眞伽世祖時為江南釋教總統，尤驕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零一所。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達三萬兩千戶。成宗大德三年，放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為編民，悉楊璉眞伽冒入寺籍者也。又元制於帝師、國師下，僧侶有王公之封。
皇室佛事，佔國家政費之泰半。
世祖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百有二。成宗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成宗至大時，張養浩上時政書，謂：「略會國家經費，三分為率，僧居其二。宣徽院使歲會內庭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麵四十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仁宗延祐五年，給書西天字維摩經金三千兩，歲費較大德又不知增幾倍。至明宗時，中書省言佛事以今較舊，增多金一千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餘匹。」
寺廟亦擁有盛大之產業，與貴族王公等，同樣為封建勢力之一種。
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其著者如大承天護聖寺，順帝至正七年撥山東十六萬二千餘頃地屬之。前後兩次賜達三十二萬三千頃。又有大護國仁王寺，水陸田地十萬頃，賜戶三萬七千五十九。元史刑法志：諸庶民有妄以漏籍戶及土田於諸王、公主、駙馬呈獻者，論罪。諸投下輒濫收者，亦罪之。」又成宗紀：「大德六年詔：江南寺觀續置民田，及民以施入為名者，並輸租充役。八年又詔免天下道士賦稅。」蓋僧道與貴族同樣有豁免田賦之優待。又世祖中統四年，令在京權勢家為商賈及以官銀買賣之人，並須輸稅。至元三十年，敕僧寺邸店物貨，依例抽稅。仁宗元祐七年，禁京城諸寺邸舍匿商稅。又見僧寺與貴族同樣經營商業，又同樣有避免課稅之勢力也。
而僧侶之為患於社會，更難盡述。
武宗至大三年，監察御史張養浩上時政書，九曰「異端太橫」。謂：「釋老之徒，畜妻育子，飲醇啗腴，萃逋逃游惰之民，為暖衣飽食之計。」泰定帝二年監察御史李昌言：「臣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傳舍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
順帝父子竟以亡國。
順帝信西天僧演揲兒法，譯言大喜樂也。又有西番僧伽璘眞，授帝祕密大喜樂禪定，帝皆習之。醜聲穢行，初為太子所惡，帝曰：「祕密佛法，可以延壽。」令禿魯帖木兒以教太子，太子亦悅之。曰：「李先生教我儒書多年，我不省書中所言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曉。」李先生，太子論德好文也。其時順帝父子旣溺惑於西番佛法，而社會起事者如韓山童、劉福通等，亦以白蓮教為號召。
元代社會上的上層階級，大體言之，有皇室、貴族、軍人、此與貴族不能十分分別，皆蒙古部族也。僧侶、商人、此皆色目西域人為多。地主、凡皇室以下皆地主也。惟漢人、南人亦有為大地主者，由其前承襲而來，而以非法手段保持之。此尤以江南為多。王艮傳：「有詣中書省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為糧至一百七十萬三石者。」元廷屢行經理之法，使民自寶田。仁宗時，遂致召贛民蔡五九之亂。官吏，官吏來源即上列諸種。而一般平民之政治地位則甚低。
當時社會因有十色之傳說。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此見陶宗儀輟耕錄。「官、吏」為貴族，「僧、道」為宗教，亦相當於貴族。「醫、工」即平民中地位之較高者，如匠戶之類。「七獵、八民」者，元特有捕獵鷹人，籍隸鷹房總統管府，蘇天爵滋溪集十九：「中原甫定，江左未下，朝廷嘗因畋狩閱武功，鷹師所至，威若神明。或旁緣為姦而下不勝其虐。」又十五謂：「國家草昧之初，南北未一，政教未洽，常因畋狩講武功，鷹師之職，貴幸隆寵。承平旣久，猶恐武備浸弛。或者不究其意，馳騁豪縱，因為姦利，民始不勝其困。」元史兵志謂：「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是故捕獵有戶，使之致鮮食，以薦宗廟，供天庖，而齒革羽毛又皆足以備用，此殆不可缺焉。」又云：「打捕鷹房人戶，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孛蘭奚、還俗僧道，與凡曠役無賴者，及招收亡宋舊役等戶為之。」此雖賤民，而為貴族所御用，故較之農民猶高。春秋時工、商、虞人，亦視農民為高也。所謂「民」，則漢人、南人之業農者也。「九儒、十丐」者，「儒」為民間自由學者，而與僧侶宗教不同，本由春秋時代封建社會漸次破壞後所產生，為中國社會自秦漢以後一特別重要之流品。惟就蒙古人眼光及其政治設施言之，則不能了解其地位。彼輩旣不能執干戈入行伍，又不能持籌握算為主人殖貨財，又不能為醫匠打捕，供主人特別之需求，又不能如農民可以納賦稅，故與「丐」同列。黑韃事略：「蒙古賦斂謂之差發。漢地差發，每戶每丁以銀折絲綿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遣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用之數科率民戶。諸亡國之人，甚以為苦，怨憤徹天，然終無如何。」又曰：「韃主不時自草地差官出漢地定差發，霆在燕京，（宋端平二年）見差胡丞相（胡土虎）來，黷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教學行即儒，乞兒行即丐，此皆窮行，無力作差發，宜乎其相為類。別有一說為「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十色，旣有「工」，又重出「匠」，列「娼」於「儒、丐」之前，蓋由不明獵民之意義而妄易之。
大概當時的社會階級，除卻貴族軍人此乃二而一、一而二者。外，做僧侶信教最高，其次是商人，再其次是工匠，包括各種特殊技能如醫生等。又按：金代於天文、醫術等頗造精妙，元亦承金遺緒。又次是獵戶與農民。獵戶所以在農民之上者，以蒙古貴族眼光視之當如此。而中國社會上自先秦以來甚佔重要位置的士人，當時稱「儒」，即讀書人。卻驟然失卻了他們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