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對外旣如此不振，而內部又終年鬧窮。而且愈鬧愈兇，幾於窮得不可支持。

以中國已往歷史而論，只要國家走上統一的路，以廣土眾民供養一個中央政府，除非窮奢極慾，絕不至於患貧。宋室之患貧，則因有幾個特殊的原因：

第一還是由於養兵。

（一）宋代之冗兵

無論秦、漢、晉、隋、唐，每一度新政府創建，在天下平一之後，必隨著有一個兵隊的復員。只有宋代因事態特殊，唐末藩鎭的積重難返，外寇的逼處堂奧，兵隊不僅不能復員，而且更逐次增加。

太祖開國時 二十萬。

太祖開寶時 三十七萬八千。內禁兵十九萬三千。

太宗至道時 六十六萬六千。內禁兵三十五萬八千。

眞宗天禧時 九十一萬二千。內禁兵四十三萬一千。

仁宗慶曆時 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內禁兵八十二萬六千。

英宗治平時 一百十六萬二千。內禁兵六十六萬三千。

以上祇是一個約略的計數。

陳襄云：「藝祖時有兵十二萬。張方平則云：不足十五萬。眞宗時，三十餘萬。曾公亮云：三十八萬。張方平云：咸平中五十餘萬。揮塵錄：咸平後增至六十萬。乾興中眞宗末年。始及八十餘萬。慶曆時，一百餘萬。」揮塵錄：皇祐初兵一百四十萬。

要之可以見宋代兵額之遞增。直到仁宗時，先後百年，而全國兵額增至七、八倍以上。

軍隊大半來自招募。並有營伍子弟聽從本軍，及有罪配隸等，然以招募為主要來源。其他尚有鄉兵，由土人在所團立。應募者非遊手無籍，卽負罪亡命。又往往因歲凶募饑民，遂使長大壯健者遊惰，而留耕者胥老弱。如是久之，農村生產力日漸減削。

且募兵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間四十餘年，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廩之終身，實際卽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無用而仰食。孫洙謂：「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挽、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乃至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如此的軍隊，最易流於驕惰。宋兵制以廂軍伉健者升禁衛，然衛士入宿，卽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

太祖因怕兵卒驕惰，故定禁兵分番戍宋郡縣。然三歲一遷，卽無異一出征。故雖在平時，而軍費時時等於征討。

那時的軍隊，沿著五代積習，月廩歲給外，還有各項額外的賞賜。尤著者為三年一次的郊賚。

郊祀竭府庫犒賞軍卒，其事起於唐。肅、代以後，國用不給，乃不得不廢祀。舊五代史梁太祖開平三年，唐莊宗同光二年，周太祖顯德元年，皆有祀天大赦頒賞之記載。宋承積弊，不能蕩滌，遂以三年一次為定例。南郊執仗兵士一萬七千四百餘人。

宋室的郊費，亦逐步增漲。

太宗至道時 五百餘萬緡。以金、銀、綾、綺、絁、紬平直賜給。

眞宗景德時 七百萬緡。又東封八百餘萬。

仁宗皇祐時 一千二百萬緡。

英宗治平時 一千三百萬緡。

其他復雜賜稠叠。

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戍邊，每季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爨給者，有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袴。戍嶺南者，增月奉。自川廣戍還者，別予裝錢。川廣遞鋪卒，或給時服、錢、履。

據英宗時治平二年。統計，禁兵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百萬緡之費。廂軍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一千五百萬緡之費。廂禁軍共費五千萬，而此時天下所入財用，大約只有緡錢六千餘萬。養兵費占了全部歲入之六分五。神宗時陳襄上疏。又孫洙云：「總戶口歲入，以百萬之兵計之，每十戶而資一廂兵，十畝而給一散卒。」至於戍卒，則歲費一卒達二萬。

尹洙息戍在神宗時。云：「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

所以王安石要大聲疾呼的說，倘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也。

神宗君臣雖力主省兵，然熙寧禁軍籍尚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又至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蔡京用事，兵弊益滋。軍士逃竄死亡，闕而不補，悉取闕額封椿為上供之需。又闕額不以實，上下共為姦利。靖康之難，種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人。京師衛士，亦僅三萬。宋竭國力養兵，而結果未得一兵之用。

（二）宋代之冗吏

為宋代財用之蠹者，第一是冗兵，第二則是冗吏。

收復北方失地，此乃宋王室歷世相傳的一個家訓。

太祖始平僭亂，收其府庫，別藏之封椿庫，國用之餘悉入焉。嘗曰：「俟滿五百餘萬緡，當向契丹贖燕薊。」又曰：「北人若敢犯邊，我以二十匹絹購其一人首，料其精兵不過十萬，我用絹二百萬匹，其人盡矣。」太宗兩次親征，均失敗歸來。眞宗以下用歲幣買和，與太祖設封椿庫意義相差過遠，自為宋王室所不能忍。

但是不能再讓軍人操握政權，亦是宋王室歷世相傳更不放棄的另一個家訓。

宋室旣不能蕩平北寇，自然不能作消兵之想，而同時又不讓軍人操握政權，故宋王室的第三個歷世相傳的家訓，厥為優待士大夫，永遠讓文人壓在武人的頭上。

宋祖謂趙普曰：「五代方鎭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又太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云「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徽宗被虜於金，尚以此事命使臣反告高宗。

宋代進士一登第卽釋褐，待遇遠較唐代為優。

唐進士及第，未得即登仕牒，尚須再試於吏部。進士由禮部主試。有屢試屢黜者。其中格人，僅補畿赤丞尉。不中格者，或例赴選曹之集，或應地方官辟署。俟外效有著，再正式轉入仕途。宋則一登第即釋褐。

而登科名額，亦遠較唐代為多。

隋唐初設進士，歲取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尋復故。開成中連歲取四十人。又復舊制。進士以外，明經中科者亦不過百人。在宋太祖開國時，進士登科寥寥，歲無十數。其時進士甲科亦不過授司寇，或幕職官，至太宗時，親御便殿臨試貢士，博於采拔，待以不次。太平興國二年時以郡縣缺官。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遽令釋褐。或授京朝官，或倅大郡，或即授直館。進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後遂為例。

應進士試者，太平興國八年多至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見曾鞏文集。進士應試已遍及全國，遂定三年一試之制。

唐雖以進士、明經二科取士，然其時貴族門第勢力尚未全消，又地方長官亦得自辟署，仕進路廣，不專科第。又閩嶺黔峽，士人殊鮮。兩河之外，復為寇境。故禮闈可以歲開。宋則貴族門第已滅，地方官亦不能自辟署，用人之權集於中央。社會文教之風更普遍，踰劍度嶺者，往返需時，故禮部試不能歲開。

以後進士御試，又例不黜落。

以前殿試皆有黜落，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斥於殿試者。相傳張元以落第積忿降元昊，為中國患。宋室始囚張之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仁宗嘉祐二年，遂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

狀元及第，更為士人無上光榮。

太宗臨軒放牓，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職。此後狀元及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皇帝亦為注視。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

竟至有人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出彊寇，凱歌勞旋，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儒林公議引尹洙語，不知確否。然即非尹洙語，必其時有人作此語、存此想也。仁宗朝進士前三名，凡三十九人，不至公輔者僅五人。

宋代如此優獎進士，無非想轉移社會風氣，把當時積習相沿驕兵悍卒的世界，漸漸再換成一個文治的局面。

宋代旣立意要造成一個文治的局面，故一面放寬了進士的出路，一面又提高文官的待遇。處處要禮貌文官，使他不致對武職相形見絀。

五代以來，藩鎭節度使諸武臣，非重祿厚賜不足饜其欲。宋旣積重難返，又深懲武人跋扈之病，意望提獎文吏，退抑武臣。旣以高官厚祿奪武臣之權，自不得不以高官厚祿慰文吏之心。

宋室優待官員的第一見端，卽是官俸之逐步增添。

眞宗咸平四年楊億上疏，極論當時吏俸之薄。謂：「左右僕射乃百僚之師長，月俸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其後乃逐有增益。茲舉宰相、樞密使言之，有正俸，錢月三百千。使相、節度使月四百千。有祿粟，月一百石。使相月二百石，節度使一百五十石。有職錢，有從人衣糧，七十人。使相、節度使百人。又有冬春服，各綾二十疋、絹三十疋、冬棉一百斤。此外復有茶酒廚料、薪蒿炭鹽、飼馬芻粟、米麵羊口各項。此等盡是陋規，蓋大半沿自五代而不能革。至外官有公用錢，自二萬貫以下。有職田，四十頃以下。有茶湯錢，無職田者如使臣之屬，給之。又有添給。外任官不得挈家屬赴任者，許分添給錢贍家。

當時稱「恩逮於百官，惟恐不足；財取於萬民，不留其餘」。可以想見宋朝優待官吏之情態。

官吏俸祿既厚，而又有祠祿，為退職之恩禮。

眞宗置玉淸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後旦以病致仕，命以太尉領玉淸昭應宮使，給宰相半俸。祠祿自此始。其後日漸增多。宋朝優禮士大夫，極少貶斥，誅戮更屬絕無。王安石乃以祠祿處異己，著令宮觀無限員數，又聽從便居住。要之為吃閒俸而已。

又時有額外恩賞。

此蓋亦始於武臣。如雷有終平蜀，特給廉鎭公用錢歲二千貫。旣歿，宿負千萬，官為償之。戴興為定國軍節度使，賜銀萬兩，歲加給錢千萬。王漢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歲給錢二百萬。自此波及文臣，若李符、為三司使，賜銀三千兩。李沆、宋湜、王化基、初入為右補闕，各賜錢三百萬。湜知制誥，又賜銀五百兩，錢五十萬。楊徽之、遷侍御使，賜錢三十萬。魏廷武、為轉運使，賜錢五十萬。宋摶為國子博士，賜錢三十萬。等，而宰執大臣更不得不優渥。故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仁宗崩，遺賜大臣各直百餘萬。司馬光率同列上言辭賞，不許。

復有恩蔭。兵卒武人旣三年得一次郊賚，自然文臣不應向隅，於是每逢郊天，卽推恩封蔭。文臣仍得郊賜。故事宰臣樞密使銀帛四千疋兩，執政官三千，三司使千，此下遞減有差。慶曆二年，節冗費，執政以上各減一千，三司使減三百，餘亦遞減，遂為定制。

曹彬卒，官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人。李繼隆卒，官其子，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雷有終卒，官其子八人。則加蔭亦從武臣始。

蔭子蔭孫，乃至於蔭期親，蔭大功親，甚至蔭及異姓親，乃至門客。總之是朝廷恩意，沒有子孫近親，便只有鬻賣朝恩，把異姓及門客來充數。金安節疏：「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親，使得高貲為市。」甚至甫蒞位卽得蔭。故范仲淹請在職滿三年始得蔭。甫蔭卽給俸，故閻日新疏，請自二十以上始給。甫蔭卽服章。故李會奏云：「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孫沔亦云：「未離繈褓，已結搢紳。」甚至未應娶妻，已得任子。亦李會語。

一歲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後，卽須萬二千員。趙思誠疏。

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卽一家兄弟子孫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范仲淹疏。

此種優待條件，亦是逐步成立。

誕節之恩，起於至道。郊禋之恩，起於祥符。致仕之恩，濫於明道。遺表之恩，繁於眞宗。又嘉祐推恩數十人，治平二百人，熙寧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政和六年，郊恩奏補一千四百六十人。又按：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勳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宋亦因之。眞宗後以有諫者而罷，遂定三年磨勘法，則依然是朝三暮四也。

在此情形下，不免官吏日多，俸給日繁。

眞宗景德時 官一萬餘員。

仁宗皇祐時 官二萬餘員。張方平奏（樂全集卷二十五）：「臣向在翰林，見本院天聖中具員，兩制、兩省官不及三十員，今五十餘員。近領御史中丞，見本臺天聖中京朝官班薄，不及二千員，今二千七百餘員。先領三班院，見本院景祐中使臣不及四千員，今六千餘員。」此奏約在仁宗慶曆七年。

英宗治平時 總二萬四千員。內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

以吏員冗祿言，

眞宗時 九千七百八十五萬。

仁宗時 一萬二千萬。

英宗時 視皇祐增十之三。元祐時一倍皇佑，四倍景德。

文武兩班，均如此受朝廷優待，皇帝的宗室，照例亦不應向隅。故宗室吏員受祿者，

眞宗天禧時 九千七百八十五員。

仁宗寶元時 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三員。

所以當時是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於上，冗兵耗於下，財政竭蹶，理無倖免。雖國家竭力設法增進歲入，到底追不上歲出的飛快激增。

將仁、英兩朝與太宗時相比，歲入加了六倍。太宗時猶餘大半，而仁、英時反鬧不夠。財政趨勢如此，再不加以挽回，如何得了。

按：此據宋史。朝野雜記所記有異，蓋本鄭湜劄子。謂：「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稅、易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晁說之元符三年應詔上疏，謂：「宋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政本書則謂：「宋二稅之數視唐增七倍。」宋之疆土民庶遠不如漢唐，而國家稅入遠過之，此其所以愈貧而愈弱矣。

茲再舉景德與慶曆兩朝幾種商稅之比數以見一斑。此據張方平樂全集。又見朝野雜記。

茲再將景德、慶曆全部稅收作一簡比如下表。據包拯奏議。

包拯云：「天下稅籍有常，今則歲入倍多者，祖宗世輸稅只納本色，自後每從折變之故。」

宋朝之所以積貧難療，大體如上述。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卻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對文吏有一種教育與培養。結果雖有兵隊而不能用。兵隊愈不能用，則愈感兵隊之少而兵隊反日增。文臣雖極端優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結果文臣氣勢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樣像驕兵悍卒般，只來朘吸國家的精血。

這是宋室在仁宗以前的內部情形。加上北方的遼，西方的夏，兩面逼桚，內外交攻，一個太太平平的統一政府，正如犯上了肺癆，雖無大病，卻日就死路，這是宋朝的一個絕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