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來中國，最先乃依附於莊老道家而生長。但南渡後的學者，則已漸漸由莊老義轉向佛教。其著者，如當時名士羣從支道林逍遙遊義，而不從向、郭舊義，即其一證。詳見世說新語。其後則道教又模仿佛教，亦盛造經典儀範，而逐漸完成為一種新道教。為此工作之尤著者，為宋代之陸修靜。

於是道、佛兩教遂開始互相競長，而至於衝突。但在南方，一輩名士世族，本在一個不安寧的大世界中過著他們私人安寧的小世界生活。他們所需要者，乃為一種學理上之自己麻醉、自己慰藉。彼輩在其內心，本無更強的衝動力，所以南方佛學多屬「居士式」。其高僧亦與隱士相類，如慧遠、生公之類是也。

卽如梁武帝，崇信佛法達於極點，其在政事上亦僅有貽誤，並無闘爭。

故在南方之所謂道、佛衝突，大體僅限於思想與言辯而止，如顧歡道士夷夏論之類是也。與政治實務更無涉。

在北方則不然。當時北方是一個強烈動盪的社會，一切與南方自別。故南方人乃在一種超世絕俗的要求下接近佛法，北方則自始卽以佛法與塵俗相糾合、相調洽。如二石之於佛圖澄，苻、姚之於鳩摩羅什，其內心動機，便與梁武帝不同。

而北方高僧，其先亦往往以方術助其義理，如佛圖澄常以方術歆動二石，羅什亦通陰陽術數。遂與北方舊學統治經學而羼以陰陽家言者卽東漢以前風氣。相糾合。若南方則以莊老淸淡與佛義和會，正猶南方經學亦盛染淸談氣味也。

至北魏太武帝時，遂以實際政洽問題，而引起道、佛之強烈闘爭。

崔浩淸河人。父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為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自傷。其詩以嬰罪不行於世；及浩誅，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則浩之家門，必父子相傳，有一種種姓之至感矣。北方士大夫大都有此，須深觀。浩見王慧龍，數稱其美，司徒長孫嵩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從弟崔模，雖在糞土之中，禮拜形像，浩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邪？」浩大欲整齊人倫，分明姓族。惟此可以維持當時北方之中國文化。外弟盧玄勸之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之。」浩不納。則崔浩之為人及其意氣，居可見矣。浩既博覽經史，精通術數，而性不好莊老之書，史又稱：「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浩之為學，蓋上承兩漢，以儒生而兼陰陽術數，不樂魏、晉以下之莊老淸談。此即北方當時之舊學派也。遇寇謙之，謙之父修之，為苻堅東萊太守，其地正為齊土道術盛行之地，寇家蓋亦世傳其教者。謙之自謂遇太上老君，命之繼天師張陵之後。每與浩言，聞其論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可見浩之熱心政治。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今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眞君，繼千載之絕統。黃老道術，本注意政治問題；兼修儒教，即成秦、漢陰陽學家路脈矣。此是寇、崔學術接榫處。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為吾撰列王者治典，並論其大要。」此是黃老與莊老大異處。黃老注意政治，有需稽古，於是有陰陽家五德終始之論出。莊老僅為私人生活著想，自然無需稽古，即不要歷史往迹，因此與陰陽家判袂。（佛家亦不重歷史，因道、佛皆欲解化人類歸自然，不欲凝人類成羣體。)今只看寇謙之與陸修靜兩人之事蹟，便可見南、北雙方道教精神之不同，並亦可以由此推想南、北雙方之佛救精神，以及一切政教實況也。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書秦、漢變弊之迹。此等全是陰陽家以歷史講法制因革之舊路徑。浩因上疏太武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末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燦然，淸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也。」拓拔燾欣然，乃始崇奉天師，寇謙之。遂改元為太平眞君。「太平」二宇，即源本秦、漢陰陽家言：漢未有太平經。此後北魏每帝即位，必求符籙，以為故事，而又信佛法。此如梁武帝信佛法，同時亦受陶弘景圖識。以佛法僅重出世福利，帝王世業不得不借靈於道家（黃老一派）之符籙也。自是遂有「諸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詔。太平眞君七年。蓋陰陽學家一面有其應天受命之說，一面又有其長生久視之術，足以歆動時君，使其接受聽行彼輩所預擬的一套歷代帝王變法創制必然因革即「五德終始」。之順序，而變法創制；彼輩遂得為王者師，而遂其政治上之另一種期求。西漢陰陽學家即爾。北方學者，飽經兵荒胡亂，始終不忘情於政治上之奮闘，此為與南方士族絕不相同處。崔浩即其一例。王猛死，苻堅下詔為之「增祟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與崔浩可謂迹異心同。後崔浩為修國史被殺，時高允（信佛）與浩同修國史；觀允傳，知浩史頗稱實錄，死非其罪。宋書柳元景傳渭：「拓拔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謀泄被誅。」此恐南朝傳聞亦有未的。大抵如王猛、崔浩之倫，皆欲在北方於擁戴一異姓主之下而展其抱負者。（猛之未肯隨桓溫南歸，殆知來南之無可展布耳。）浩則樹敵已多，得罪不專為修史也。

相應於此種情勢下的北方僧人，亦常在政治、經濟上切實自佔權地。

崔浩於毀法四年後被誅。太武卒，文成帝立，佛法又興。佛法之廢，積凡七年。主其事者為沙門師賢廚實國人。輿曇曜。涼州僧人。魏書釋老志：「曇曜奏：平齊戶討平靑、齊所徙民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師賢為「道人統」，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僧曹即僧官之曹也。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儉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高宗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於州鎭。」如是則僧寺自有力量，別成一種封建勢力。是北方僧人始終不脫經營世務之興趣，亦因非此不足自存也。

自此朝廷上下奉佛，建功德，求福田饒益，造像立寺，窮土木之力。此為北朝崇佛特徵，與南朝偏重義埋思想者微有別。今存大同雲崗及洛陽龍門石窟造像，猶可見其時北方佛教藝術之超卓及其氣魄之偉大。又按：北方自羅什逝世，研尋義理之風即衰，高僧則尚禪行，如曇曜即以禪業見稱，敦尚實際行業，為北方佛門一貫風格也。僧人亦代有增加，茲據釋老志表如下：

甚至沙門謀叛之事亦屢見。

孝文延興三年，有慧隱；太和五年，有法秀；太和十四年，有司馬惠禦。宣武永平二年，有劉慧汪；永平三年，有劉光秀；延昌三年，有劉僧紹；四年，有法慶。孝明熙平二年，有法慶餘黨。四十餘年中，沙門謀亂者凡八見。

北齊僧眾，其勢仍盛。

天保五年，文宣帝詔問秀才對策，及於沙汰釋、李，文見廣弘明集。謂：「緇衣之眾，參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國給為之不充，王用因此取乏。積競由來，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沙汰實難。」

而北周則道、佛衝突再起，在武帝時，又有魏太武以來第二次之毀法舉動。然其事則實已自道、佛之爭，轉而為佛、儒之爭矣。此種意味，實沿崔、寇而來，惟此益臻明顯耳。

北方佛、道衝突，始終暗波未斷。至武帝時，衛元嵩上書事在天和二年。請立延平大寺：此下皆譬說，即建立一理想的地上王國，以代天下之佛國也。「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無選道俗，罔擇疏親。以城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眾。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沉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衛雖佯狂不經，此疏卻有力量，蓋正指出了儒、佛兩家的根本相異點。儒在融個我入大羣、佛在脫大羣完個我。武帝本有志於「捨末世之弊風，蹈隆周之睿典」，即位元年下詔。遂入衛言。屢集百僚及沙門、道士等討論三教先後。至建德三年，乃下敕：「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悉令還俗。」周書本紀。「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廣弘明集。及建德六年周滅齊，武帝入鄴城，召僧人赴殿，帝謂：「六經儒教，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佛教費財，悖逆不孝，並宜罷之。」僧眾五百，默默無聲，俛首垂淚。有爭者，帝謂：「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廣弘明集。以周武帝此等語還視石虎所云，可知北方社會之前後大不同矣。當時謂：「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括聖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四十千；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房綠。

此後北方的政治情態，慢慢恢復到秦、漢大一統的傳統局面，而東漢、三國以下相應於分崩離析而一時崛起的兩種新宗教，遂亦漸漸失其在社會上眞實的力量，而退處於他們較不緊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