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那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那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那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异。

现在我们不妨照西方人的思路来略一讲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主权究竟在那里？我们依照历史现实看，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它的政治主权，不可能操在一个人手里。若有一个人把这主权操在手，因国家太大了，他难得掌握住。故掌握政权者，一定得是集体的。譬如西方吧！神权有宗教团体支持，王权有一般贵族支持。俄国的沙皇，有许多贵族家庭拥护。法国大革命以前，也有很多贵族在支持其王权。所以王权政治，或者把此权分掌在贵族，或者把此权分掌在军人。我们可以说，一种是“贵族政权”，一种是“军人政权”。而往往这两者间又不容易区分：因贵族大半就是军人，军人掌权也就成为贵族了。今天共产党批评西方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当然英美社会上有许多工商大资本家都在拥护这政权。而共产党自身则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以上所说，神权、王权、资产阶级乃及无产阶级，只要说到政权，则全是集体来掌握的。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因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代起，已没有显然的贵族。说是军人政权吗？我们也看不出汉政府以下，是由军人掌握的。说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吗？中国一向没有资产阶级。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读书人“士”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人政府，也有种种规定。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现在再问中国政治何以特地会发展出这一种制度来，把政权交付给一辈读书人“士”，而存心防止贵族军人与富人穷人的一切专政呢？这便该进一步说到中国的政治理想之重“职责”而不重“主权”之一点上。此属政治思想的范围，但制度与思想实为一体之两面，故附带在此述及了。

现在再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虽说是一种士人政权，也不能无变态。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则称之为“部族政权”。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

若说从来中国的读书人便全怀私心，要由他们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些话便无根据。因为读书人在社会上并不是一个显然的集团，像满洲人、蒙古人般。毋宁可说是在政治制度下来奖励读书人，扶植读书人；而非社会上有一种特定的读书人，来攘窃政权而存心把持它。只从东汉末年起，读书人形成门第，此后魏晋南北朝，我们也可说这时期是一种“门第政权%当时的政权差不多全操在大门第手里。但在当时，实也没有特许门第来控制政权的制度。在当时制度上，则仍只是要把政权托付给读书人。但在社会情势上，则读书人全出于门第。因此门第在政治上便占了权。此乃一种社会趋势，政治积习，而当时制度确也没有特地用心用力来矫正它。如此而已。一到唐代，公开考试，把政权再开放，于是门第推翻，仍回复到士人政权的旧传统。

今天我们则要讲全民政权，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这也可说是我们的理想。但若要真待全体民众集合起来掌握政权，这事还是不可能。这里面仍不免或以资产阶级为中心，或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或再有别的新方法，来代表着全民。如共产党主张由无产阶级专政，即其中之一例。若真要由全体民众来掌握政权，这仅是一理论。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说他们是代表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是代表着全民？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此刻西方则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用一种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不同在想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政府，掌握政权呢？

若照此说法，则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早就开放了。所以中国人一向便不讨论政府主权该何属。西方政府的开放政权来得迟，因此他们老是在争执政权该不在你们而该在我们，该不在皇室而该在民众。这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上偏重主权论之所由来。中国历史里的传统政权，据我上面历次所讲，早已不在皇帝了。皇帝个人，并不能掌握政权。仅至明代废了宰相以后，皇帝在政府的权是特别的重了。但也并不是在当时政治制度里，把整个主权交付给皇帝；皇帝也并不能说国家属于我。中国皇帝向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讲。单只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

只有部族政权，才始是把另一批人来代替读书人，那便是元代的蒙古人与清代的满洲人。他们才始是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但在表面上，则单说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我们明白得这一点，才可来讲清代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