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崇尚文教之国，两汉而降，此风尤甚。晋、南北朝，虽为丧乱之世，然朝廷苟获小安，即思兴学；地方官吏，亦颇能措意于此；私家仍以教授为业；虽偏隅割据之区，戎狄荐居之地，亦莫不然。较之罗马丧乱之后，晦盲否塞之情形，大异其趣矣。此亦中西史事不同之一端欤？
晋初大学，沿自魏世。泰始八年，有司奏大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宋书·礼志》。盖以魏世，来学者率为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一节。故有此举也。
《晋书·武帝纪》：咸宁二年，五月，立国子学。《宋书·礼志》作起国子学。《晋书·职官志》云：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齐书·礼志》：东昏侯立，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之国学，即古之大学。晋初大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
盖屋宇起于咸宁二年，教官定于四年，生徒入学之法，实至元康三年而后定也。《晋书·裴頠传》：时天下初定，頠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大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候，甚有仪序。此事在武帝时，皇大子即惠帝也。其时盖徒行礼，未有教学之事。经说本只有大学，自王大子以下皆入焉，与士齿，殊有平夷之美。《周官》有师氏，保氏，乃小学之职，据此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异贵贱”，曹思文表语。误矣。
大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灵台。《宋书·礼志》。元帝初，王导请兴学。戴邈亦以为言。见《晋书》本传及《宋书·礼志》。建武元年十一月立大学，《本纪》。盖用其说。《宋书·百官志》云：大常博士，东京凡十四人。《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各一博士。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魏及晋两朝置十九人，江左初减为九人，皆不知掌何经。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大学博士也。
又云：国子祭酒一人。国子博士一人。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榖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助教分掌。晋初置国子学以教生徒，而隶属大学焉。
晋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来损其员，自宋世，若不置学，则助教惟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晋书·荀崧传》云：时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宋书·礼志》云：《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榖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崧以为不可，乃上疏言：“宜为郑《易》，郑《仪礼》，《春秋》《公羊》《榖梁》各置博士一人。”诏共博议者详之。议者多请从崧所奏。
诏曰：“《榖梁》肤浅，不足置博士，余如奏。”会王敦之难不行。《宋书·礼志》略同。以《百官志》之文参之，则所谓九人者：《周易》王氏一，《尚书》郑氏二，孔氏三，《毛诗》郑氏四，《周官》郑氏五，《礼记》郑氏六，《春秋左传》杜氏七，服氏八，《论语》《孝经》郑氏九，所增者《仪礼》《公羊》各一，合十一人也。
《本纪》：大兴二年，六月，置博士员五人，则所谓后又增为十六人者也。不复分掌五经，盖不复事教授？《儒林传》言：“元帝虽尊儒劝学，亟降纶音，而东序西胶，未闻弦诵。”其明征矣。《成帝纪》：咸康三年，正月，立大学。《袁瑰传》云：瑰时为国子祭酒，上疏请给宅地，备学徒，疏奏，成帝从之。国学之兴自瑰始。《宋书·礼志》以此疏为瑰与大常冯怀共上，云：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老、庄，莫肯用心儒训。
穆帝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则未有实效，旋又废坠。《孝武帝纪》：大元九年，四月，增置大学生百人。《车胤传》：大元中，增置大学生百人，以胤领国子博士。十年，二月，立国学。盖至是二学并置。《晋书·职官志》云：孝武大元十年，损国子助教员为十人。《宋志》云：十经由十助教分掌，盖在是时。《宋书·臧焘传》：晋孝武大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
据《齐书·陆澄传》澄与王俭书，则是时《易》立王肃，《左氏》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榖梁》有麋信《注》。至宋元嘉建学，《易》乃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则黜郑置王，《左氏》则留服而去贾，《榖梁》益以范宁，而麋犹如故。澄谓《易》王、郑宜并存，《左氏》宜立杜，《榖梁》善范便当除麋。
又云：“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俭答云：“《易》依旧存郑，高同来说。元凯注传，超迈前儒。《榖梁》小书，无俟两注。存麋略范，率由旧式。凡此诸议，并同雅论。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
大元立学，议由谢石，事见《晋书》本传及《宋书·礼志》。《宋书》载其疏辞，谓上于大元元年，元疑九形近而误，故有“皇威遐震，戎车方静”之语。淝水之战在八年。石之死，范弘之议谥，深致贬损，而卒援是为恕辞，则晋人颇重其事。然《宋书·礼志》谓其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则其实效，亦未可睹也。晋人立学，专欲以化贵胄。故晋初傅玄上疏，病“汉、魏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
王导言：“人知士之贵由道存，则退而修其身，敦朴之业著，浮伪之竞息。”戴邈言：“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戎之役，不以盛年，讲肄道义，不亦可惜？”然粪墙朽木，素质已非，雕墁之功，云胡可就？其时特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而祭酒殷茂言：“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则犹是来者皆为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之旧也。《宋书·礼志》。
《宋书·礼志》言：孝武立学，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五行志》言：大元十年正月，立国子学，学生多顽嚣，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晋志》略同。则立学未几，而所毁之屋，已侔于所造者三分之二矣。风纪败坏至此，其人尚可教乎？
《宋书·礼志》云：宋高祖受命，诏有司立学，未就而崩，大祖元嘉二十年，复立国学，二十七年废。案高祖诏立国学，事在永初三年正月，见《本纪》。其时学制已定，范泰尝上书谕之，见本传。大祖诏建国学，事在元嘉十九年正月，是年十二月，诏言胄子始集，学业方兴，亦见《纪》；《何承天传》亦云，是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而《礼志》谓立学在二十年，盖师生集于十九年末，礼成于其翼年也。二十七年之罢，《纪》在三月，盖以军兴之故。《孝武帝纪》：大明五年，八月，诏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而《礼志》不言其事，疑其实未有成。
然则宋世国学修立，不及十年，可谓衰替。然其时于私家之能讲学者，为置生徒，隆其礼貌，加以资助，则其效或转在官学之上也。《隐逸传》：周续之，遁迹[1]庐山。高祖践阼[2]，召之，乃尽室俱下。上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舆降幸，并见诸生。续之素患风痺，不复堪讲，乃移病钟山。又《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征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
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大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此事《南史》入《本纪》，系元嘉十六年。
《宋书·何尚之传》云：元嘉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大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南史》同。其立学不知究在何年也。其后国子学建，尚之遂领祭酒焉，亦见《传》。
《明帝纪》：泰始六年，九月，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南史》云：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则其分部仍与元嘉同。《齐书·百官志》：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永明三年国学建省，尤可见孝武之兴国学，实未有成也。
《齐书·礼志》云：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亦见《本纪》。《王逡之传》云：国学久废，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学，转国子博士《张绪传》：建元四年，立国子学，以绪为大常卿，领国子祭酒。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大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大祖崩乃止。《武帝纪》：建元四年，九月，丁巳，以国哀故罢国子学。《百官志》云：其夏国讳废学。
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亦见《纪》。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及员外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建武四年，正月，诏立学。永泰元年，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领国子助教曹思文表言：“先代不以国讳废学，永明以无大子故废，非古典。”案建武四年诏言：“往因时康，崇建庠序，屯虞荐有，权从省废，讴诵寂寥，倏移年稔。”则其废，似不以无大子也。
总明观以永明三年省，然是岁又于王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四年，以本官领吏部，犹十日一还学，监视诸生焉。《俭传》。又竟陵王子良，尝表世祖，为刘（左王右献）立馆。以扬烈桥故主第给之。未及徙居，遇病卒。《（左王右献）传》。此亦宋世待周续之、雷次宗之意也。孔稚圭欲于国学置律学助教，诏报从纳，而事不果行，已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
《梁书·处士传》：梁武践阼，征何胤不至，乃敕胤曰：“卿门徒中，经明行修，厥数有几？且欲瞻彼堂堂，置此周行，便可具以名闻，副其劳望。”又曰：“比岁学者，殊为寡少。良由无复聚徒，故明经斯废。每一念此，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当敕后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想深思诲诱，使斯文载兴。”于是遣何朗、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设馆而外，复征及其旧日生徒，较之宋、齐，尤为异数矣。
《本纪》：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儒林传》云：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南史》又有吴郡陆琏。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3]，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月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此亦犹宋之立五学，特专于儒耳。七年，正月，诏大启庠序，博延胄子。国学盖自此建立。九年，三月，诏皇大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
《儒林传》言：于是皇大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大同七年，十二月，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领军朱异、大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本纪》。亦见《张绾》《周弘正传》。此盖与国学并立，非如宋之五馆、总明观等补国学之缺也。《陈书·儒林·陆诩传》言：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声教东渐，南朝教学之规模，盖以此时为最盛矣。
《陈书·儒林传》云：高祖承前代离乱，日不暇给，弗遑劝课。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案《沈不害传》言：天嘉初，除衡阳王府记室参军，兼嘉德殿学士。自梁季丧乱，至是国学未立。不害上书，言宜建立庠序，选公卿门子，皆入于学。诏付外详议，依事施行。陈世兴学，不害盖有力焉。其后宣帝大建三年，后主至德三年，皇大子皆释奠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