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北朝选法，最受人诋（左讠右其）者，九品中正之制也。《三国·魏志·陈群传》云：文帝即王位，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则其制实始汉末。

魏时，弊即大著，夏侯玄极言之。晋初，刘毅、卫瓘、段灼、李重等又以为言。皆见《三国志》、《晋书》本传：然其制迄未能废。北朝亦仿之。至隋乃罢。《梁书·敬帝纪》：大平二年，正月，诏诸州各置中正，依旧访举，不得辄承单状序官，皆须中正押上，然后量授，此遭乱旷绝，非法废也。《魏书·官氏志》：正始元年，十一月，罢郡中正。正光元年，十二月，罢诸州中正，郡定姓族，后复。

其制：于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大中正亦称州都，《廿二史考异》云：由避隋讳，《隋书·韦师传》：以杨雄、高颎为州都督，乃校者不达，妄加督字，《北史》亦同误，其说是也。然刘毅疏中，即有州都之名，则似非始于隋。

《晋书·傅玄传》：子咸，迁司徒左长史。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言：鲁国小中正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骏故据正。咸以骏与夺惟意，乃奏免骏大中正。司徒魏舒，骏之姻属，屡却不署。咸据正甚苦，舒终不从。咸遂独上。舒奏咸激讪不直，诏转咸为车骑司马。

《孝友传》：盛彦本邑大中正，刘颂举为小中正。据此二事，小中正用舍，大中正似可参与。以他官或老于乡里者为之。说据《十七史商榷》。故其名不见于《职官志》。梁大平二年，诏选中正每求耆德该悉，以他官领之。北齐之制，州大中正以京官为之，见《北齐书·许惇传》。刘毅年七十告老，久之见许，后司徒举为青州大中正，此则老于乡里者也。

平骘人物，分为九品，而尚书据以选用。魏制三年一清定，晋世因之。《晋书·石季龙载纪》：季龙下书曰：“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从尔以来，遵用无改。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

九品中正之制，何自起乎？曰：古代用人，以德为主。德行必本诸实事，而行实必征之乡里，故汉世风气，最重乡平。“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卫瓘语。“铨衡之寄，任当台阁。由是仕冯借誉，学非为己”。《宋书·臧焘徐广傅隆传论》。此实选法之大弊。

又其时舆论所奖，率在虚名。负虚名者不必有才，即德行亦多出矫伪。故魏武下令，欲求盗嫂受金之士。《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春、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年八月令。顾亭林极诋之，谓“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见《日知录·风俗条》。不知汉世所谓经术之治，节义之防，举矫伪而不足信也。然此乃一时矫枉之为，未可用为恒典。

故何夔建议，谓自“军兴以来，用人未详其本，各引其类，时忘道德。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

毛玠、崔琰典选，史称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即欲核其行实，以破借誉之局也。欲核行实，必先使人有定居。人有定居，而中正之制可废矣。故李重言“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非经国不刊之法”。病当时“人物播迁，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欲除九品而开移徙，“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

卫瓘亦欲“**除末法，一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已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也。然人士流移，非一朝可复；而吴平未几，五胡之乱复起，南北隔越，侨置之州郡县遂多，土断之法，盖终晋、南北朝之世，未能尽行；此则九品中正之法，所以相沿而不废也。

九品中正之弊，果何如乎？论者皆曰：用人不容不论其才，才又各有攸宜，中正品平，皆不能具。若论考绩，尤不应舍功实而采虚名。

刘毅论九品曰：“人才异能，备体者寡。器有大小，达有早晚。前鄙后修，宜受日新之报。抱正违时，宜有质直之称。度远缺小，宜得殊俗之状。任直不饰，宜得清实之誉。行寡才优，宜获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途而同归，四子异行而均义。陈平、韩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显名于竹帛。是笃论之所明也。”

案此等玄鉴，知人则哲，存乎其人，实非可责诸凡为中正者。然毅又曰：“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今品不就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

又曰：“既已在官，职有大小，事有剧易，各有功报，此人才之实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则反之，于限当报，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此则确为中正之所负矣。

故中正之法，必不可用，似也。然中正之设，本所以核行实；而乡里清议，大都只能见其德行，论才任用，据功考课，本当别有专司；论九品之语甚多，其实夏侯玄之言，已尽之矣。玄谓“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欲“令中正但考行伦辈，官长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据之，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即欲使中正惟论德行，余事委之他司也。以是为中正咎，中正不任受怨也。

中正之设，据行实以登下其品第，以是立名教之防，使知名勇功之士，不敢有裂冠毁冕之为；中正所论，惟在德行，尤重当时所谓名教之防。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见之，乡里以为贬，坐是沈滞累年。阎缵父卒，继母不慈。缵恭事惟谨，而母疾之愈甚。乃诬缵盗父时金宝，讼于有司。遂被清议十余年。谢惠连爱幸郡吏杜德灵，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坐废不豫荣伍。

《文献通考》引此三事，病其法大拘。此等事若悉举之，尚更仆难尽。

然如《晋书·孔愉传》：谓愉为司徒长史，以温峤母亡，遭丧不葬，乃不过其品。及苏峻平，峤有重功，愉往石头，诣峤，峤执愉手而流涕曰：“天下丧乱，忠孝遂废，能持古人之节，岁寒不凋者，君一人耳。”时人咸称峤居公，而重愉之守正。愉之执持，曷尝有妨于峤之宣力，而使名教之防益峻，岂能谓为无益？若云其所谓名教者本不足存，此则别是一义，不能以责当时之士也。

抑且考论辈行，使登用雁行有序，则可以息奔竞之风；原不能谓为无益。所可惜者，其后并此而草能举。欲以息奔竞之风，而奔竞更甚。终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刘毅语。中正之弊，盖以此为最深。《宋书·恩幸传》论其事曰：“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冯藉世资，用相陵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刘毅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者也。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上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

可见其法立而弊即生，且降而弥甚矣。中正之设，原欲以息奔竞，然刘毅讥其“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段灼亦谓“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是益其奔竞也。

《魏书·世宗纪》，载正始二年诏，谓“中正所铨，惟在门第”，可谓南北一辙。然《孙绍传》：绍表言：“中正卖望于乡里，主案舞笔于上台，真伪浑淆，知而不纠。”则并辨别姓族而有所不能矣。晋武帝咸熙二年，尝诏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可知立法之意，正与后来之所行相反也。

而其人又或快意恩仇，《晋书·何曾传》：曾子劭薨，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吊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铨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易弱”，粲乃止。使如粲意行之，则诚所谓衰则削下，兴则扶上者矣。受纳货贿，李宣茂兼定州大中正，坐受乡人财货，为御史所劾，除名为民，见《魏书·李灵传》。又阳尼，出为幽州平北府长史，带渔阳大守，未拜，坐为中正时受乡人财货免官。结交朋党，刘毅言：“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故反违前品，大其形势，以驱动众人，使必归己。天下安得不解德行而锐人事？”案卫瓘亦言：“魏立九品之制，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厉，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惟以居位为贵人。”是中正之初，尝有激扬之效，而后乃至于败坏也。然其败坏亦可谓速矣。而上之人选任之亦日轻。《晋书·李含传》：陇西狄道人，侨居始平。司徒选含领始平中正。撩傅咸表，含自以陇西人，虽户属始平，非所综悉，反覆言辞，是中正必以当地人为之也。《刘毅传》：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县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孙尹表言：“臣州茂德惟毅，裁毅不用，则清谈倒错矣。”

《何充传》：领州大中正。以州有先达宿德，固让不拜。是中正必以耆德为之也。

然《魏书·文苑传》：聿修年十八而领本州中正，则几于乳臭矣。又恩幸，如王仲兴、茹皓、趟邕、侯刚、刚子详，奄官如平季、封津，皆为中正，则正人君子，必羞与为伍矣。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京兆霸城县，故为雍州大中正。皓旧吴人，父家居淮阳，上党。既宦达，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则并籍贯而不能理矣。

于是正论湮而怨讼敌仇之事且因之而起矣。《晋书·王戎传》：孙秀为琅邪郡吏，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

刘毅论九品之弊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无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国之事，无赏罚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讼者众。听之则告讦无已，禁绝则侵枉无极。与其理讼之烦，犹愈侵枉之害。今禁讼诉，则杜一国之口，培一人之势，使得纵横，无所顾惮”。

此已为非体，然能禁其讼诉，而不能禁其私相仇。故毅又谓其“恨结于亲亲，猜生于骨肉，当身困于敌仇，子孙罹其殃咎也。”其为祸可谓博矣。此亦行法者之弊，不能尽归咎于立法也。

秀、孝为州、郡常举，晋、南北朝，亦沿汉法。后汉避光武讳，改秀才曰茂才。魏复曰秀才。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一人，或三岁一人，随州大小。并对策问。

孝廉：魏初制口十万以上岁一人，有秀异不拘户口。江左以丹阳、吴、会稽、吴兴并大郡，岁各举二人。《宋书·百官志》。

周宣帝诏制九条，宣下州郡。八曰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周书·本纪》。高齐亦下州三岁一举秀才。见《北齐书·文苑樊逊传》。

策试之法，时有兴替。《晋书·孔坦传》云：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加除署。至是，帝元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大守免官。

大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议曰：“古者且耕且学，三年而通一经。以平康之世，犹假渐渍，积以日月。自丧乱已来，十有余年，干戈载扬，俎豆礼戢，家废讲诵，国缺庠序，率尔责试，窃以为疑，然宣下已来，涉历三载。累遇庆会，遂未一试。

扬州诸郡，接近京都，惧累及君父，多不敢行。远州边郡，掩诬朝廷，冀于不试，冒昧来赴。既到审试，遂不敢会。臣愚以为不会与不行，其为缺也同。若当偏加除署，是为肃法奉宪者失分，侥幸投射者得官。王命无贰，宪制宜信。去年察举，一皆策试。如不能试，可不拘到，遣归不署。

又秀才虽以事策，亦泛问经义。苟所未学，实难暗通。不足复曲碎乖例，违旧造异。谓宜因不会，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帝纳焉。听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据此，申明试经旧制，事在建武、大兴之间。

《抱朴子·审举篇》曰：“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道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往虽暂隔，不盈百年，而儒学之事，亦未偏废。昔吴王初年，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大平已近四十年，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

自吴之亡，至大兴三年，凡四十年，葛氏此篇，当即作于建武、大兴之间。然则北方秀、孝之试，自八王构乱而旷绝，南方则晋世本未尝试也。尔后试法盖复，然亦有名无实，《五行志》：成帝咸和七年，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有麇见于前，获之。自丧乱已后，风教陵夷，秀、孝策试，乏四科之实。麇兴于前，或斯故乎？其征也。

《宋书·武帝纪》：义熙七年，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则晋末又尝旷绝矣。岂以桓玄之乱故欤？

此后清平时恒有策试之法，间亦有亲策之举，如宋武帝永初二年，齐武帝永明四年，魏孝文帝大和十六年，北齐武成帝河清二年是也。胡灵后亦尝亲策秀、孝及州、郡计吏于朝堂，见《魏书》本传。

马贵与言：“自孝文策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上亲览而第其优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无亲策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然所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覆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其视上下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

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进身者，必如此，然后为有益人国耳。”又谓：“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种也亦然。”

此论虽指贤良，然《晋书·王接传》云：永宁初学秀才。友人遗接书劝无行，接报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

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才，一皆不试。接以为恨。是凡对策者皆可极陈所见也。然观孔坦之言，则知秀才策试，亦已兼用经义，而孝廉无论矣。

《晋书·魏舒传》：年四十余，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舒不听。自课百日习一经，对策升第。其所试者，盖全为经生之业矣。

《石勒载记》言勒立秀孝试经之制，必有所受之也。其后秀才对策，又兼重文辞。南北皆然。此弊北朝尤甚。

《北齐书·儒林传》：刘昼，河清初举秀才，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马敬德，河间郡王将举其孝廉，固辞。乃诣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选。至京，依秀才策问。惟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盖儒生之于文辞，究非专长也。南朝似尚不至此。

然《梁书·文学传》谓何逊举秀才，范云见其策，大相称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合清浊，中古今，得之何生矣。”则考策者虽非徒重文辞，亦非不重文辞矣。

《江淹传论》载姚察之辞曰：“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可以见其所偏矣。遂浸成考试之法，无复谘访之意矣。

惟魏孝文大和七年诏言：“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文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所答虽不副所求，而其问之，则实得汉世策问贤良之意。盖以魏起代北，风气究较质朴故也。

言有发于千百年之前，而于千百年后之事若烛照而数计者，葛洪《选举》之篇是也。洪谓秀、孝皆宜如旧试经答策，而“防其所对之奸”。欲“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临试之时亟赋之。当答策者，皆会著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又严禁之。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又设难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试经对策虽过，岂必有政事之才乎？”而答之曰：“如其舍旃，则未见余法之贤乎此也。假令不能尽得贤才，要必愈于了不试也。自有学不为禄，味道忘贫，若法高卿、周生烈者，万之一耳。至于宁越、兒宽、黄霸之徒，所以强自笃厉，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经术自拔耳。使非汉武之世，朱买臣、严助之属，亦未必读书也。今若遐迩一例，明课考试，必多负笈千里，以寻师友；转其礼赂之费，以买记籍者。”故“试经法立，则天下可不立学官而人自勤学”。

案后世科举之利，在于官不立学，虽立亦徒有其名，而民自乡学，文教由是覃敷也。其制不足以必得才，而究愈于不试，而其试之则关防不得不严。

唐、宋、明、清之事，可以为证。而葛氏发之于千百年之前，亦可谓圣矣。何以克圣？理有必至，势有固然，察之者精，故言之者审也。汉世丞相，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中博士；三曰文中御史；四曰才任三辅令。一者德，四者才，二者儒学，三者文法之学也。德与才皆不可以言试，故左雄选孝廉之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实即四科之二三。

黄琼以雄所上专于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奏增孝弟及能从政者，则欲补之以四科之一四耳。秀、孝试经，皆即儒学，文法之学，实切于用，而魏、晋以后，选士之制缺焉，故葛氏又欲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

当时试孝廉之法，实即后世明经之科，秀才之科，唐以后虽废绝，然南北朝末，人重文辞，唐进士科之所试，实即前此之所以试秀才者也。明法之科，则即汉世丞相取士四科之三，左雄之所以试文吏，而亦即葛氏所欲举者。惜其视之大轻，故葛氏所病弄法之吏，失理之狱，仍不绝于后世也。汉时射策之法，此即后世帖经、墨义之法所本，秀才试经，或异乎此，然亦即后世试大义之法也。

孝廉之举，本重行实，魏、晋而后，仍有此意。《宋书·孝义传》，吴兴大守王韶之发教：谓“孝廉之选，必审其人。虽四科难该，文质寡备，必能孝义迈俗，拔萃著闻者”。乃察潘综、吴逵为孝廉，并列上州台，陈其行迹，则其事矣：韶之初擢逵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受，乃举为孝廉。

又郭世通，会稽永兴人。大守孟（左岂右页）察孝廉，其子原平，大守王僧朗察孝廉，皆不就，大守蔡兴宗，又欲举原平次息为望孝，与会土高门相敌。则孝廉之选，颇有不拘门第者。

故史臣谓“汉世士务治身，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也。然此言实因果倒错。核其实，盖由斯时膏腴之士，别有出身，不藉行誉，故孝义获举，偏在穷檐耳。

《自序》言：沈邵为安成相，郡民王孚，有学业志行，见称州里，邵莅任未几而孚卒。邵赠以孝廉。其所以风厉之者，可谓至矣。然《袁粲传》言：粲坐纳山阴民丁彖文货，举为会稽郡孝廉免官。

《梁书·文学传》：高爽，齐永明中赠王俭诗，为所赏，及领丹阳尹，举爽孝廉，则藉贿赂、交游而得之者，亦在所不免矣。魏韩麒麟尝以州郡贡察，但检门望为病，则拔忠孝于沟畎之中，究亦罕有之事也。

特诏选举，晋初为盛。《武帝纪》：泰始四年，十一月，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五年，十二月，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七年，六月，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八年，二月，诏内外群官举任边郡者各三人。大康九年，五月，诏内外群官举守、令之才。后世虽间有特诏，而希矣。

《成帝纪》：咸和六年，三月，诏举贤良直言之士。十一月，诏举贤良。八年，正月，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

《马隆传》云：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

兖州举隆才堪良将。此即《纪》所载五年十二月之诏也。观于凉州之役，隆诚不愧壮勇秀异之目矣。

《王衍传》：泰始八年，诏举奇材可以安边者。衍初好论纵横之术，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大守，不就。则非徒举其所知，亦且指所宜任，诚得举才之道矣。惜乎后世，此等举措不恒有也。以至孝等实行获举者，多见《孝义》等传中，此风厉之意多，求才之意少。北朝斯举亦罕。

惟魏孝文大和十九年，十月，尝诏州郡：“诸有士庶，经行修敏，文思遒逸，才长吏治，堪干政事者，以时发遣。”出于常举之外。

马贵与云：“任子法始于汉，尤备于唐。汉、唐史列传，凡以门荫入仕者，皆备言之。独魏、晋、南北史，不言门荫之法，列传中亦不言以门荫入仕之人。

“盖两汉入仕，或从辟召，或举孝廉，至隋、唐则专以科目。以门荫入仕者，皆不由科目与辟召者也。魏、晋以九品中正取人，所取多以世家为主。

“南北分裂，凡三百年，用人亦多取世族。南之王、谢，北之崔、卢，虽朝代推移，犹卬然以门地自负，上之人亦缘其门地而用之。其时仕者，或从辟召，或举孝廉，虽与两汉无异，而从辟召举孝廉之人，则皆贵胄也。史传不言以荫叙入官，盖以见当时虽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亦皆世家也。”

案《魏书·房亮传》言：其时边州剌史，例得一子出身。荫叙之法可考者，惟此而已。

刘毅病晋武卖官，钱入私门，北齐后主赐佞幸卖官，皆弊政非弊法。

惟宋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减此各有差。《南史·本纪》。

魏明帝孝昌三年，二月，诏凡能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不限多少，粟毕授官。《魏书·本纪》。

庄帝班入粟之制：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大阶，授以实官。白民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无第者输五百石，听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

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入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资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魏书·食货志》。则皆卖官之法也。

回避之法，此时仍有之。《晋书·华表传》：子廙，妻父卢毓典选，难举姻亲，年三十五不得调。此犹曰人自避嫌，法无明禁也。刘弘之受敕选补荆部守宰也，见下。以襄阳授皮初，而朝廷用弘婿夏侯陟，弘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卒以授初，则其制仍存矣。

《周书·柳敏传》：河东解县人，起家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河东郡丞。朝议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虽统御乡里，而处物平允，甚得时誉。然则统御乡里，处事易于不平，寻常选用，亦或有回避之科矣。

禁锢之科，清议特重。《隋书·刑法志》：谓梁士人有禁锢之科，亦以轻重为差。其犯清议，则终身不齿。陈重清议禁锢之科。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先与士人为婚者，许妻家夺之。

南朝惟革易之初，每加**涤。魏胡灵后之立钊，亦诏清议禁锢，悉与蠲除焉。叛逆之家，亦待诏书而免。

《晋书·忠议传》：沈劲，年三十余，以刑家子，不得仕进。郡将王胡之深异之，及迁司州，将镇洛阳，上疏言：“其门户累蒙旷**，不审可得特垂沛然，许臣所上不？”诏听之。此特免一人者也。

《宋书·孝武帝纪》：孝建二年，九月，诏曰：“在朕受命以前，犯衅之门，尚有存者，子弟可随才署吏。”则普与蠲除矣。盖所以安反侧也。

选授之权，实在吏尚。《宋书·蔡廓传》：征为吏部尚书。因傅隆问中书令傅亮：“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门郎已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厝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也。”干木羡之小字。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廓云纸尾。遂不拜。

可见吏部尚书，虽“由来与录共选”，谢庄传孝武诏语。实权皆在尚书矣。遇猜忌之主，或近习专朝，则令、录、尚书，有共失其权者。宋孝武虑权移臣下，分吏部尚书置二人。见《宋书·谢庄、孔觊传》。前废帝时，蔡廓子兴宗掌吏部，义恭录尚书，兴宗每陈选事，戴法兴、巢尚之等辄点定回换。

《梁书·王亮传》，言其建武末为吏部尚书，右仆射江祏管朝政，多所进拔，为士子所归。亮自以身居选部，每持异议。及祏遇诛，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宠，亮更弗能止。皆其事也。

山涛典选，史所称美，然又言其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问，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则逢迎人主，不任受德，亦不任受怨者耳。

《外戚传》：王蕴，迁吏部尚书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辈。蕴无所是非。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蕴辄连状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此亦山涛之类，而皆获美誉，足见毁誉多操诸庸夫之口也。北朝亦重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