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至孝文迁洛之前，仍世皆有增造。其事具见《本纪》。然平城规制，实尚简陋。
《魏书·莫含传》：含孙题，大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以题机巧，征令监之。召入与论兴造之宜。题久侍颇怠，赐死。足见其规模离邺、洛、长安犹远也，而劳民则已颇甚。
《高允传》：给事中郭善明，性多机巧，欲逞其能，劝高宗大起宫室。允谏曰：“臣闻大祖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营立，非因农隙，不有所兴。今建国已久，宫室已备。若广修壮丽为异观者，宜渐致之，不可仓卒。计斫材运工，及诸杂役，须二万人。丁夫充作，老弱供饷，合四万人，半年可讫。其所损废，亦已多矣。”
虏之滥用民力，可以见矣。孝文迁洛，用蒋少游等以司营造，然其事实未大成。
《魏书·大武五王传》：广阳王建闾之子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
《世宗纪》：景明二年九月，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坊，四旬而罢，即此事。是至世宗之时，坊里之制，犹未备也。
《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澄奏都城府寺，犹未周悉。请取诸职人及司州郡县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赎之物，绢一匹输砖二百，以渐修造。
《李崇传》：崇于肃宗时上表曰：“窃惟皇迁中县，垂二十祀。而明堂礼乐之本，乃郁荆棘之林。胶序德义之基，空营牧竖之迹。城隍严固之重，阙砖石之工。墉堞显望之要，少楼榭之饰。加以风雨稍侵，渐致亏坠。又府寺初营，颇亦壮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膳，厅宇凋朽，墙垣颓坏，皆非所谓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以臣愚量，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并减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三时农隙，终此数条。”
则洛邑工程，不徒未完，且浸有毁损矣。迁邺之役，尝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又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四十日罢，见《魏书·孝静帝纪》。
度地居氏之法，在营建新都时易，而因旧则难，以新都一切皆出新构，无毁旧之足惜；又地皆在官，易于措置也。晋、南北朝之世，在官廛里，似已不如汉代之多，故赐宅之事较少，如裴子野之藉官地以造宅者，不多见也。亭传亦已芜废，故行旅或一时无宅者，不复能如汉世之藉寓，而多以佛寺为棲托之所，如李翥，晚节贫无居宅，寄止佛寺；见《北史·李义深传》。
侯景平后，萧大圜归建康，寓居善觉佛寺是也。好兴土木者虽多，然皆徒为私计，罕能为地方为人民计者。
《梁书·良吏传》：何远在官，好开途巷，修葺墙屋。民居，市里，城隍，厩库，所过若营家焉。此等人不易多观矣。
主营造之事者，历代各有其职。
《宋书·百官志》云：材官将军一人，司马一人，主工匠土木之事。汉左右校令其任也。魏右校又置材官校尉，主天下材木事。晋江左改材官校尉曰材官将军。又罢左校令。令材官隶尚书起部及领军。此南朝司空之职也。
《北齐书·高隆之传》：领营构大将军，京邑制造，莫不由之。
《周书·窦炽传》：宣帝营建东京，以炽为京洛营作大监，宫苑制度，皆取决焉。此皆随事设职。受任之人，亦颇有克举其职者。
蒋少游事，《南史·崔祖思传》言：少游之至，祖思从弟元祖欲留之，上不从，少游果图画而归。
《魏书·李业兴传》言：迁邺之始，起部郎中辛术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创始。营构一兴，必宜中制。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今邺都虽旧，基址毁灭；又图记参差，事宜审定。臣虽曰职司，学不稽古。国家大事，非敢专之。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硕学通儒，博闻多识。万门千户，所宜访询。今就求之，披图按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召画工并所须调度，具造新图，申奏取定。庶经始之日，执事无疑。”
诏从之。则当时司营造者，已能先立图样，按图从事矣。高隆之之为营构大将军也，史称其增筑南城，周回二十五里。以漳水近于帝城，起长堤以防泛溢之患。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硙，并有利于时。可谓颇有缔造之才。
《魏书》言王遇性巧，强于部分。世宗初，兼将作大匠。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大后墓园、大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虽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驱驰，与少壮者均其劳逸。此亦强千之材。然使此等人主持工事，往往易媚上而虐下，亦不可不知也。
公家功力，往往为私人所占用。如《南史·恩幸·綦母珍之传》言：帝给珍之宅，宅边又有空宅，从取、并取，辄令材官营作，不关诏旨，其一事也。晋武帝为王沈、鲁芝立宅，皆使军人；文惠大子起苑东田，亦役宫中将吏，似能以兵代民役，然劳民之时卒多。
《魏书·成淹传》云：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合高允谏高宗之语观之，而知运转之弊已深，构造之艰，可勿论矣。而于劳民逞志之外，又或为嬖幸而役民，如《赵修传》言：修以罪徙之后，“家宅作徒，即仰停罢”是也，其厉民亦可谓深矣。
室屋固多版筑，即城郭之作，用砖石者亦少，李崇谓洛都城隍阙砖石之工是也。然砖石之工，亦不必较版筑为固。
《宋书·臧质传》言：虏攻盱眙，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不过数升。此阿利蒸土筑城，所由自诩其固也。
《齐书·州郡志》言：宋自淮北没虏，青州寄治郁州。刘善明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累石为之，可见石城转不逮版筑之坚已。其用力则当较版筑为省。
《南史·梁宗室传》：长沙王业，历位南兖州刺史，运私米僦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盖亦以其劳民者浅也。
中国长城之修筑，凡有数期。大抵北边安静时，无事于此，如清代是也。有大敌时，亦无事于此，以其不能恃此以御之也，如汉、唐之世，匈奴、突厥方张之时是也。惟有小小寇贼，释之不可，防之不胜其劳，则长城之修筑急焉。
五胡乱后，北方较大之部落，多已侵入中国，所遗皆零星小部。诸胡侵入中国后，浸失其轻悍之风，向之好侵扰人者，今转虑人之侵扰，而修筑长城之事起矣。
《魏书·本纪》：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
《天象志》云：以备蠕蠕也。是为魏修长城之始。大武帝真君七年六月，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九年二月乃罢。其时盖吴声势方盛，盖虑蠕蠕乘机入塞，故以是防之也。
大武屡出塞击敌，于长城相须尚不甚殷，至孝文迁洛以后，而情势又异矣。其时高闾上表曰：
“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
“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
“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地却敌，多置弓弩。
“狄来，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
“七月，发六部兵六万人，各备戎作之具。敕台北诸屯仓库，随近作米，俱送北镇。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领，与六镇之兵，直至碛南，扬威漠北。狄若来拒，与之决战。若其不来，然后散分其地，以筑长城。计六镇之地，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则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
“运粮一月，不足为多。人怀永逸，劳而无怨。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
宣武帝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万骑，六道并进，欲直趋沃野、怀朔，南寇恒、代。诏源怀以本官加使持节、侍中，出据北蕃，指授规略。随须征发。诸所处分，皆以便宜从事。怀至云中，蠕蠕亡遁。怀旋至恒、代，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表五十八条。
《表》曰：“蠕蠕不羁，自古而尔。游魂鸟集，水草为家。中国患者，皆斯类耳。历代驱逐，莫之能制。虽北拓榆中，远临瀚海，而智臣勇将，力算俱竭，胡人远遁，中国以疲。
“于时贤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习业，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蚕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饮血之类，鸟宿禽居之徒，亲校短长，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暂劳永逸。代表诸蕃，比因高车外叛，寻遭旱俭，戎马甲兵，十分缺八。
“去岁复镇阴山，庶事**尽。遣尚书郎中韩贞、宋世量等检行要险，防遏形便。谓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观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
“如此，则威形增广，兵势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时有小泉，不济大众。脱有非意，要待秋冬，因云而动。若至冬日，冰沙凝厉，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
《怀传》云：“世宗从之，今北镇诸戍东西九城是也。”
案魏于六镇，所集兵力甚厚，而仍不能无藉于长城，可见长城之于备御，为用甚宏。故至南北朝之末，东西分争，北戎是惧，而其功愈亟。
孝静帝武定元年八月，齐神武命于肆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东至土磴，四十日罢。明年十月，复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临履，莫不严固。
文宣天保三年、六年、八年修筑长城，与其事者，有元景安、赵郡王叡、卢询祖、张纂、阳斐等。
后主天统中，斛律羡为幽州刺史，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作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
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于翼传》云：大象初，诏翼巡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凡以防侵轶而省戍逻也。
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所发者为南汾州胡，见《韦冲传》。三年三月，城榆关。
《长孙晟传》云：开皇元年，摄图曰：“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因与高宝宁攻陷临榆镇，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
高祖新立，由是大惧。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命阴寿镇幽州，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人，以为之备。《突厥传》云：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缽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上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并。
《崔仲方传》云：高祖受禅，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
明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此时之情势，尚与周、齐时无异。其后突厥因乱，为中国所绥服，故六年二月，发丁男十一万，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之后，皆二旬而罢。遂无复劳役焉。及炀帝世，乃复有修筑之举。
大业三年六月，帝幸榆林，朝启民。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史言其死者十五六。四年三月，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七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
《五行志》言其时百姓失业，道殣相望焉。此时中国全盛，欲绥服突厥，自有其长驾远驭之规，初不必劳民以事修筑。
《宇文恺传》言：长城之役，诏恺规度，恺固善为侈大，以逢君之恶者。而贺若弼、宇文?、高颎，皆于是时见杀，苏威亦于是时免官。诸臣之获罪，夫固别有其由。然《弼传》云：弼以飨启民大侈，与颎、?等私议得失，为人所奏伏诛。
《?传》云：?言长城之役，幸非急务，有人奏之，竟坐诛死。
《颎传》云：时帝遇启民可汗恩礼过厚，颎谓大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恐为后患。”复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奏之。帝以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
《威传》云：颎、弼等之诛，威坐与相连免官。则诸人之获罪亦不能谓与修筑长城，全无关系。盖徒慕为侈大之规，而于实际有无裨益，则初非所计也。
席地而坐之风，此时盖几绝，故义宣之败，入南郡空廨，无床，席地至旦，史记之，以为罕有之事，见《宋书》本传。而胡床尤盛行。
《晋书·戴若思传》言：若思少好游侠，遇陆机赴洛，船装甚盛，遂与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据胡床，指麾同旅。
《张重华传》言：谢艾与麻秋战，下车据胡床，指挥处分。
《秃发利鹿孤载记》：吕纂来伐，使傉檀拒之。纂士卒精锐，进度三堆，三军扰惧。傉檀下马据胡床而坐，众心乃安。
《梁书·杨公则传》：大军至新林，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
《韦放传》：高祖遣曹仲宗等攻涡阳，又以放为明威将军，帅师会之。魏大将费穆帅众奄至。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三百余人。众请放突去。放厉声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于是士皆殊死战。魏军遂退。放逐北至涡阳。
《王僧辩传》：围陆纳于长沙。僧辩出坐垄上。贼党吴藏、李贤明等率锐卒千人，奄出，蒙楯直进，径趋僧辩。带甲从者，止百余人。僧辩尚据胡床，不为之动。
《南史·梁本纪》：袁粲之据石头，黄回与之通谋。皇考闻难作，率家兵据朱雀桥。回觇人还告曰：“朱雀桥南一长者，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萧顺之也。”遂不敢出。
《柳世隆传》：沈攸之先大军下，住白螺州，坐胡床以望其军，有自骄色。是虽军旅之际，亦恒携胡床也。是时众人共处，胡床盖惟尊者据之。故齐武帝在东宫宠张景真，拜陵还，景真白服乘画舴艋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大子。《南史·荀伯玉传》。
魏孝武帝与齐神武构衅，使温子升草敕，子升逡巡未敢，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北齐书·神武纪》。然此特体制所限，苟其不然，则几于无不用之者。张镜与客谈，颜延之取胡床坐听。《南史·张裕传》。刘（左山右献）游诣故人，惟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主人未通，便坐问答，可谓造次不离矣。
《魏书·裴叔业传》：叔业兄子粲，为胶州刺史，属时亢旱，士民劝令祷于海神。粲惮违众心，乃为祈请。直据胡床，举杯而言曰：“仆白君。”左右曰：“前后例皆拜谒。”粲曰：“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安有方伯而致礼海神也？”卒不肯拜。然则虽祀神，犹携胡床以行矣。
《晋书·王猛传》：猛少贫贱，以粥畚为业。尝货畚于洛阳。乃有一人，贵买其畚，而云无直。自言家去此不远，可随我取直。猛利其贵而从之。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见一父老，须发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许人。有一人引猛进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乃十倍偿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顾视，乃嵩高山也。
《隋书·尔朱敞传》：彦伯子。齐神武韩陵之捷，尽诛尔朱氏。敞小，随母养于宫中。及年十二，自窦而走。至于大街，见童儿群戏者。敞解所著绮罗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骑寻至。初不识敞，便执绮衣儿。比究问知非，会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见长孙氏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长孙氏愍之，藏于复壁三年，乃资而遣之。此二事均不足信，然可见时人之所想像，虽深山僻壤，亦有胡床也。
《晋书·五行志》谓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信不诬矣。《通鉴》胡三省《注》曰：“胡床，即今之交床。隋恶胡字，改曰交床，今之交倚是也。”梁武帝大通元年。今日举国皆用卓椅之风，实成于是时，此亦中外文化交相融洽之一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