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宋史·舆服志》曰：大祖建隆四年，范质议云：《开元礼》：武官陪立大仗，加螣蛇裲裆，如袖，无身，以覆其膊胳。
“《释文》《玉篇》相传曰：其一当胸，其一当背，谓之两当。请兼存两说，择而用之。今剧演将帅所被金银甲，即所谓其一当胸，其一当背者也。裲裆甲古既称裲裆衫，安有无身之衫乎？
“刘孝标《乐府》：裲裆双心共一抹，帕腹两边作一撮。盖一当胸，一当背，故曰双心。属合两边，以固前后；又曰帕腹，则《广雅》所谓裲裆谓之帕腹也。”
又曰：“《隋书·舆服志》：案亦当作《礼仪志》。诸将军侍从之服，一曰紫衫金玳瑁装裲裆甲，一曰紫衫金装裲裆甲，一曰绛衫银装裲裆甲，盖外著裲裆甲，内衷紫绛衫，衫制短小，为裲裆之衬，尤便捷也。《南史·齐·崔慧景传》：恭祖秃马绛衫，手刺倒敬则，直以衫代裲裆矣。古之甲，自身至要，自要至胫，分而为三，以组属之，故曰三属之甲。裲裆不殊上下，自肩直垂，此深衣之制，便于军旅者也，故曰可以武也。”
案《北史·阳休之传》：武定二年，除中书侍郎。时魏收为散骑常侍，领兼侍郎，与休之参掌诏命。齐受禅，除散骑常侍，监修起居注。顷之，坐诏书脱误，左迁骁骑将军。文宣郊天，百寮咸从，休之衣裲裆甲，手持白棓。
时魏收为中书令，嘲之曰：“义真服未？”休之曰：“我昔为常伯，首戴蝉冕，今处骁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减卿？”可见是时裲裆南北皆为武人之服。
《石林燕语》曰：“余见大父时，家居及燕见宾客，率多顶帽而系勒帛，犹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约发，号额子。处室中则去帽见冠簪，或用头巾也。古者士皆有冠，帽乃冠之遗制，头巾贱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垂绅之意，虽施之外不为简，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于礼乎？或云：勒帛不便于搢笏，故稍用背子。然须用上襟，腋下与背子垂带。余大观间见宰执接堂吏，押文书，犹冠帽用背子，今亦废矣。而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亦不同。裹贱者巾，衣武士服，而习俗之久，不以为异，古礼之废，大抵类此也。”则裲裆又变为文人之服矣。今之裲裆，北人谓之坎肩，吴语则谓之马甲，似犹溯其源而言之。
然《说文》：无袂衣谓之?，《三国·魏志·杨阜传》：阜见明帝披缥绫半袖，则裲裆之制，似又不始于武人。盖俗本有短袖或无袖之衣，武人乃仿之制为衫，又因衫而制为甲耳。短袖无袖，动作最便，亦衣服变迁，趋于简便适用之一端也。
此时衣料，絮为最贵。齐大祖为建康令时，高宗等冬月犹无缣纩，已见第一节。《宋书·孝义传》：朱百年，家素贫。母以冬月亡，衣并无絮，自此不衣绵帛。尝寒时就孔凯宿，衣悉夹布。饮酒醉眠，凯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觉也。既觉，引卧具去体。谓凯曰：“绵定奇温。”因流涕悲恸。凯亦为之伤感。
《晋书·孝友传》：王延，继母卜氏，遇之无道，恒以蒲穰及败麻头与延贮衣。《梁书·良吏传》：孙谦，居身俭素。床施蘧蒢屏风。冬则布被、莞席。夏日无帱帐，而夜卧未尝有蚊蚋，人多异焉。《魏书·高允传》：高宗幸允第，惟布被缊袍。具见绵之难得。
《宋书·孔琳之传》：琳之建言曰：“昔事故饥荒，米谷、绵绢皆贵，其后米价登复，而绢于今一倍。绵绢既贵，蚕业者滋，勤厉兼倍，而贵犹不息。愚谓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军器正用铠而已，至于袍袄裲裆，必俟战阵，实在库藏，永无损毁。今仪从直卫，及邀罗使命，有防卫送迎，悉用袍袄之属。非惟一府，众军皆然。绵帛易败，势不支久。又昼以御寒，夜以寝卧；曾未周年，便自败裂。
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于斯。愚谓若侍卫所须，固不可废。其余则依旧用铠。小小使命送迎之属，止宜给仗，不烦铠袄。用之既简，则其价自降。”
案木绵未兴以前，欲以絮纩供举国之用，其势必不能给，此绵价之所以恒贵，况又有滥用之者乎？
《魏书·焉耆传》云：养蚕不以为丝，惟充絮纩。西域诸国，酷爱中国之缯帛，而焉耆养蚕顾不以为丝，亦可见絮纩为用之亟矣。
《陔余丛考》曰：“古时未有绵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木绵作布，邱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而张七泽《浔梧杂佩》，引《通鉴》梁武帝送木绵皂帐事，据史炤《释文》：木绵以二三月下种，至夏生黄花，结实，及熟时，其皮四裂，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铤碾去其硋取绵，以小竹弓弹之，细卷为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织以为布，谓即此物。
“按史炤《释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织之布，则梁武时已有此布矣。说者谓《汉书注》孟康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贝木绵树也；《南史·林邑传》亦云：吉贝者树名也，其花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作布，与纻布不殊；是六朝以前，木绵布乃吉贝树之花所成，系木本而非草本。
“今粤中木棉树，其花正红，及落时则白如鹅毳，正《南史》所云吉贝树也。但其花只可絮茵褥，而不可织布。
“按《南史·林邑传》，以吉贝为树，《旧唐书·南蛮传》则云吉贝草缉花作布，名曰白?，《新唐书·林邑传》并不曰吉贝而曰古贝，谓古贝者草也，然则《南史》所谓吉贝之树，即《唐书》所谓古贝之草。其初谓之木绵者，盖以别于蚕茧之绵，而其时绵花未入中土，不知其为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绵树，遂意其即此树之花所织。
“逮宋子京修《唐书》时，已知为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炤北宋人，元注：见《文彦博传》。又在子京之后，并习知其碾弹、纺织之技，故注解益详。以此推之，则梁武木绵皂帐，即是草本之绵所成，而非木绵树也。
“更进而推之，《禹贡》厥篚织贝，蔡九峰《注》：今南夷木绵之精好者，谓之吉贝，则夏之织贝，亦即今草绵布，是三代时已有之矣。案此说之不确，自不待辩。
“其见于记传者：《南史》姚察，有门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此物吾无所用。白乐天《布裘诗》云：桂布白似雪。又《以布裘赠萧、殷二协律诗》云：吴绵细软桂布白。曰桂布者，盖桂管所出也。孙光宪《南越诗》：晓厨烹淡菜，春杼织橦花。元注：草绵亦名橦花。李琮诗：腥味鱼吞墨，衣裁木上绵。东坡诗：东来贾客木绵裘。以及《五代史》：马希范作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绵。《宋史·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出自妇人。皆此物也。然则绵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庄谓元初始入中国？
“盖昔时绵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观姚察门生所送只一端，白乐天以此送人，并形之歌咏，其为罕而珍重可知。逮宋末元初，其种传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
案门生以南布送姚察，事见《陈书》察传。云：尝有私门生，不敢厚饷，止送南布一端，花练一匹。察谓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綀，此物于吾无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烦尔。”此人逊请，犹冀受纳。察厉色驱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馈遗。门生献媚，固事所恒有，然既明言不敢厚饷，则其物必非甚贵可知。
《梁书·武帝纪》，称帝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亦以为俭德，非以为侈而能致异物也。
《海南诸国传》云：林邑，男女皆以横幅吉贝，绕要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缦。狼牙修，男女皆以吉贝为干缦。婆利，国人披吉贝如帊，及为都缦。
然则《扶南传》言：范寻令国内男子著横幅，横幅今干缦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其所谓布，亦必吉贝所织矣。《渴槃陀传》云：衣吉贝布，则其流传已及西域。《晋书·王戎传》：南郡大守刘肇，赂戎筒巾细布五十端。巾，元板作中。《十七史商榷》云：“筒中布名，《后汉书·王符传注》引扬雄《蜀都赋》曰：筒中黄润，一端数金，作中是。”
此亦绵布也。更证以《史记·货殖列传》：番禺为果、布之凑，布亦疑是绵布，则其入中国实已久。然越五岭而北者卒少；即交、广亦罕事种植、纺织；固知文明之传播，自有其时，时未至不容强也。
衣服材料最奢侈者，为销金及织成，时遭禁止。《通鉴》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注》云：“炫金，今之销金是也。”晋成帝咸康二年，石虎以女骑千人为卤簿，皆著五文织成靴。案事见《晋书·载记》。《注》云：五文，五色成文也。《广雅》曰：天竺国出细织成。《魏略》曰：大秦国用水羊毛、木皮、野茧丝作织成皆好。”则织成初来自西域，而中国仿为之也。切于民生日用者，绵、麻之外为毡，北人多用之。
《晋书·慕容熙载记》：熙将以慕容隆妻张氏为苻氏之殉，欲以罪杀之，乃毁其襚，靴中有敝毡，遂赐死。
《北齐书·赵隐传》：即赵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隐靴无毡，衣帽穿弊。子如给之。用为尚书令史。可见作靴无不用之。即南人亦有以之御寒者。
《梁书·江革传》：谢朓尝宿卫还过候革，时大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所著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是也。
《北史·文苑传》樊逊兄仲，以造毡为业，可见其为用之广矣。卉服，野人亦间有用之者。
《晋书·隐逸传》：孙登，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
《魏书·逸士传》：郑修，少隐于岐南山谷中，耕食水饮，皮冠草服。是其事。御雨之具，谓之黄油。张稷等弑齐东昏，以黄油裹其首，送诣石头。
《通鉴注》曰：“黄绢施油，可以御雨，谓之黄油。以黄油裹物，表可见里，盖欲萧衍易于省视也。”
《隋书·炀帝纪》：帝为晋王时，尤自矫饰。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乃令持去。即此黄油所为矣。
《抱朴子》言其为囊可以盛酒，则其制颇工矣。
虏起北方，本皆编发、左衽，故中国人号为索虏。其稍事改革，则起于道武之朝，而成于孝文之世。《魏书·礼志》：“大祖天兴六年，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至高祖大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孝文时议改服制，蒋少游、刘昶等实与其事。
《魏书·阉官·张宗之传》云：始宗之纳南来殷孝祖妻萧氏，刘义隆仪同三司思话弟思度女也。多悉妇人仪饰、故事。大和中，初制六官服章，萧被命在内，豫见访采，数蒙赐赉。此又参虏制作之一人也。
《献文六王传》：高祖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任城王澄传》云：高祖还洛，引见公卿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犹少于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丧邦，斯之谓欤？可令史官书之。”其改革之心，可谓至切。然制衣冠与伪大子询，询即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
《齐书·魏虏传》。
出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帝与从官，皆胡服而骑。《魏书·自序》。齐文宣末年，亦数为胡服，微行市里。《隋书·五行志》。彼其习所便安，固未易以卒革也。
《北齐书·王綋传》云：綋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五，随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
尚书敬显俊曰：“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綋进曰：“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赐以名马。可见左衽之习，至南北朝之末而未变也。褚緭之嘲魏人曰：“帽上著笼冠，袴上著朱衣。”则即其仿效中国时，亦不免南北杂糅，非驴非马也。周武帝保定四年，初令百官执笏，见《纪》。《齐王宪传》：宪死时掷笏于地。似有志于仿效中国。
然建德三年正月，初服短衣，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试以军旅之法，纵酒尽欢。见《纪》。《隋书·礼仪志》云：“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则其积习亦未能遽变。
直至宣帝大象元年，受朝露门，乃用汉、魏衣冠焉。亦有处腥羶之朝，守儒雅之俗者，《隋书·李礼成传》言：周时贵公子皆竞习弓马，被服多为军容，礼成虽善骑射，而从容儒服，不失素望是也。被服本各从所便，彼此不足相非，然当两民族相争之时，亦或视为民族性之所寄。一切改而从人，则浸忘其故。故雄猜之主，往往欲举所征服之族之习尚而尽变之。
清人以酷法迫汉族剃发易服，盖为是也。齐王融言：“中原士庶，虽沦慑殊俗，至于婚、葬之日，犹巾褠为礼。而禁令苛刻，动加诛轘。”
夫不获申其志于平日，而犹存其礼于婚丧之时，此亦清世明之遗民，所谓“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意欤？
婚姻者人伦之始，丧葬者人事之终，于此而寄其微意焉，何其悲也？
虏乃于此加以诛夷，其用心又何其刻也？谁谓浅演之族而不知猾夏哉？
晋世杜预创短丧之说，为礼家一重公案，今于此附论之。预之议，因武元杨皇后崩大子应否终服而发。谓天子诸侯，事异士庶，不得以服丧而废事，当遵魏氏既葬而除之典，以心丧终三年，古谅阴即心丧之谓也。其说详见《晋书·礼志》。
议礼之家，多以预为薄，甚且诋为名教罪人。然行礼者不惟其名惟其实，三年之丧，或可行于邃古，而必不能行于后世。何者，生活异，则人情因之而异也。观儒书言能行之者之少，而知其时之习俗，已不相容，况秦、汉而后乎？夫衰麻哭泣，丧之文也，不饮酒食肉居于内，丧之实也，后世之士大夫，执亲之丧，孰不饮酒食肉居于内？亦曷尝衰麻在身？较之杜氏谓天子犹当以心丧终三年者，为过薄矣，而敢议杜氏乎？即不论此，亦可行乎平治之世，而不可行于丧乱之时；可行于贵富之家，而不可行于贱贫之子。
“不言而事行者，扶而后能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后能起；身自执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儒家固自言之矣。
《宋书·礼志》引《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杖，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此即墨者薄葬之论。儒家力攻墨氏，然事势所迫，却有同于墨氏而不自知者。
《记》曰：“久而不葬者，惟主祭者不除。”魏氏东关之役，失亡尸柩，葬礼无期，遂不得不制令释服，使其子弟不废婚宦，《晋书·礼志》。江左亦不得不申明其制矣。见《陈书·儒林·沈洙传》。
善夫！郑鲜之之言之也，曰：“求礼当先远大。沧海横流，家国同其沦溺。若不仕也，则人有余力，人有余力，则国可至乎亡，家可至乎灭。当斯时也，匹妇犹忘其身，况大丈夫哉？”《宋书》本传。夫亦安得因丧而废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