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北朝时，豪族贵人，可谓极其奢侈，问其财自何来，则地权之不均，其大端也。近人钱氏穆曰：汉世租额，系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魏、晋租额，则《晋书·傅玄传》言：玄于泰始四年上便宜，云：“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
又《慕容皝载记》：皝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记室参军封裕谏，谓“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是魏、晋收租，以什六、什五为常，什七、什八为酷，盖私家租额本如是，官乃从而效之也。
至一人所种田数，及其所入租数，则可据屯田之制推之。《三国·魏志·邓艾传》，载艾策屯田之语曰：“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计除众费外，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四万人岁完五百万斛，是人岁输百二十五斛，此盖取其全数。《宋书·良吏·徐豁传》：豁为始兴大守，上言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魏李彪请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事在大和十二年，寻施行焉，见《魏书·食货志》。则半取之也。王莽谓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是时之政府，实自为豪民也。盖大乱之后，农民无所托命，不得不依附豪强，豪强遂因而虐取之，田虽非其所有，而取之遂同于其所有。至于屯田，则政府将无主之田，收为己有，分赋军人耕种，土地之所有权，又移于政府手中，故其取之又同于私租也。
晋武平吴，制户调之式。《晋书·食货志》述其制云：“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占田合百亩，即古一夫百亩之制。其外二字，承上绵、绢之输而言，乃百亩之内以七十亩为课田，非百亩之外别给以七十亩，此仍是十七之税。其时又有官品占田之制：品第一者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族，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见第十八章第四节。东渡后仍袭其制。
《隋书·食货志》谓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客皆注家籍。此非授强宗豪旅以私占之权，乃括其先已私占者以归于公，而为定一私占最多之数耳。此时租税：《晋书·食货志》云：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亩税米三升。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孝武大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已下，口税三斛。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亩税三升，为十分取一，则口税三斛，乃视为有田百亩。然王公有田必不止此数，其取诸佃户者，亦必不止什一，则仍获邀宽典也。
魏之所以救是失者，则为孝文时所行均田之制。《魏书·食货志》云：“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诸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诸还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诸土广民希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诸地狭之处，有进丁授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
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惟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大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此为井田废坠以后疆理土田之一大举。其所由然，则与豪强争民也。
均田之制，与三长并行。三长之制，《食货志》述之云：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大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之一等。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案人帛四分之一匹，则一丈。粟五斗。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案人帛八分之一匹，则五尺，粟二斗五升。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案耕牛一头，所出当奴婢一口所出十之四，则为帛二尺，粟一斗。《晋书·食货志》：杜预上疏，请分典虞、右典牧种牛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所分兼及士庶，必无全取之如前所言为百二十五斛之理。以六十斛计，则牛力五倍于人矣。故魏之所取于耕牛者至薄也。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案未娶者四之一则一丈，奴婢八之一则五尺。牛二尺。大率十匹为工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民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
书奏，诸官通议，称善者众。高祖从之。于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诏曰：“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赋税齐等，无轻重之殊。力役同科，无众寡之别。虽建九品之格，而丰埆之土未融。虽立均输之楷，而蚕绩之乡无异。致使淳化未树，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怀深慨。今改旧从新，为里党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烦即简之要。”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
《冲传》云：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大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不以为然。大尉元丕，则谓：“此法若行，公私有益。”而众又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旧未分，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冲曰：“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又驳之。大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群议虽有乖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议。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案《食货志》言：大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如所言，以依旧制而征敛倍于公赋计之，包荫之家，可赢得帛七匹，絮四斤，丝二斤，粟四十石。若如新制所收，除完官调外，尽入包荫之家，则包荫三十家者，可得帛二十六匹半，粟四十石；包荫五十家者，可得帛四十六匹，粟八十石，宜乎其富厚矣。此均田之制，所以为与豪强大争其民也。
《李安世传》载安世疏曰：“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陵，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陵夺矣。”
《传》云：“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案均田之制，在大和九年，三长之立，在其十年二月，《疏》云三长既立，而《传》云均田之制起此，似乎有误。窃疑此《传》所云均田，非指九年定制，乃三长既立，民返旧墟，豪强不便而扞格之，犹欲肆其侵陵劫假之旧，安世乃复以为言，魏朝从之，立为年断，使事久难明者，悉属今主，俾贫民亦有田可耕，以是谓之均田也。世皆谓西晋户调之式，元魏均田之法，惟大乱之后，土田乏主，乃可行之。
今观魏之授田：一夫一妇，不及百亩，必土广民希，乃许随力所及；狭地则有以桑田为正，不给倍田，人别减受之法；即未至此，而同时授田，亦必先贫后富；可见中原之地，闲土无多。盖其所授者，本即其人之所耕，特其所属，并不分明，豪强获倍赋之利，则听其耕种，及其不获包荫，则将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而争之，以如是而获直，则田复为其所有，而可遂其侵陵劫假之私也。然则均田制之所为，不过于细民所耕种者，确定二十亩为其所有，此外又给之以四十亩，俾免其求乞于豪强耳。此均田之制，所以为与豪强大争其民也。
然政府于豪贵之多田者，亦不夺之。钱氏又云：“丁牛有限，而奴婢无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千亩外。又北齐河清三年，令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案亦见《隋书·食货志》。据此以推元魏，可见奴婢受田者之多；且北齐尚有限制，而元魏则无之。
又《常爽传》谓三长皆豪门多丁为之，则政府之于豪强，虽夺其隐蔽私敛之权，初未尝使之屈居人下也。”虽与豪强大争其民，而其行之初不甚激，此其所以不至激成相抗之局欤？然举数百年来私擅于豪强之土地、人民而悉出之，终不可不谓之贤矣。以上引钱氏之论，见其所著《国史大纲》第十九、第二十两章（商务印书馆本）。惟皆系推衍其意，非录元文耳。
《颜氏家训》谓北土风俗，率能恭俭节用，以赡衣食，盐井而外，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已见上节。又云：“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奉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种，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涉务篇》。然则江南士夫，其于田业，实远在北方之下。《南史·江秉之传》：人有劝其营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禄之家，岂可与农人竞利？”即之推之说之证也。前节所引沈庆之、虞悰等善于经纪者，盖不多观矣。
然虽不自经纪，而务广其封略者仍不少。《梁书·后妃传》：天监十一年，高祖于钟山造大爱敬寺。大宗简皇后王氏父骞，旧墅在寺侧，有良田八十余顷，即晋丞相王导赐田也。高祖遣主书宣旨，就骞求市，欲以施寺。骞答旨云：“此田不卖。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对又脱略。高祖怒，遂付市评田价，以直逼还之。此其一事。
此或出于保守先业之意，然亦有借以营利者。《晋书·李班载记》：班以“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殖无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雄纳之。《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诏谓：“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此即所谓豪强侵陵，分田劫假者。
故虽不能自行田作，而以贵势逼夺民地者仍有之。如颜延之启买人田，拒捍余直，垂及周年，为尚书左丞荀赤松所奏是也。大抵膏腴之地，争夺者多，贫瘠之区，则又皆弃而不顾。孔灵符以山阴土地褊狭，民多田少，表徙无赀之家，见第十七章第四节。而江夏王义恭谓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义恭以是驳灵符，适足证山阴之田，尽为豪富所擅耳。《晋书·隐逸传》：郭翻家于临川，居贫无业，欲垦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后乃作，又可见荒瘠之区之无人过问也。
土田而外，豪富之于山泽，占据尤多。《晋书·职官志》言：“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始平之竹园，别都宫室、园囿，皆不为属国。”则山泽之不容封禁可知。此等禁令，历代有之。如《元帝纪》：建武元年七月，弛山泽之禁；《安帝纪》：义熙九年四月，弛湖池之禁皆是。
《宋书·武帝纪》：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即义熙九年事也。先一年，武帝至江陵，下书曰：“州、郡、县屯田、池塞，诸非军国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罢之。”其整顿不为不力。然文帝元嘉十七年诏言：“山泽之利，犹或禁断。”则禁令等于具文矣。
《宋书·羊玄保传》云：玄保兄子希，大明初为尚书左丞。时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左火右气）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有司检壬辰诏书：“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臧一丈以上皆弃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常（左火右气）（左火右虑），种养竹木、杂果为林；及陂湖江海，鱼梁、??（上此下鱼）场，常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缺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犯者水、土一尺以上，并计臧依常盗律论。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从之。此制可谓极其迁就。
然大明七年七月诏言：“前诏江海、田池，与民共利，历岁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有司严加检纠，申明旧制。”则犹之具文也。齐高帝初即位，崔祖思陈政事，即以“时罢山泽之威禁，深抑豪右之专擅”为言。建元元年四月，诏：“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大官池籞，官停岁入，优量省置。”郁林王之立，亦省御府及无用池、田、邸、冶。梁武帝天监七年，有“公家屯戍，封（左火右气）者悉开常禁”之诏。大同七年，又“禁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越界禁断”。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然凡所禁止，实多成虚言。
《晋书·刘弘传》：旧制，岘、方二山泽中，不听百姓捕鱼。弘下教曰：“《礼》名山大泽不封，今公私并兼，百姓无复厝手地，当何谓邪？速改此法。”《王湛传》：子承，迁东海大守。小吏有盗池中鱼，纲纪推之。承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邪？”承族子峤，王敦请为参军。敦在石头，欲禁私伐蔡洲荻，以问群下。时王师新败，士庶震惧，莫敢异议。峤独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若禁人樵采，未知其可。”敦不悦。
《梁书·傅昭传》：出为临海大守。郡有蜜岩，前后大守，皆自封固，专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与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陈书·宗元饶传》：迁御史中丞。时合州刺史陈裒，臧污狼籍。遣使就渚敛鱼，又于六郡乞米。元饶劾奏之。《南史·任昉传》：出为新安大守。郡有蜜岭及杨梅，旧为大守所采。昉以冒险多物故，即时停绝。吏人咸以百年未之有也。此官吏之固护者也。
《晋书·刁协传》：刁氏素殷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宋书·蔡兴宗传》：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又幸臣近习，封略山湖，妨民害治，兴宗皆以法绳之。
《孔灵符传》：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而灵符答对不实，坐免官。
《谢灵运传》：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大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大守孟（左岂右页），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兴岯蝗湖为田。（左岂右页）又固执。灵运谓（左岂右页）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左岂右页）信佛。言论毁伤之。与（左岂右页）遂构仇隙。
《梁书·顾宪之传》：行婺州事。时齐司徒竟陵王，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宪之固陈不可，言甚切直。王答曰：“非君无以闻此德音。”即命无禁。此贵豪之固护也。南方如是，北方亦然。
《晋书·石季龙载》记言：季龙解西山之禁，蒲苇、鱼、盐，除岁供之外，皆无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规占山泽，夺百姓之利。又《慕容（左日右韦）载记》言：慕容评性贪鄙，障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苻坚载记》言：坚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姚兴载记》言：兴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群臣咸谏。兴曰：“能逾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损有余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齐文襄秉政，亦禁贵豪之家，不得占护山泽。可见其情形与南方无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