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让“孙十万”一战成名的合肥之战，一直是许多三国历史和军事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战役。不过对于整个第二次合肥之战的评价，很多人都往往简单地将其评价为张辽勇武过人，而孙权就是个“菜鸡”，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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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真实历史上的整个合肥之战和《三国演义》中的“张辽威震逍遥津”还是有差别的。

逍遥津之战，严格来说只能算是张辽、孙权合肥之战的一部分。整个合肥之战实际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孙权带兵抵达合肥，然后遭遇张辽突袭；第二阶段是孙权指挥围城；第三阶段是孙权撤军；最后一个阶段是张辽对孙权再次发动突袭，也就是赫赫有名的逍遥津之战。

另外，我们常说张辽是“张八百”，并不是张辽真的就带着八百人冲出去，直接把孙权的十万大军打到崩溃。甚至如果真的深扒一下张辽的战绩，虽然在孙权围城前的突袭中，他一举“冲垒入，至权麾下”，但也不是真的干掉了孙权，造成的伤亡相较于孙权的十万大军来说，也仅仅只是九牛一毛的程度。

不过，倒也不是说这一战对于合肥守军没有任何意义，毕竟这一战让合肥城内的守军士气大振，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挫败了孙权军队的士气。加上孙权军队“会疫疾”的情况，使得孙权仅仅围城十余日，便选择退兵而走。

换言之，其实真正给孙权一方带来重大损失的，还是孙权在撤军时发生的逍遥津之战。

不过就算如此，逍遥津之战也不是像《三国演义》中说的，张辽、乐进带兵把孙权十万军队包围。当时张辽敢于出击的最大原因，实际上是孙权自己军队在撤退时，主力和孙权等高级指挥将领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根据《三国志·凌统传》记载：“时权彻军，前部已发，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

结合后面孙权等人在遭到张辽袭击后，“权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的情况判断，整个逍遥津之战的完整情况，很有可能是孙权带领凌统、甘宁、吕蒙等高级将领亲自殿后，以确保主力部队安然撤退时，这支负责殿后的将领团因不明原因与主力部队发生了脱节，导致张辽趁机出击，试图将孙权的殿后部队吃掉。而且从整个逍遥津之战的情况来看，可能孙权带的这些留在津北的兵力还要少于合肥守军，以至于张辽能够一边攻击，一边迂回到孙权军队后方，拆除了孙权撤退必经的桥梁。

有关逍遥津之战其实很多人还有两个误区，第一个是：并没有证据证明，张辽在逍遥津之战中，知道孙权也在殿后的军队中，以至于在战后还要询问被俘吴兵才得知孙权也在其中，“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第二个是：孙权在战斗中，也并非真的是个窝囊废，张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孙权就有“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的评价。

总的来说，在这场合肥之战中，张辽因为精准的时机把握和大胆的作战方针，让他在合肥城下大放光彩。而对于孙权来说，虽说在张辽偷袭时他被打得“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后面又有逍遥津之战的惨败，但从实际损失来看，由于他及时撤军，反倒损失不大，而这也保证后来他和曹操的濡须之战能够以平手的结局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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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可能会有人好奇，最后的逍遥津之战，肯定是孙权的指挥失误导致的结果，这没话可说，但之前孙权还被张辽的八百人给撵到了山上，这到底是孙权自己太菜还是张辽太猛？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整个合肥之战中，最具有军事讨论价值的地方。

这样的战例，除了张辽这一次之外，还有很多，比如在接下来几乎是经典复刻的濡须之战中，甘宁对曹操的百骑劫营便是如此。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类似的，比如明末的松锦之战后期，明军将领曹变蛟趁清军移动营地，对皇太极大帐进行的夜袭。国外战争中也有这样的战例，比如1676年到1681年的第一次俄土战争中，易卜拉欣·帕夏率领奥斯曼军队远征莫斯科和哥萨克联军控制下的奇吉林，结果在扎营时也遭到哥萨克人主动出城袭击。

能有这样一抓一大把的战例，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战术存在某种非常普遍的可行性。究其原因，倒不是说自古中外都不乏猛人，而是对于几乎所有国家地区的军队来说，从行军状态往驻扎状态转换，或者是像松山围攻战那样进行营地移动时，整个军队就像褪壳时的螃蟹一样脆弱。

对此，古人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用来描述军队这种状态下的成语——立足未稳。古代军营驻扎时，虽说一些重体力工作可以由征调的民夫之类来完成，但考虑到设立容纳上万甚至几万士兵的营地，而且还是要为了长期围城战做准备的营地，所需要的工作量虽然不比建造一座城市，但也绝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

不仅防御工事的建造需要时间，还涉及大军每队士兵自己的营地位置和物资分配，这些对于上到主将，下到基层军官，都是工作量极大、需要消耗大量精力的事情。至于士兵们，军队行军的疲劳和物资分配等问题，都会导致他们出现注意力涣散的情况。在这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军队对于突袭的防备机制减弱，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能不能袭营是一回事，效果会怎么样就是另一回事了。为了追求突袭的突然性，守城方肯定不可能携带太多的兵马。除非守城方的士气极端低落，想要将突袭的效果最大化，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对敌方的重要设施进行破坏或者对主将进行斩首战。当然，就算是敌军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这样的要害之处还是会被优先保护，因此这种突袭就像前面举的这些例子一样，大部分都还是在心理上震慑敌军，同时提升己方的士气。

不过这种心理战的成果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其实也要分情况。如果敌方像孙权打合肥那样，根本没打算长期作战，只是想捞一把就跑，那这种心理上的震慑还是比较有效的。但如果敌方像皇太极围攻松山那样，已经做好要死磕到底的准备，那这样的突袭所能带来的心理优势，在长期围困中还是很容易被抹平的。

更关键的是，虽说有理论上的可行性，劫营这种事风险依然非常巨大。在行动中，将领必须要有非常好的作战节奏和时机把握能力，毕竟不管之前攻城方处于什么状态，一旦遭到劫营，除非本身就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否则军队的指挥系统都会迅速运转起来开始迎敌。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指挥劫营的将领必须在尽量少的损失下，获得一定战果后迅速跑路。一旦劫营部队出现重大损失，或者是指挥劫营的将领战死，就会给城内的守军带来重大打击。

除了围城战开始之前，另一个实行劫营作战战术的好机会，就是像张辽的逍遥津之战时那样，在围城一方决定放弃围城，准备撤军离开之时。

究其原因，这一时期的围城战在指挥调度方面，不仅要面对和建造营地时同样的混乱，而且要处理各个方向围城部队的调度，确定撤退顺序，安排断后部队，这些都是工作量极大且难度极高的。尤其是最后的断后部队布置，如果对城中守军现存战力没有清楚的评估，就很容易在最后阶段被守军反戈一击。

考虑到这一时期围城方因为长时间的围城战，大多会出现士气低迷的情况，这一阶段的劫营所能达到的效果，往往可谓是成“吨”的伤害。

总的来说，合肥之战中张辽的勇猛的确值得称道。但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张辽的成功也是在种种巧合下所达成的，所以因为这件事就说东吴一方的人都不行，就有点矫枉过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