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可以说是明亡清兴中的转折性大事件。如果没有这一事件，李自成未必不能在山海关挡住清军，之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可能完全不同。那么，吴三桂究竟为什么要引清兵入关呢？难道真是如一些文艺作品里所说，是为了陈圆圆，“冲冠一怒为红颜”吗？

很多人都知道，在崇祯时期，吴三桂是辽东总兵。但明末的辽东地区其实有诸多总兵，吴三桂只是其中一员，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他已经是仅剩的，同时也是官阶最高的总兵。总兵之职，只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因为辽东总兵只是个地区总兵，地区总兵的上司既有正二品的巡抚，也有一品的总督。所以，在被封为平西伯之前，吴三桂有两个有调兵权的上司，分别是蓟辽总督兼兵部尚书王永吉和辽东巡抚兼都察院右佥都御使黎玉田。

崇祯十七年三月四日，崇祯帝下诏升吴三桂为平西伯，唐通为定西伯，左良玉为宁南伯，黄得功为靖南伯，并命令他们尽快进京勤王。其中唐通的军队投降了李自成，左良玉与黄得功等关内军队在之前的作战失利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与大顺军交战，在大顺军攻占北京城之后，也没有前去救援。到了三月六日，崇祯帝接到奏报称太原、宁武关、雁门关等地都被攻破，山西已经“沦陷”。此时，崇祯帝才明白，再不调关外军队勤王，北京城就保不住了，于是当天下诏：王永吉总督关外军队与吴三桂一起弃守宁远，迁徙边民，进京勤王。

二十日，王永吉率领的辽东军先头部队来到了离北京城还有数百里之遥的丰润县。而就在一天前，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已经攻陷了北京城。二十三日，王永吉在蓟镇盘山听到北京的剧变后，开始返回。二十四日，已经抵达永平的吴三桂也得到了北京城沦陷的消息，于是一面派人回京打探详细情况，一面继续前行接应王永吉的部队。二十九日，吴三桂的家将傅海山冒死从北京城逃出赶到了玉田，向吴三桂回报了北京城中发生的一切。至此吴三桂和王永吉终于确信了崇祯皇帝已经殉国，百官纷纷投靠李自成，而且大顺军还在北京城内拷掠追赃，就连吴三桂之父吴襄也遭到了拷打，吴家也被抢走五千两白银。这让吴三桂大为震怒，于是他当场发誓：“君父之仇，必以死报。”

四月初一，黎玉田收到消息称清军进驻了已被放弃的宁远，且有南下的迹象，于是他派人通知了王永吉与吴三桂。王永吉和吴三桂在初五早上一抵达山海关，就与黎玉田、高第等人商议今后的去向，下午商议结束以后，王永吉决定联络史可法，让其北上和辽东军一起收复北京。就在当晚，李自成的招降使者唐通与左懋泰、张若麒也赶到了山海关。

面对李自成突如其来的招降，众人又商议了一番，决定拒降，要做“忠臣”，所以王永吉按原计划南下联络史可法，等其北上后，吴三桂再率辽东军西进，一起夹击李自成，从而收复北京。为了拖延时间，他又派黎玉田为使者前去北京假意与李自成谈判，要其保证不侵犯此时山海关众人的利益。只是王永吉与吴三桂没料到的是，黎玉田居然在北京城里投降了李自成。

黎玉田为什么会投降呢？这是因为，辽东地区官位最大的原本是蓟辽总督王永吉，其次是辽东巡抚黎玉田，最后才是辽东总兵吴三桂。但是，去年九月最后一次宁远大捷后，原本只是宁远总兵的吴三桂不仅升任辽东总兵，更是把辽东军变成了“吴府兵”，只是在名义上还须受两位文官的节制。吴三桂一介武人居然一跃超过了两位文官，成了辽东的“老大”，王永吉和黎玉田反倒成了吴三桂的“幕僚”，而“幕僚”按照官位来说，王永吉是首席，黎玉田只是次席。黎玉田对于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心怀不满。

李自成的招降使团来了以后，与吴三桂同为伯爵又是旧识的唐通，不仅给吴三桂送去了四万两白银，还带去了家信，山东籍的张若麒和左懋泰也与曾是山东巡抚的王永吉是旧识，唯有黎玉田遭到忽视。而黎玉田在前往北京城谈判时也意识到，一旦日后李自成知道自己此番是假谈判，自己肯定是死路一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身为陕西人的黎玉田借着去北京城谈判的机会投降了大顺，并给李自成带去了众多情报，最终也间接促使了李自成发兵山海关。

再说吴三桂与王永吉两人为什么会拒降。如前文所说，他们被北京城中发生的“追赃”事件激怒了，而且，如若投降李自成，还会触怒山海关的当地官绅。要知道自明王朝开朝以来，山海关当地就囤积了大量的物资。如果辽东军此时投降大顺军，就等于把这些物资白白送给了大顺军，这是山海关的官绅包括吴三桂本人所不能接受的。

但是这就意味着会彻底激怒李自成。大顺军从陕西一路攻到北京城，大半个北方都抵挡不住，如果李自成真率大军前来，区区一座山海关能在南方的援军赶到前挡住大顺军吗？

因此，就在这一天，原属辽东军监纪同知的童达行向吴三桂提出了向清军借兵为崇祯复仇的献议，但是此事毕竟事关重大，借兵剿贼如果成功，吴三桂可以成为明代的申包胥、郭子仪，但是万一成了石敬瑭，这个责任谁来负？

说到底，此时身怀崇祯诏书的吴三桂在三月十九日以后就在事实上成了明王朝在整个北方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他只是个名义上的“平西伯”，缺乏政治经验的他对这等大事根本茫然无知，必然只能咨询他的“幕僚长”王永吉。而政客出身的王永吉则一边与众人商讨，一边等待消息。在五天之内，王永吉不断接到北京城内官绅被“追赃”和清军将要举兵南下的消息。原本还只是想南北夹击李自成的吴三桂与王永吉，在四月十日得到清军南下的确切消息后，终于同意了童达行的献议，在四月十一日以吴三桂的名义向大清发出了一份“请兵书”，希望清军可以绕道长城西面三路夹击李自成。同时，在北京以东至山海关一线发布昭文，内容大致为：“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

王永吉在其中耍了个心眼，他只以吴三桂的名义提出“请兵”。如果事情成功，那身为幕僚长的王永吉说不定也能封个伯甚至更高的爵位，从而能成为申包胥与郭子仪；但若事情失败，那成为石敬瑭的也只是吴三桂。换句话说，有功就是他王永吉的，有罪就是吴三桂的，此举也能看出王永吉的确是个官场好手。更可恨的是，直到四月十七日，得知多尔衮改变了进兵路线以后，王永吉才以见史可法的名义去南方寻求援军，而事实上，他是将所有的烂摊子留给了吴三桂。就这样，吴三桂可以说是稀里糊涂地被赋予改写历史的机会，在即将到来的决战中变成了大顺军与清军举足轻重的砝码，也成了引清兵入关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