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及古代的各类大型活动，尤其是涉及皇室参与的大型活动，那么围猎绝对算得上是出镜率极高的了。不过，虽说古代娱乐活动远不如现代丰富，但像围猎这种能够持续两千多年，直到清末都让皇室乐此不疲的活动，却也绝对是少数。那么围猎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如此长盛不衰呢？

要说明围猎为何如此兴盛，就必须先理解它到底是要干什么。围猎既然带有个“围”字，那么显然这项活动肯定是一项多人运动。具体来说，围猎就是通过包围的方式，将一个地区的野兽驱赶到一处，然后再进行集中射杀。

这一过程虽然听起来并不比那种一个国王、一根长矛、一壶酒再加一头野猪的狩猎更加刺激，但是对于围猎的最高指挥者来说，像这样指挥一场大型围猎，就相当于指挥了一场“战争”。比如清代著名的“木兰秋狝”，在围猎的过程中，首先会由专门负责侦察的士兵在围猎地寻找兽群，然后由管围大臣率领骑兵将有兽群活动的区域包围，并逐渐收缩范围。当兽群最后集中到一个相当小的区域之后，再由皇帝首先射猎，接着皇子和王公大臣们根据等级依次射猎。最后，士兵再一拥而上，对兽群进行大规模猎杀。

这种有着固定流程的大规模狩猎，不仅可以锻炼士兵们的骑射能力，同时，在古代没有军校来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情况下，这种围猎无疑给那些只有理论知识的王公贵族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实操指挥机会。除此之外，在像辽代的“四时巡狩”和清代的“木兰秋狝”活动中，会有大批显贵和士兵离开京城，此期间的人员调度等工作，也为君主提供了一个实际审查官员或者皇子能力的宝贵机会。

不过，要是觉得围猎的作用仅仅就这些，那也有些太过小看这一古老活动了。实际上，古代无论中原王朝还是游牧民族国家，围猎除了是一种不以人为目标的低强度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外，还具备众多政治上的功能，而这恰恰也是围猎这一活动能有如此旺盛生命力的原因。

围猎的政治作用最显著的就是作为一种“秀肌肉”的力量展示。比如《周礼》记载，周朝就将围猎（当时称之为“田狩”）纳入军礼“大田”之中，这除了能对军队和军官的指挥能力进行训练外，还能震慑各个诸侯国，以维持周天子的权威。

与中原王朝的“田狩”不同，游牧民族的围猎除了是君主“秀肌肉”的行为，更是中央政权与其他部落进行联动的重要舞台。除了少数像辽国、西夏这样的控制了城镇和农业耕地的政权以外，大部分游牧政权其实都没有完整的官僚体系。因而，他们的政权构造，大多都是以某一强大部族为纽带的部族联盟政体。在这种情况下，游牧君主想要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亡国之君，除了要保证自己的武力值长盛不衰外，如何协调好各部族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当然，如果只是要解决日常事务，那么还可以简单地将各部首领召集到汗帐开会；但如果要进行大规模战争，则需要强化各部之间的协调性以及对于政权的认同感，那么举行围猎活动，让自己统领的各个部族共同参与其中，自然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其实促进认同感这一行为，在清代的“木兰秋狝”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比如在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就以自己蒙古“博格达汗”的身份，召集蒙古各部与清军一起参与。到了乾隆年间，由于准噶尔对蒙古草原各部的影响力被极大减弱，因而“木兰秋狝”不需要再像康熙时期那样搞召集各部的大场面，但是依然要求蒙古各部的王公台吉(4)轮流参与。作为清朝皇室传统小弟的科尔沁部，在每次“木兰秋狝”中，都会派出士兵参与围猎。

当然，古代的围猎倒也并不乏一些流于形式的情况。除了中原王朝日趋娱乐化的田狩外，还有一些像辽代的“四时巡狩”，围猎本身虽然已经没有了游牧政权进行统合各部的需要，但是却依然有让辽代的君主们牢记自己是游牧民族子孙的用意。至于清代的“木兰秋狝”，从乾隆后期开始，形式也从大型狩猎活动日益向皇室的大规模出游靠近。

到了道光四年（1824年），因为当时清廷财政拮据，道光帝最终下令停止了“木兰秋狝”，中国流传了数千年的大规模皇家围猎，也就此画上了句号。如果这一古老活动就这样结束，也算是圆满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就在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大破清军，随即向北京进军，咸丰帝以“木兰秋狝”为名，仓皇逃往了承德。这次最后的“木兰秋狝”，也让围猎最终以这样一种蒙尘的结局退出了历史舞台。

(1) 脔（luán），小块的肉。

(2) 婫（hùn），盖在上面，又读“kūn”，一般用作女子名字。

(3) 蓐（rù）食，早晨未起身，在床席上进餐，这里指早上吃。

(4) 台吉，清代对蒙古王公的爵位名号，后亦用作军衔和行政区长官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