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地方内乱常因外重内轻而起。这一点在西晋尤其严重。从制度上说，正是西晋实行的“藩王都督制”导致了那场“八王之乱”。

都督最初是作为监督军队的临时官员而出现的。汉光武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军队出征时暂时设置督军御史以监督诸军，这就是都督制度的起源。由于东汉王朝是在豪强的辅助之下建立的，所以汉光武帝等一众东汉皇帝都不敢对地方豪强给予过于强烈的打击。于是，东汉时期地主豪强势力极度膨胀，甚至可以对地方行政进行直接干预。为了避免地方军权为私人所用，东汉削减了郡国部队。但地方基层的社会秩序又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地主土豪来维持，继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地主土豪武装。

随着东汉王朝日益腐败，地方的农民起义越来越频繁，豪强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开始代替中央进行镇压。黄巾起义之后，汉灵帝将天下十三州在刺史基础之上，又加派牧守，总理州中事务。由于长期以来东汉在各郡国范围内都没有设立正式军队，因此，这些空降而来的州牧，只能依靠地主土豪的私人武装平定各地的起义叛乱。这也使得地方土豪的私人武装有了正式名分，成为国家所依赖的重要武装力量。随着董卓进入京师，各地军阀四起，地主土豪的武装力量就成为维护军阀霸权的中坚力量。即便是后来统一北方的曹操，对待这些私人部曲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统领土豪地主武装的首领被称作帐下都督或部曲督，而某些统帅一军或一个军区的主将则被称为持节都督。

随着战争规模扩大，一些实现局部统一的军阀也被加封了这一头衔，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领袖，比如袁绍就有都督冀﹑青﹑幽﹑并四州的荣誉。而曹操为了防御西凉的马腾，就在西线凉州地区以重臣钟繇为司隶校尉，持节都督关中诸军，驻守长安。曹丕继位之后，又将多个州分为五个都督区﹐分别是曹真都督雍凉﹐曹仁都督荆﹑扬﹑益，曹休都督扬州，臧霸都督青州等。这些人各自负责一个方面的军事工作，都督所管辖的地区被称为都督区。除此之外，孙权、刘备也各在其边境建立都督区，我们耳熟能详的江东美周郎周瑜，就是孙权帐下江东水陆军都督。

都督制度在设立初期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尤其是曹魏在防御蜀汉的战争中，总领西线军事的曹魏指挥官如曹真、司马懿等，都对诸葛亮、姜维的北伐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尽可能地调动了军队和民力财力资源，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都督制在士族地主崛起的大环境下，起到了巩固国家统治的作用。

然而，由此也暴露出一些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外重内轻。魏晋的都督有时不仅仅是地方的军事最高首领，同时还可以兼任刺史。理论上，都督和刺史是分开设立的，自曹操统一北方之后，除了极个别的都督可以兼领太守或刺史外，绝大多数都是文武分设。但是随着都督区的固定，为了方便上下协同管理，都督渐渐开始连续兼任数个州的刺史。这样一来，大片区域的军政大权就落入了一人之手，后世唐朝的藩镇节度使情况也与其类似。结果都督区就成为高于州之上的非正式军政机构，外重内轻的局面形成了。

在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期间，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先后发动叛乱，这三场叛乱就是著名的淮南三叛，其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这三位主谋都是扬州都督；其次，这三场叛乱大多速起速亡。这三场叛乱充分体现出都督制度的弊端。不过由于这三场叛乱都是打着反对司马氏的旗号进行的，加之中央应对得体，三次叛乱都被快速平定，因此，其政治色彩大大掩盖了都督这一制度的缺陷。

自曹魏时期正式设立都督区开始的70年之内，虽然各地偶尔叛乱，但政权统治者在国都之内还掌握有一支人数7万左右、战斗力强大的中央军作为威慑，朝堂基本可以做到上下一心，这种制度上的外重内轻并没有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但这一切都随着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的去世而改变了。

司马炎死后，著名的“何不食肉糜”的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继位，虽然他本人性格纯良，但是能力实在不值一提。朝中大权落入皇后贾南风之手，在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八王之乱爆发。

一提到八王之乱，我们首先想到的都是西晋错误地实行分封制度，才导致八王之乱的爆发，但实际上，所谓的西晋诸侯国虽然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但是其数量都很少。西晋的封国分为大国、次国和小国三等，即便是大国所拥有军队的数量也不过5000人。而在赵王司马伦被击败的战役中，双方死伤超过了10万，显然，仅凭地方诸侯国所辖有的部队，战争不可能达到这样惨烈的程度。事实上，诸侯王所依靠的军事基础就是这些都督区所辖的部队。

公元291年，八王之乱的范围还只是停留在洛阳都城之内，因此战争规模有限。而至299年，八王之乱演变为全国内战，此时，西晋主要有豫州都督区、邺城都督区、幽州都督区、关中都督区、沔北都督区、荆州都督区、青徐都督区、扬州都督区这八大军区。而八王之乱后半段的核心，除了司马家几个诸侯王及其门客之外，八大都督区的大厮杀才是主战场。

战争第一阶段，赵王司马伦凭借中央禁卫军和幽州都督王浚、沔北都督孟观的支持悍然称帝。与之对抗的齐王司马冏和成都王司马颖则分别依靠扬州都督、豫州都督和邺城都督。就此，他们掀起了第一轮诸侯大厮杀。这一回合，赵王司马伦中央军全军覆没，沔北都督区摧毁。

然而各大都督区的混战进入第二阶段，齐王司马冏滥用民力，使得治下的豫州都督军团损失惨重，邺城都督区也遭受重创，他本人也因专权跋扈被杀。占据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则依靠常年防备西北少数民族势力的最为强大的关中都督区20万大军，游走于各方势力，其他诸侯王也不敢轻易招惹他。为了夺取中央政权，他派遣“吃人大将”张方“为都督，将精兵七万，自函谷东趋洛阳”，又教唆成都王司马颖攻打洛阳，“颖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军二十余万”。此外，他又纠集司马颖留在豫州、扬州的旧部，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帝族弟范阳王虓都督豫州诸军事。颙上表陈冏罪状，且言：‘勒兵十万，欲与成都王颖、新野王歆、范阳王共会洛阳，请长沙王废还第，以颖代辅政。’遂举兵”，共组织起30万大军进攻镇守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然而司马乂着实是军事奇才，加之手下的祖逖、顾荣、苟晞都是国之栋梁，洛阳军先后击杀司马颖军队15万人。结果关中、邺城两大军镇损失惨重；加之荆州、扬州百姓不堪司马颖一派的盘剥，在起义军领袖张昌的带领下，爆发大规模起义，扬州都督区受到重创，豫州、沔北都督区武装被彻底摧毁。而幽州都督王浚则开始偷偷地勾结少数民族武装，叛离了西晋。但终究虎落平阳遭犬欺，东海王司马越趁司马乂羸弱之际，背叛朝廷投靠司马颙，成为八王之乱最后一个玩家。长沙王被活活烧死，战争最终以司马颖一派“惨胜”而结束。

此时，西晋王朝在都督区军权过重、外重内轻的状态下，连续损失了豫州、荆州、沔北三大军镇，关中、邺城、扬州都督区也遭到重创，而幽州王浚又私下背叛中央，勾结乌丸、鲜卑。此时，西晋不仅有诸侯王祸起萧墙，边关异族也开始蠢蠢欲动，匈奴人刘渊离开成都王司马颖，在并州积蓄势力，巴族李特等在益州梁州攻城略地，张昌起义横扫荆州、徐州、江州等地，左将军陈敏趁机割据江南……

然而，混乱还远远没有结束。新崛起的司马越趁诸王衰落之机收买人心，在被成都王司马颖击败后，又勾结王浚、司马颙和乌丸、鲜卑袭杀司马颖，邺城都督区被摧毁。随后他又趁着司马颙占据洛阳威慑东方之时，迫使东平王、青徐都督司马楙让出了西晋最后一个都督区，并经过长期鏖战，攻杀了司马颙，导致西晋最强大的关中都督区被摧毁，青徐都督区也损失惨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八王之乱远远不是地方诸侯国叛乱那么简单，其背后有着十分深远的军事、政治甚至经济制度的缺陷，尤其是八大都督区制度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八王的主要活动范围和军镇分布有着巨大的重合性。尤其是齐王、东海王、成都王和河间王等，都是依靠地方军镇。长沙王、赵王则主要依靠中央禁军（长沙王时期中央军吸收了一些地方部队得以重组）。然而，随着豫州、沔北、荆州、关中、邺城等都督区被毁，青徐、扬州都督区遭到重创，幽州王浚割据，全国上下几乎无兵可用。东海王司马越看似成为最大的赢家，但是国破山河碎的西晋，却也不知不觉迎来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浩劫——长达三百年的南北大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