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有很多著名的政治暗杀事件，如荆轲刺秦王，以及罗马共和国的恺撒遇刺等。这种刺杀除了展现出“匹夫一怒，天下缟素”的可怕威力外，也体现着暗杀者和政要贴身护卫之间的较量与博弈。

对比荆轲刺秦王和恺撒遇刺两个事件可以明显发现，大秦与罗马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不同，在君主或政要的保护措施上有着极大的差别。在荆轲刺秦王中，荆轲之所以几乎得手，其实反而是钻了战国及秦代宫廷对于暗杀一类情况的防护过于严密的空子。荆轲之所以选择“图穷匕见”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见君主，必然要对使者搜身，以防携带凶器。这种防范意识甚至达到了“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的地步。这种防护，也使得宫廷中的侍卫，同样是“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荆轲图穷匕见之后，大殿上出现了“秦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的情况。

不过秦宫这种几乎有些神经过敏的防护措施，其实并非没有道理。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局动**的年代，宫廷刺杀事件本身便是层出不穷。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吴王阖闾夺取吴国时所发动的几次刺杀活动，尤其是著名的“专诸刺王僚”，堪称春秋战国时期宫廷刺杀的经典。作为当时的吴国君主，吴王僚并非对当时的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毫无防备。在前往公子光府上赴宴时，吴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而公子光和刺客专诸所采取的措施，便是将暗杀所使用的匕首藏在鱼中，并以呈献菜肴为名接近吴王僚，最后“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不过吴王僚的侍从们也很快杀死了专诸。这时公子光的伏兵趁着这些侍从和亲信们陷入骚乱时忽然杀出，最后“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

到了秦汉之后，针对君主的暗杀多是以毒杀的方式进行。在民间，针对官员士族，具有仇杀性质的刺杀时有发生，其中最恶劣的莫过于唐代的“元和刺相案”。

元和刺相案发生的时间是在唐宪宗李纯在位的元和十年（815年）。当时主政改革的宰相，即武则天家族后裔武元衡，在长安城靖良坊的府第车门上朝途中惨遭刺客杀害，而且其过程相当血腥。《旧唐书·武元衡传》记载道：“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即元衡宅东北隅墙之外。”与此同时，武元衡的副手裴度也险遭刺杀，《旧唐书·裴度传》记载：“是日，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后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带毡帽，故创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乃持贼连呼甚急，贼反刃断义手，乃得去。度已堕沟中，贼谓度已死，乃舍去。”

整个元和刺相案，最恶劣的不仅是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进行刺杀，还在于刺杀时间虽然并非光天化日，但也才入夜不久，街上还有许多行人，因此立刻震惊了整个长安城。这起事件是节度使王承宗和李师道策划，刺客都表现出了极高的军事素养，甚至极有可能就是两位节度使的亲信精锐，所以他们才能刺杀有卫士保护的当朝宰相，而且刺杀地点就在武元衡的宅邸附近。

不过中国古代的暗杀活动成功率实际上也并不高。在大多数时候，皇帝和大臣的防护措施确实足以防止绝大多数暗杀。最典型的莫过于明代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著名的“壬寅宫变”。这起事件的起因目前争议颇多，一种观点认为当时失宠的宁嫔王氏为了报复嘉靖皇帝，所以策动当时对嘉靖皇帝不满的宫女。宫女们在嘉靖皇帝就寝之后，试图将其勒死。不过最后由于其他宫女向方皇后报信，皇后及时带人赶到，将这些宫女制服，刺杀遂宣告失败。

对于皇帝们来说，“壬寅宫变”最恐怖的莫过于策划这场行动的是嫔妃宫女。她们可以说是对宫闱和皇帝起居最了解的人，因此也是在宫中最不容易防备的人群。她们一旦实行刺杀，成功概率便远远要高于荆轲一类的刺客。不过“壬寅宫变”的失败，也反映出暗杀也是个高技术的活动，宫女们并没有什么暗杀的知识和技巧，这才导致暗杀失败。

这其实也是暗杀手段与政要保护措施交替进步的标志。对于可以接近皇帝或其他政要的亲近之人严格的审核，以及愈加严密的侍卫保护，使得暗杀行动的难度不断地增加。不过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永远都可能存在的百密一疏，大概就是这些高官贵人们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