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的典故，可以说大家耳熟能详，毕竟赵括一口气坑掉几十万赵军的事太有轰动效果了。军事事务需要极高的专业素养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甚至还需要相当的天分和运气，不是读了几本书就能上手的。
而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文官领兵的情况，很多文人也都有着“书生拜大将”的梦想，但一般的书生文人，甚至连赵括的家学和理论基础都不具备。所以，虽然偶然会有如明代王越那种直捣红盐池的文官领兵典范，但大多数情况下，书生谈兵往往会出现很多异想天开的观点。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号称“一门三学士”的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
“三苏”父子可以算得上中国文人的顶峰级别了，而另一方面，这三人也都是军事发烧友，对行军作战、扭转颓败国势等方面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只不过，他们很多观点都明显是文人的异想天开。
先从老爷子开始说起吧。苏洵的军事观点主要体现在其《权书》一书和《几策》《六国论》等文章中。要说苏洵真不愧是鹰派，他对当时看重防守的主流军事观点不以为然，主张必须主动展开进攻，夺取战略要地，为此即便付出一些牺牲也在所不惜。他在《权书·项籍》中举了项羽和诸葛亮未能统一天下的反面例证，认为项羽巨鹿之战后应该用围魏救赵的计谋直取咸阳，不仅可解赵国之围，而且也不会将胜利果实白白送给刘邦；而诸葛亮一生谨慎，选了易守难攻的巴蜀作为根据地，反而成了最后失败的根源。
此外，苏洵还提出了一些军事原则。比如在进攻时要注意避实击虚，集中优势力量歼灭敌人，避免损失太大的攻坚战；同时，作战不能贪小利，要时刻提防敌方的伏击和偷袭。他在《权书·法制》中提出“以众入险阻，必分兵而疏行”的办法，要使敌人想偷袭都不知道偷袭谁；在《几策》一文中又提出“审势”和“审敌”的主张，简单地说，“审势”就是分析敌我双方态势，以用权谋，“审敌”则是审察敌情和边情，提出御敌之策。
抛开苏洵对项羽和诸葛亮的看法不谈，其军事原则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其军事思想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他反对用间！
苏洵在《权书·用间》中写道：“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其核心意思就是，不要用间谍，那是诈术，你诈别人，别人也会来诈你，只要坚持正道，打胜仗就是振臂一呼的事。至于不用间谍，如何得知敌人的虚实，又如何分析敌情，苏老爷子是不考虑的。
相对而言，历史上契丹人可是相当重视情报工作的，甚至在对抗宋朝时占据优势。
苏轼也继承了苏洵的这一观点。他在《孙武论》上、下两篇中也批评孙子“兵以诈立，以利动”的观点，认为这样会使将领容易贪小利误大局，而且还容易破坏和谐美满的社会、政治风气。因此应该坚持“廉、静、信”三原则。
其实，孙子讲利是以一种辩证的思路来讲的。《孙子·作战篇》中就有“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之言。此处的“利”是指对作战全局而言的大利，是最终的胜利，为此小利就得果断放弃，《九变篇》中说：“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可见苏轼对孙子的指责是不对的。而他认为战争用诈会败坏风气这种观点，真是让人咋舌了。
其实，苏洵、苏轼批评军事作战“不正当”谋略，与当时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宋代对武人防备最严，大部分学者也都跟风批评兵学思想，其中最容易受抨击的自然就是“诈”和“利”这种容易被误会的字眼。可以设想，一位将领费尽心机得胜凯旋，结果回朝就被文官参一本，说他用诈趋利，赢了也不光彩，这会对指挥作战造成多恶劣的影响？显然，这会致使将领在作战时更加极端化，要么无脑冲锋，要么干脆避而不战。
公平地说，与父兄相比，苏辙的观点相对务实得多。在《上皇帝书》中，他列举了宋朝初年宋太祖的用人方略，称其对北方边防将领“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于是“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阴计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可以看出，赵匡胤厚待军人，使其乐于效命、积极刺探敌情的做法深得苏辙赞赏。契丹、西夏和羌等民族作战善于突袭，目的主要在于劫掠，结果由于宋军情报工作做得好，在敌人来前就能动员起来坚壁清野，敌人捞不到半点便宜，边疆自然稳定。
苏辙还主张边防事务应该重用土兵，削减禁军。宋朝的土兵指地方士兵，这些人生于边疆，舍得拼命守土，又熟悉地形，战斗力往往高于禁军，兵饷相对还低，重用土兵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还能增强军队战斗力，巩固边防。苏辙这一观点可以说与范仲淹、韩琦不谋而合，还是很有实践意义的。
尽管如此，苏辙也曾认为，既然在当时，士兵从训练中所获得的赏赐比宋神宗时期有所降低，那就应该降低禁军日训练强度，让士兵更有积极性。这一建议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三苏”父子为国家的前途踊跃建言献策，其精神是可嘉的，但涉及军事问题，稍有不慎，满盘皆输，不能轻率对待，更不能因盲目追求“仁义道德”而束缚了手脚，不然就会陷入曹操所说的“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险境地，于国于民皆是不利。哪怕是有家学和理论基础的赵括，也闹了纸上谈兵的笑话，更何况一般文人书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