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春天，我已经在希腊生活了一年。地中海北岸的气候干爽明朗，日日都看得到湛蓝通透的天空。雅典与我曾经生活过的北京、东京差别巨大，一年的时间过去，我慢慢开始适应全然不同的生活。

4月末的周六，早早醒来，穿上跑鞋和压缩裤，准备出门慢跑。花园里的鼠尾草叶上挂着露珠，蔷薇还没有满开。突然手机上跳出了推送的突发新闻：当地时间14时11分，尼泊尔博卡拉发生里氏8.1级地震，加德满都等地有强烈震感。

隔着三个小时的时差和数千公里的距离，我的心情焦虑急切。马上登录脸书，发了个问候的信息给昌达尔。

昌达尔是我在尼泊尔的向导。

2012年秋天，我独自前往众神飞舞的国度尼泊尔。那一行颇为漫长，我在加德满都驻足，到博卡拉徒步，满月之夜我在奇特旺的雨林，然后辗转向南，抵达佛祖的诞生地蓝毗尼。我见到塔鲁土著用大麻治疗癫狂的大象，目睹德赛节宰杀黑水牛后的血流遍地，被暴雨和塌方拦住过去路，也和“人间女神”库玛丽有过一面之缘。

那一行，我的向导是昌达尔。他有故事，想要讲出。那一行，我的耳边回**的一直是昌达尔的故事。出身刹帝利阶层的印度教徒，资深徒步向导，八岁女孩的父亲，经济困顿的丈夫，昌达尔的故事是如此鲜明，以至尼泊尔的异域风情都退后成为了故事的背景。

三天后我收到昌达尔的平安回复，但这还不是我故事的全部。尼泊尔的这场地震，让我的回忆直抵数年前的东京。3月11日，东日本，里氏9级地震，巨大的海啸，其后的核泄漏。而那一切，我曾亲历。

2011年，我在东京留学。我清晰记得，地震袭来时，身边厚重的防火门剧烈摇晃，墙上挂着的装饰画大幅摆动，身旁来自非洲的同学一脸惊恐，跌坐在地板上。我记得深夜电视里播报的地震、海啸速报，也记得核泄漏后无言的恐慌，但更加记得的是，那个春天一如既往绽放的染井吉野樱。

我有故事，想要讲出。几年来我游历于亚洲、美洲和欧洲，阅读拍摄，一直试图找到一个出口，将这些尘封在记忆里的故事讲出。发生在尼泊尔的地震，将我的记忆撕开了缺口，故事喷薄而出。

“凌晨三点四十分，余震又袭击了东京。朦胧中听见房间角落的地板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卫生间马桶里的水摇晃四溢。路捷被吵醒，睁开眼睛。房间里一片漆黑，但仍然能够看见遮阳帘的拉链在大幅摆动。然后一如以往，地板和床垫才开始传来一波又一波的震动。”

我的写作，终于以这样的句子开始。多年来我听闻、目睹、亲历的故事，终于得以呈现。

写作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艰苦。雅典的暮春乍暖还寒，敲击键盘的手指常常因为室内的阴冷而感觉滞涩。我刻意选择了镜像对照的写作方式，为自己增添了不少技术难度。写作最艰难的时刻，我对自己的鼓励已经不能起作用。偶尔我会产生幻觉，似乎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掌起一方小小的灯火，在前方徐徐引领，带我走出困惑和疲劳的密林。

结稿之日，我没有欣喜也不伤感，而是一种久违的释然：故事早已铺展开，如今我终于完成了记录，将它们交付给读者和永恒。

然而故事并未结束。结稿后的一个傍晚，窗外下起若有似无的雨，空气清新，周遭宁静。我打开书页，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因为过去要进入未来，所以有了故事。因为在深夜里，你会无法回想如何从原来走到现在，所以有了故事。当记忆被抹去，当你除了故事就再无任何可供回忆、可供记忆的时候，因为要有永恒，所以有了故事。

如同谶言，道出我不曾说出的感受：我有故事，故事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