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住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对这座城市已经十分熟悉。独自一人生活的我，开着一辆白色和樱桃红相间的欧宝两门车，穿越雅典的大街小巷。只要车后座放着我的手提袋，里面有瓶装矿泉水和化妆包，外加一件抵御空调冷气的披肩，以及车载音响不断单曲循环中孝介的音乐，我就可以开始任何一段或长或短的旅途。

偶尔结束长途飞行回到雅典，我会在机场叫一辆出租车。希腊司机都健谈，英语也不错。车子一驶进阿提卡（Attica）明媚的艳阳，我就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小姐，你去哪里？”

我的回答总是有点迟缓、犹豫。说出居住的地址，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希腊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或长或短住过五个不同的地方。从中国带来的行李，很多都一直处在没有拆封的状态。二十四英寸的铁灰色新秀丽行李箱，始终都摆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有时候我觉得，它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我生活的每个细节。

坐在出租车后座上，我一面在背包里摸索太阳镜，一面略带尴尬地应对司机满是狐疑的目光。那个刚刚熟悉起来的街道名和门牌号就在嘴边，我记得隔壁高大壮硕的医生养了只袖珍的吉娃娃犬，也记得前天早上跑步时对面二楼的奶奶对着我微笑，可我就是说不出那个地址。

更尴尬的情况也曾经出现过，我不止一次下意识地脱口而出已经搬离的地址，看着司机从错误的出口驶出高速，才会惊讶地意识到。我如同一个因为网络不给力而总是滞后的GPS导航，让司机摊手。

也让我自己很无奈。

住址的不停变更，映照出生活的频繁变动。生活的频繁变动，在我的身上留下痕迹。我对于变动的迟滞反应，源于执拗地不愿接受时间的流逝。

但无人能够阻挡时间的流逝。我在路上，时间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