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来说，世上来来往往的众生都由环境主导他们的生活。纵然有与周遭格格不入的人总是愤愤不平，认为只要换个环境，就可能施展抱负，绝大多数人若非对种种遭遇泰然处之，也只有得过且过地认命。这些人就像有轨电车，永远在同一轨道上运行，倒回去再开出来，开出来再倒回去，直到报废后当作废品出售。这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敢于主导自己人生轨迹的人。若是真的找到了，那就值得关注此人了。

我怀着好奇心遇上托马斯·威尔逊，就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做的事情有趣、大胆，很吸引人。当然，还没有到最后实验得出结论，自然不能称之为圆满。当时的种种传言给我一种印象，就是此人确实有非同寻常之处，所以我很想认识他。虽然有人说他矜持、内向，但我认为，只用上耐心和机智，不难让他倾诉内心的隐秘。我希望通过他本人证实那些传闻。人嘛，多少有些虚荣，喜欢夸大事实，所以他的故事或许并没有那么奇异，对此我心中有准备。

与他认识后，这种印象得到了证实。当时是八月，我在朋友的别墅里消暑，我在卡普里岛的露天市场遇见了托马斯·威尔逊。大概是快要日落的时候，当地人和外地人都聚在这儿闲聊乘凉。那儿有一个能俯瞰那不勒斯海湾的露台，当太阳缓缓西沉，伊斯基亚岛的剪影被映衬得闪耀多彩。这可以称为世间最美丽的风景之一。我和我的朋友，也就是房东，两人站在那里欣赏风景，他突然说：

“看，那就是威尔逊。”

“在哪儿？”

“他坐在矮墙上，正背对着我们，穿了一件蓝衬衫的那个。”

我只看见一个平凡的背影和长着灰白头发的头，那些头发短而稀疏。

“要是他能转过身来就好了。”我说。

“等一下他就会。”

“我们请他到莫甘诺餐馆一起喝一杯吧。”

“好。”

打动人心的那一刻美景已然消失，剩下的太阳像一个橙子的顶部，逐渐沉入颜色犹如红酒的海里去。我们转过身来，靠着矮墙，看着来回闲逛的行人。讨论声此起彼伏，那欢乐的声音，让听着的人也高兴起来。教堂大钟已经裂缝，但钟声很悦耳，洪亮地飘**到这里。卡普里岛的露天市场里矗立着钟楼，从人行道有逐级往上的台阶，再上一段台阶就是教堂。对多尼采蒂歌剧来说简直完美。你甚至会觉得，健谈的人群随时都可能突然大合唱。这景象能带给人迷人又虚幻的想象！

我过于专注地看着周围，以至于威尔逊已从矮墙上下来，朝我们这边走来时，我都没注意到。他刚要走过我们身边，我的朋友叫住了他。

“嘿，威尔逊，有段时间没见你下水了。”

“偶尔需要换换，我去了另外那一边的海里。”

然后我的朋友介绍了我。威尔逊礼貌地与我握手，但并不热情，毕竟在卡普里，有太多陌生人来了又走，只是为了待上几天或几周。我相信他见多了来了是为了离开的过客。然后我的朋友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喝一杯。

“我正打算去吃晚餐呢。”他说。

“能不能过一会儿再去？”我问。

“应该可以。”他微笑着说。

虽然他的牙齿不太好看，但笑容很迷人，显得他温柔又亲切。他的着装，是一件蓝色棉衬衣搭配一条褐色长裤，多皱、不太干净，是薄帆布材质的，还有一双旧帆布鞋。这身打扮与周围的环境、气候都相衬，简直可以作为风景画的一部分，只是同他的面容不般配。他的脸型很长，皱纹很多，有严重的晒伤，嘴唇很薄，有灰色的小眼睛，五官紧凑而分明，灰色的头发显然精心梳理过。可不能把这误认为普普通通的大众脸，威尔逊在年轻时甚至可能是个俊秀又端庄的人。敞着衣领的蓝衬衫和灰色的帆布裤子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他的衣物，仿佛是沉船事故发生时，见他穿着睡衣睡裤，热心的陌生人不管合不合适就给他穿上的古怪衣服。尽管不是精心装扮，他看上去还是像在一家保险公司分公司就职的经理，按理说该穿黑色外套和黑白条纹的西裤，白衬衫领子下系一条并不违和的领带。我不由得设想，我因为丢了一块手表去向他索取保险金，我在回答他提出的一个接一个问题的场景。虽然他彬彬有礼，但认为去索保的人都不是傻瓜就是恶棍。

我们漫步穿过露天市场，沿街走到莫甘诺餐馆。我们在餐馆的花园里坐下，可以听到周围的人在说各种语言：俄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我们点了酒水。老板娘卢西亚太太一扭一扭地走过来，以她独特的甜美嗓音问候我们。虽说已是发福的中年妇女，可这女人风韵犹存，可以看出三十年前的美人痕迹。回想当年，画家争相描摹她，但没有人能画出她的美。老板娘长着一双如天后赫拉的晶莹的大眼睛，笑容亲切、温柔。我们三个闲聊了一会儿，在卡普里，总有说不完的各式各样的丑闻八卦。可没有一件十分有趣的，没过一会儿威尔逊便走了。之后不久，我们走回朋友的别墅吃晚饭，路上他问我对威尔逊的看法。

“没什么看法，”我说，“我觉得你讲的那些故事没有一丝一毫的真实性。”

“为什么？”

“他不是会做那种事情的人。”

“一个人怎么随便看看能知道另一个人有什么能力？”

“我觉得他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商人，退休之后靠金边证券有不错的收入。你的故事，不过是卡普里一般的闲聊而已。”

“那你就这么想吧。”朋友说。

我们总是在“提比略大浴场”游泳。我们坐马车到大路边，然后穿过柠檬园和葡萄园，路上通常伴着嘈杂的蝉声和阳光炙烤大地的味道，走到悬崖顶端，那儿有一条通向大海的蜿蜒小路。一两天后，我们正要从悬崖上下到小路上时，朋友说：

“噢，又见到威尔逊了。”

我们在海滩上蜷缩着前行，因为这个浴场的唯一缺点是海滩上到处是尖硬的鹅卵石，而不是细软的沙子。在我们走过去时，威尔逊看见了我们，并向我们挥手。他嘴里叼着烟斗，站了起来，只穿了一条泳裤。他的身体是深褐色的，很瘦，但看上去不弱。考虑到他脸上全是皱纹，头发灰白，这副体格还算强健。我们走了这一路实在是太热了，赶紧脱了衣服，跳进大海。刚游出海岸六英尺，水深已有三十英尺，清澈见底。水被太阳晒得暖暖的，可在里面畅游时觉得很凉爽。

我上岸时，看到威尔逊正趴在浴巾上看书。我点燃一支烟，去他旁边坐下。

“游得爽快吗？”他问。

他把烟斗放在书上，当作书签，然后合上书，放在身旁的鹅卵石上。显然，他乐意聊一聊。

“好极了，”我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浴场。”

“这是自然，据说这就是古罗马皇帝提比略的大浴场，”他手指向那一半在地上一半在海里的砖瓦狼藉，“可那都是胡说。知道吗，这儿只是皇帝当年的一栋别墅。”

我知道。可是别人想怎么说，就让他们怎么说吧，如果你听他们说，他们会对你产生好感的。

威尔逊轻轻地笑了起来。

“提比略真是有趣的老家伙。遗憾的是大家都说，关于这位皇帝的所有故事都是后人编造的。”

他开始告诉我有关提比略的一切。可我已经读过苏埃托尼乌斯的恺撒众皇考，以及其他关于罗马帝国的历史著作，所以他的讲述对我而言缺乏吸引力。不过，从这能看出他是个知识丰富的人。我照实说出这个想法。

“因为我在这儿定居，自然就对与这儿相关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而且我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读书。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很容易引发人的遐想，似乎历史和现实没什么区别，甚至可能觉得自己就生活在历史中的时代。”

我应该提醒一下他，现在是一九一三年，这是个便捷又舒适的时代，没有谁会想到能有什么糟糕的灾难来破坏这平静的幸福。

“你在这儿多久了？”我问。

“十五年。”他看了一眼蔚蓝而平静的大海，薄薄的嘴唇上漾起了异常温柔的微笑，“我对这里一见钟情。我敢说，你一定知道传说中的那个德国人，乘坐那不勒斯渡船来此，本来只想吃顿午餐，看看蓝洞，却在这儿住了四十年。我不能说自己的情况完全跟他一样，但最后我也在这儿住下来了。只是，四十年不可能了，二十五年吧。不管怎样，总是比‘头脑一热’的决定好吧。”

我等他继续说下去，从刚才的话语里终于隐约发觉些许我听过的传言的内容了。然而就在这时，我的朋友浑身湿漉漉地上岸了，为自己游了一英里的成绩而自得，谈话就扯到别的方面去了。

之后我又见过威尔逊几次，不是在露天市场就是在海滩。他彬彬有礼，很乐于与人交谈。我发现，他不仅对这座岛屿，对邻接的大陆也了如指掌。他通晓天文地理，专攻罗马史，对此学识深厚。他似乎没有多少想象力，智力也并不超群，他常笑，但并不失态，简单的笑话就能逗笑他。只能说他是个普通人。我俩单独短暂闲聊那次他说过的一句奇怪的话，我一直没忘记，只是之后再也没有提到过那个话题。有一次，我们从海滩回来，到露天市场下马车，告诉车夫五点来接我们去阿纳卡普里。我们要去攀登索拉罗峰，计划在我们特别喜欢的一家小酒馆吃完晚饭后，伴着美丽的月光下山。那是个满月的夜晚，夜景特别美妙。我们吩咐车夫的时候，威尔逊正站在旁边，我们邀请他一起搭车回来，以免他走在烈日下的土路上受苦。出于礼貌，而非其他原因，我问他是否愿意一起夜游。

“我请客。”我说。

“很高兴我能参加。”他答。

但到了要出发的时候，我的朋友觉得身体不舒服，他说在水里泡得太久了，不想再劳累地去长途跋涉。结果我只好单独和威尔逊去了。我们顺利登顶，欣赏到了广阔的风景，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回到小酒馆，浑身发热，饥渴难耐。晚餐是提前订好的。食物的味道不错，因为老板安东尼奥厨艺出色，酒来自他自己葡萄园的佳酿。酒很淡，感觉像喝水一样不会醉，我们一边吃通心面，一边喝完了一瓶。等喝完第二瓶，我们已经醺醺然觉得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坐在头顶有硕果累累的葡萄藤的小花园里。清风袭人，深夜寂静。侍女端来贝尔佩斯奶酪和一盘无花果，我点了咖啡和斯特拉格酒，这款酒是意大利产的最佳酒品。威尔逊不抽雪茄，而是点燃了他的烟斗。

“下山前还有足够的时间，”他说，“月亮还有一个小时才能爬得上山顶。”

“有没有月亮无所谓，”我轻快地说，“当然，我们有的是时间，这是在卡普里的好处之一，就是说，可以悠然自得。”

“闲暇，”他说，“要是大家都懂得该有多好！这是人类能够获得的最珍贵的宝物，可惜大多庸碌之辈甚至不懂如何去获得闲暇。他们完全为了工作而工作，他们不会明白，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得闲暇。”

有些人喝了点酒就容易高谈阔论。他说的是对的，但没人能声称这些话是他原创的。我一言不发，用火柴点燃了雪茄。

“我第一次来卡普里的时候就是圆月之夜，”他若有所思地说，“也许今天的月相会和那晚一样。”

“就是啊，你是清楚的。”我微笑着说。

他笑了。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油灯是花园里唯一的照明。借这点光亮吃饭有点勉强，但对于现在说知心话的氛围来说好极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月圆夜可能是昨晚。在今天回首十五年前，好像才过去一个月。在那之前，我从未来过意大利，那时来是为了避暑。我从马赛乘船到那不勒斯，然后到处游历，去了庞贝、帕埃斯图姆，以及类似的一两个地方，又在这里度过了一周。从海上看，我就立刻喜欢上这地方了。我是说，我眼看着离这个岛越来越近，接着坐上从轮船上放下来小艇，到码头登岸。当地人围上来，吵吵嚷嚷的，要替我搬行李，是替旅馆招徕顾客的。玛丽娜街上那些破败的房屋映入我的眼帘，走进旅馆，在露台用餐——就是这一切顿时俘获了我。事情就是如此，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是不是眩晕了。那之前我没有喝过卡普里葡萄酒，只是听说过。现在想来当时一定是喝醉了。别人都去睡觉了，我还坐在露台上，看着悬在海上的明月，和维苏威火山喷出的大团火红的浓烟。当然，我现在知道了，我喝的所谓的卡普里葡萄酒是劣质黄汤，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但让我醉的不是酒，而是这个岛上的风光，这些叽叽喳喳的岛民，月亮，大海以及旅馆花园里的夹竹桃。我之前没有见过夹竹桃。”

说了这么长一段话，使他感到口渴，拿起杯子却发现杯子已经空了。我问他要不要再来一杯斯特拉格酒。

“哦，那让人反胃的劣质货。还是要瓶葡萄酒吧，葡萄酒的口感才叫好，那可是纯粹的葡萄汁水，没有害处。”

于是我又点了一瓶葡萄酒，把两人的杯子斟满。他喝了一大口，发出满足的赞叹，过后接着说下去。

“第二天，我去了我们现在常去的那个浴场，我发现在那里游泳还不错。然后，我走遍了整个岛。很巧合的是，廷本利奥海岬的人们正在庆祝节日，我刚好遇上。有簇拥着圣母像的教士队伍，侍僧们捧着香炉左摆右晃地走着，还有快乐而狂热的民众，其中不少人盛装打扮。我在那儿碰到一个英国人，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人们在庆祝圣母升天呢，’他说，‘至少按天主教会是这种说法。但这其实只是岛民的自娱自乐，这是维纳斯节。你知道，这可是异教徒过节呀。阿芙罗狄蒂从海上升起，之类的。’听他这么说，我感觉很有趣，仿佛被带回到久远的历史中。后来，某个晚上我下山借着月光去看法拉廖尼礁群。如果命运要我继续当银行经理，就不应任我去那次的散步。”

“你过去是银行经理啊？”我问。

我猜错了他的身份，但错得不离谱。

“是的，我是约克城市银行克劳福德大街支行的经理。我住在亨登路北段，上下班很便捷，从家出发去银行只要三十七分钟。”

他在烟斗上吸了一口烟，重新把烟斗点着。

“那本该是我的最后一夜，周一上午必须回银行上班。月光下，我看着那两块伸出水面的巨礁，看到捕乌贼上的点点渔火，宁静、美丽的风景如画。所以我对自己说，为什么非得回去？没有人指望着我才能生活。我妻子四年前已死于支气管肺炎，我女儿跟外婆，也就是我妻子的母亲一起生活。我的岳母是个老糊涂，没有照顾好孩子。最终我女儿死于血中毒，截肢都没把她救过来，可怜的小乖乖。”

“太惨了。”我说。

“是的，当时我悲痛欲绝，当然，要是女儿跟我一起生活而死，对我的刺激会更大，所以我要说上天还算仁慈，一个独腿女孩活着还会有什么出息？妻子的死也让我很难过。我们夫妇生活和谐，当然我并不确定这种平和的生活是否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妻子总在关注别人的想法，是个敏感的女人。她不喜欢旅行，对她来说理想的度假地点就是英格兰的伊斯特本。她在世时，我从未到过英吉利海峡彼岸。”

“你应该有别的亲戚吧？”

“没有。我是独生子，我父亲有个兄弟，但他在我出生以前就去了澳大利亚。世界上很难以找到像我这样毫无牵挂的人了。我找不出任何我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的理由，当时我三十四岁。”

他曾说在岛上已十五年，这么算来，他现在四十九岁，跟我的猜测出入不大。

“我从十七岁开始工作，每天都重复做一样的事情，要一直到退休。我问自己，这样过一生值得吗？如果我放下一切，在这儿度过余生，有什么不行的吗？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地方。出于职业习惯，我做决定的时候很谨慎。‘不行，’我又对自己说，‘我不能这样。我明天得回去，好好想清楚。也许回到伦敦，我就会有不同的想法了：愚蠢，就这样白白浪费了一年时间。’”

“这么说，你还是没转变想法？”

“当然。我在伦敦工作的时候对在这里游泳的时光念念不忘，还有葡萄园，上山的路，月亮和大海，傍晚的露天市场，人们都在下班之后出来闲逛，找人聊几句。改变想法的唯一顾虑就是，别人都在工作，我有什么理由无所事事呢？这时，我读到一本历史书，是美国人马里恩·克劳福德写的。他写了锡巴里斯和克鲁图纳两座古城的故事，前者的居民愿意享受生活，整天寻欢作乐，而后者的居民勤劳自制。有一天，克鲁图纳人入侵锡巴里斯，将其消灭。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来自别处的人又把克鲁图纳灭了。锡巴里斯没有留下遗迹，一块石头也没有，克鲁图纳呢，遗存了一根柱子。读到这里，我下定决心。”

“怎么回事？”

“尘终究归尘，土终究归土，不是吗？知道了结局再回顾两城的生活方式，谁对谁错？”

我没回答，他继续说。

“首先阻挠我的就是钱的问题。不在银行干够三十年是没有养老金的，但是如果提前退休，能得到一笔遣散费。这笔钱，加上把房子卖了的钱，以及之前攒下的一点积蓄，依然不够为我的余生买保险。这说起来也可笑，一边为了过快活的日子想牺牲一切，一边又没有足够的收入供我过愉快日子。我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住所，有个仆人帮忙料理生活，还要买烟、还可以的食物，偶尔再买几本书，再留出一些钱应急。我很清楚自己需要多少钱，我的全部财产，只够我买为期二十五年的保险。”

“当时你三十五岁？”

“是的。保险金可以维持到我六十岁那年。但是，没有人能肯定自己可以活到那个年纪，许多人五十几岁就死了。真的活满六十，也算享尽了人生。”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谁也不能保证六十岁一定会死啊。”我说。

“对于这个，我倒是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每个人的命运不同嘛，对吧？”

“要是我，不到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那一天，我是不会离开银行的。”

“那我得工作到四十七岁，等到年老体衰的时候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虽然我现在已经年过四十七岁，还跟任何时候一样，对于愉快的生活充满追求。然而岁月不饶人，有些乐趣我已经不能像年轻人那样享受了。到了五十岁你可以像过三十岁时一样舒服，但毕竟舒服的含义不同了。我当时想趁着自己年轻，利用所有精力，过上没有遗憾的生活。二十五年对我来说还是很长的，二十五年的享乐生活似乎值得付出相当的代价。我下定决心等上一年，也等了。最后我辞职了，待遣散费到手，就买下一份保险，按照计划的那样来到这里。”

“保了二十五年？”

“是的。”

“可曾后悔过？”

“从来没有。在我看来是相当值得的，何况还有十年。度过二十五年完美的快活日子后，你不觉得人应该死而无憾了？”

“或许。”

他并未直接说出他以后的打算，但是意思已经非常明了。他说的这些，我的朋友给我讲过大概，可是听本人娓娓道来，别有一番滋味。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实在觉得是个平凡的人。看着那张整洁又端庄的脸，没人能想到他会做出如此特别的举动。我不是在责怪他。他用这种奇怪的方式安排的毕竟是他本人的生活，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被允许做他喜欢的事。我仍无法不让背脊发抖。

“觉得有点冷了？”他笑着问，“我们开始下山吧，现在月亮该爬上来了。”

告别时，威尔逊问我，要不要哪天去他的住所。两三天后，问到他的住处在哪里，我就去了。这间小小的农舍在葡萄园内，离城里很远，可以将海景收揽眼底。房屋门边长满花开得很大的夹竹桃。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小厨房，一个是用来放木柴的。卧室像僧房一样陈设简陋，起居室足够舒适，可以闻到好闻的烟草味，里面有两个大扶手椅，那是他从英国带来的。还有一张卷盖式书桌、一架小钢琴以及几个满满当当的书架，墙上挂着镶好镜框的G.F.瓦茨和莱顿勋爵的画。威尔逊说，这个农舍属于葡萄园园主，房东住到山上更高的地方去了，他太太每天来打扫房间、做饭。第一次来到卡普里时，威尔逊就发现了这个小屋，真正在这里定居时便租下了它，此后一直在这里生活。摊开的乐谱摆在钢琴上，我问他能否弹上一曲。

“我弹得不好，只是喜欢而已，能随便敲敲琴键也是一件乐事。”

在钢琴前坐下后，他弹了贝多芬一首奏鸣曲中的一个乐章，水平的确不敢恭维。我看了看他的乐谱，有舒曼、舒伯特、贝多芬、巴赫，以及肖邦。餐桌上有一副扑克牌，油腻腻的，我问他玩不玩接龙之类的单人牌戏。

“那是常事。”

根据我的观察，加上别人说的细节，我勾勒了一幅图画，并且认为这定然是对他过去十五年的生活相当准确的概括。他的生活绝不会对他人有害。他游泳；他远足；他从没有失去对卡普里的爱慕之心，即使他已如此深知她的美；他弹钢琴；他自己玩纸牌；他读书。他很乐意接收邀请，即使聚会有点无聊，他也总是不会失去宾客之礼，受到冷落他也不觉得委屈。他社交活跃，但是一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不使人际关系发展到太亲近。他生活节俭，可也保持足够的舒适度。在金钱方面他的信用良好，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嗜性如命的男子。如果说，早几年的时候，他偶尔还会同某位路过的游客异性有过短暂的艳遇，对方看到这种环境也会找借口离去，即使在关系尚存时，几乎可以断定，他的感情也是相当克制的。我想他早就决定，不会让自己精神的独立性受到干扰。他唯一的**是对美丽的大自然的，他从生活赐予每个人的简单而自然的事物中寻求幸福。你可以说这是最自私的活法，这确实是的。他不对其他人有用处，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不损害任何人。他一生所愿就是自得其乐，看来他确实做到了。极少数人知道要去哪里寻找幸福，而最终找到幸福的人更少。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愚者还是一个智者，但我肯定他是一个确知自己的想法的人。要说此人在我眼里有什么特别的，那就是他实在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我如果不了解他的故事，就绝不会之后再想起他来，想到十年之后的某日——他不得不故意告别这他无比眷恋的岛上生活——除非一场偶然袭来的病让他早早去世。我不知道，类似的想法是不是常常刺激他的头脑，给了他特殊的热情，让他尽情享受生命的每一刻。

如果我不说出他不习惯谈论自己，那对他的评判会有失公允。我想跟我在一起的那位朋友是唯一听到他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人。他之所以把故事告诉我，是因为他猜测我已经洞悉一切。再说，在那个夜晚，他讲故事的时候有点喝多了。

我的旅行结束了，离开卡普里后的第二年，战争爆发，许多意料之外的事情接连发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再次回到卡普里已是十三年后的事了。我那位朋友已回到岛上一段时间了，但他不再那么富裕，在新的居所没有可供我居住的房间，所以我就住进旅馆。朋友接我下小船，与我一起吃晚饭，我问他的新住所在哪里。

“你知道的，”他回答说，“就是威尔逊从前的住所。我布置得不错，还搭建了一个阁楼。”

我的脑海里堆积了太多事情，以至于多年来我不曾想到过威尔逊，此刻我记起了往事，不由得蓦地一惊。我认识他时他还有十年的光阴，肯定早已到期限。

“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自杀了？”

“这是个十分可怕的故事。”

威尔逊的计划原本没有问题，只有一个缺点，而我认为，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个缺点。那就是，他没有想到，在没有打扰的二十五年完全幸福的生活以后，他的意志竟逐渐软化。意志要有阻碍才会变得更强大，或者说过惯了心满意足的日子，因为一个人的愿望全在唾手可得的范围之内，那么意志只会变得软绵无力。如果你一直在平地上走，爬山用的肌肉就会萎缩。这些观点虽是老生常谈，却是对的。威尔逊的保险年金到期时，他不再有自我了断的决心，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他为得到二十五年逍遥平静的生活同意付出的代价。我从朋友和其他人的讲述中断定，他不缺乏这么做的勇气。可他一再犹豫，于是就一天天往后推。

他在岛上生活多年，结账从来准时，所以要借点钱应该很容易。他一辈子都不曾向人借钱，但在现实面前只好开口了，而且发现许多人愿意借给他一点小钱。这么多年来，他从不拖欠房租，所以房东和那位照料他生活的房东太太阿孙塔，愿意在几个月内保持现状不变。他说有个过世的亲戚留给他一笔钱，但需要办理的法律手续烦琐，要经过许多道程序，所以一时半会儿拿不到，所以那段时间才手头拮据。大家并不怀疑他的说法，他设法这样尴尬地拖过一年有余。再后来，商家再不给他赊账了，也再没人借钱给他，连房东也下了逐客令，让他除非在规定时限还清拖欠房租，不然就搬走。

一再拖延的他下定决心，走进自己的小卧室，关上门窗，拉上窗帘，点燃了一火盆的焦炭。第二天早上，阿孙塔来为他做早餐时发现他已昏迷，但没有断气。虽然他做好了各种阻断新鲜空气进入房间的准备，可是并没有做到彻底封闭。这件事情暗示，尽管已经无路可走，似乎他在最后一刻那要了断的决心动摇了。威尔逊立刻被送往医院，他一度生命垂危，最后却痊愈了。炭中毒导致他的精神受到伤害，他不算疯子，至少没疯癫到非进疯人院不可的地步，可显然多少有点不正常。

“我去看过他，”朋友说，“不管说什么原本他应该感兴趣的话题，他都只是奇怪地看着我，仿佛我只是个似曾相识的陌生人。他躺在**的那模样真可怜，看样子那花白的胡子至少有一周没刮了。但除了那奇怪的目光，人还算正常。”

“怎么个奇怪法？”

“我很难描述，这让我很困惑。这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感觉就像你扔出一块石头，石头不掉下来，却停在半空中了……”

“这听起来有点玄。”我笑着说。

“我觉得他的眼神就是这样。”

如何处理他也是件麻烦事。他没有钱，也不能挣钱。卖掉了他的财产，可远远不能抵债。他是英国人，意大利当局不愿意负责接收他，驻那不勒斯的英国领事没有资金处理他这一个个案。他当然可以被遣返回国去，可回到英国也不会有人管他的。他的仆人，阿孙塔说他曾是个好主人和好房客，只要有钱，总是付清账单。她又说，可以在她和她丈夫住处的木棚里住下，提供食物给他。把这个建议说给他听了，然而没人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听明白了。阿孙塔去医院领他回家，他就顺从地跟着走了，感觉他已经变得失魂落魄。房东太太已经收容他两年了。

“可以想象，这种情况是不会舒适的，”朋友说，“他们匆忙地给他搭了张东倒西歪的床铺，给了他几条毯子。小棚里没有窗户，冬天冰冷，夏天就像火炉一样炙热。食物也不怎么样，农家伙食你是知道的，周日能吃顿通心面，连肉菜都难得一见。”

“那他怎么打发时间呢？”

“他在山里到处乱跑。有两三次我试着接近他，但是根本没办法。一旦发现有人朝他走去，他就像只野兔一样撒腿便跑。有时候阿孙塔下山来跟我闲聊，我会给她一点钱，让她替他买烟，但是并不知道他最终有没有烟抽。”

“他们对他好吗？”我问。

“我相信阿孙塔是善意的，她像对一个小孩一样对他。不过她老公就不那么仁慈了，总是对收留这么个人发各种牢骚，说多花了多少钱。我不认为房东是个残忍的人，或有诸如此类的缺点，可确实对他有些苛刻，要他做这样、那样的杂活，比如提水、清扫牛棚。”

“听上去够惨的。”我说。

“这是他自作自受的后果。毕竟，种瓜得瓜嘛。”

“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大家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说，“话虽如此，但他的经历真是离奇。”

两三天后，朋友和我去散步，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穿过橄榄树林。

“看，那是威尔逊，”朋友突然说，“不要盯着他，他会被吓到，我们就一直往前走。”

我继续往前走，两眼看着路，可眼角的余光察觉到一个男人藏在一棵地中海橄榄树后面。我们走近时，他没有动，但他在注视着我们。我们走过那棵树，我听见一阵惊慌奔跑的脚步声。犹如正在逃跑的野兽，威尔逊跑着去找安全的藏匿处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威尔逊去年去世了，他忍受了六年这种潦倒的生活。一个普通的清晨，他的尸体是在山坡上被发现。他的姿势是躺着的，应该是在睡眠中死去的。从他所在的位置，完全可以看见那叫作法拉廖尼的两座延伸到海面上的巨礁。又是一个月圆之夜，他一定是去看月光下的巨礁了。也许他就是在月光最为动人的时刻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