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大陆发生重大的灾情，我本着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都希望尽一点绵薄之力。比如，二〇〇三年的“非典”疫情（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以及二〇〇八年四川大地震的各项救援等等。

说到二〇〇三年“非典”疫情风暴袭击全球，当时我人正在日本弘法，听到疫情已经蔓延到台湾的消息，为了安抚惊恐不安的民心，特别在媒体上发表《为SARS疫情祈愿文》，并且为台北和平医院因感染“非典”隔离住院的民众录音说法。

应邀出席中国佛教协会在厦门南普陀寺举办的“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二〇〇三年七月十日）

之后，我又应福建省厦门市南普陀寺住持圣辉法师之邀，特地飞往厦门，参加中国佛教协会在南普陀寺举行的“两岸暨港澳佛教界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致辞时我告诉大家，“非典”肆虐乃众生业力所致，降伏“非典”的重要武器是净化身心，因此，人人要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内心有了善的力量，能降伏其心，就能降伏疫情。

时隔五年，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我本着“救灾要救苦”的想法，于第一时间就率先捐款了一千万人民币给当地，并且成立“救灾指挥中心”，由慈容法师担任总指挥，整合全球赈灾资源，同时于全世界各别分院设置超荐牌位和消灾禄位，举行“为四川大地震灾民祈福法会”。

事发后，各家媒体纷纷上山采访我。在接受非凡电台“海峡之声”节目、TVBS主播方念华等媒体记者访问时，我特别呼吁全球佛光人发挥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一起投入赈灾工作，并且提出佛光人未来帮助灾区重建的三大方向：一、建设组合屋，让灾民有安身之处；二、成立心灵辅导站，安抚受创心灵；三、希望全世界有缘人，共同重建受创的学校。不久，一支训练有素，由台湾、香港和马来西亚等地所组成的佛光会救援队与医疗队，便整装出发，前往四川灾区会合救灾。

之后，我在宜兴佛光祖庭大觉寺也举行了一场“为四川大地震灾民祈福法会”，由心定、隆相、普仁法师主持。当天，适逢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带领“国民党大陆访问团”到大陆访问之际，也特地前来大觉寺出席这场祈福法会，并代表大众亲诵《为四川汶川大地震祈愿文》。当天与会的贵宾还有国台办副主任王富卿、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等逾千人，大家都以一颗虔敬的心，祈愿亡者往生佛国净土，生者消灾免难。

在四川灾区重建期间，七月，我特地率领佛光会员、佛光青年及佛光童军团等一行九十余人，前往四川灾区关心严重受损的三昧禅林、四川尼众佛学院等佛教寺院恢复情况，并为赞助重建的成都彭州三昧水慈善医院、青川木鱼中学与江油市彰明中学举行奠基典礼，同时捐赠给北川与江油市六十七部救护车及两千台轮椅。

此行，时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的心定和尚并代表佛光人赠送《佛光大藏经》给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由唐朝悟达国师兴建的三昧禅林，三昧禅林住持广成和尚也以《洪武南藏》赠予佛光山，象征两岸佛教的友好往来。

其实，这一趟到四川，我是带着报恩的心情去的。因此，对于四川父老兄弟姐妹的感谢，我都是说：我从小看《三国演义》，刘备、关公、张飞的“桃园三结义”，乃至诸葛亮的“六出祁山”、“空城计”，当中热闹的情节，丰富了我的童年，三国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四川；甚至杜甫、李白、苏东坡的诗词，到今天我也都能朗朗上口。可以说，我的成长时期，都是四川孕育我、成长我的，所以这次四川有了一点灾难，我是应该来报答，实在不必言谢。

于苏州嘉应会馆与义工合影（妙香法师提供，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二〇〇九年台湾发生“八八”水灾时，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也透过佛光山捐赠人民币伍佰万元，跟无锡佛教协会的贰百万元，帮助受灾户，表达两岸一家的情谊。

总说我们在慈善方面虽不是专业，但是本诸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全球佛光人无不尽心尽力投入每一次重大灾难的募款、救灾工作，只想聊表一点对大陆同胞的救苦救难之意。

回顾一九八九年重返家乡故里至今，二十多年来，我在大陆从未有过传教的行为，只有致力于文化、教育的推广，虽然这需要长时间的耕耘，总也是走一步就算一步。尤其佛教可以帮助社会树立道德、建立次序，在今日大陆经济发展快速，人心浮动不安的当头，我又怎能不发挥佛教安定人心的功能呢？

因此，近几年来，我在苏州嘉应会馆也设立了美术馆，一方面提供当地艺术家一个展览作品的场所，也增加民众一个欣赏艺术作品的机会。另外，我也在无锡开设了“滴水坊”，推广精致实惠的“十元斋”（人民币），希望让民众从尝试素食，进一步接受护生、健康、环保的观念。

尤其两岸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同，但是人民均属同文同种，同一血脉，如果民间能够加强文艺、学术、教育等活动经常交流往来，必然是有助于两岸和平发展。

记得多年前，我访问大陆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先生见面，他向我提起，希望有管道可以与国民党有个交流的机会，我们对台湾的贵宾一定“热烈欢迎，隆重接待”。

我带着贾主席的“热烈欢迎，隆重接待”八个字回到台湾之后，慎重地转达给当时的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知道。他一听，很欢喜，知道大陆方面有诚意要和台湾交流，便于二〇〇八年五月组成“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前往北京访问。此行，双方除了就两岸问题进行交流对话，也为两岸直航跨出了一步。

七月四日两岸终于直航了。当天，我人正好要从南京回到台湾，特地改变行程，搭乘中国东方航空MU5001首航班机回台，共同见证了这历史的一刻。想到六十年前从南京来到台湾，六十年后的今天，又从南京回到台湾，今昔相比，不禁感触良多。其实，直航早该推行，可惜台湾因为不必要的意见，也就浪费了许多的时间、金钱与精神。现在两岸终于直航，彼此在各方面的获益必然是更多了。

总说我与大陆佛教，对于大陆的佛教现况，我确有忧心，虽然它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历经大时代的变局后，当务之急就是道风的提振。佛教讲“以戒为师”、“戒住则法住”，有戒律才有佛教，因此，今后寺院要加强制度的建立，僧侣要持守佛教的戒律，尤其要让出家人接受教育。

中国东方航空“两岸周末包机首航”，应邀于台北松山机场举行剪彩仪式（二〇〇八年七月四日）

想到民国时期，大陆有许多具有大师风范的出家人，例如：弘一大师、印光大师、太虚大师等，可惜现在他们的法脉都失传了；我是临济宗四十八代的弟子，为了“续佛慧命”，责无旁贷地应该肩负起“传法”的责任。因此，依据丛林“传法”制度，我不但在台湾传法，也收了几位大陆的法子，比如：江苏宜兴大觉寺住持隆相法师、南京栖霞山当家谛如法师、广州深圳弘法寺住持印顺法师、辽宁锦州北普陀寺住持道极法师、河北保定大慈阁住持真广法师、山西大同法华寺住持万德法师、山东高唐大觉寺住持觉映法师、江苏徐州宝莲寺住持觉耀法师等等，期望这许多法子们都能以住持正法为使命，令法轮常转，佛日增辉。

除了收法子，我也陆续送了几位本山的弟子到大陆留学，有：四川大学的满纪、南京大学的满升、兰州大学的觉旻、中国人民大学的妙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觉多、北京大学的觉舫、武汉大学的妙皇、复旦大学的觉冠、厦门大学的满庭等等，她们一方面攻读博士学位，一方面也为两岸佛教的往来交流发心。

我想，未来大陆要能有长足的发展，必然先要让佛教有办法。就如同隋唐时代之所以能成为盛世，靠的就是佛教的兴盛。佛法能治心，是心灵的管理法，社会的发展若能配合佛法的道理，将来必能更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