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

承如前言所说，我第一次出访，是一九六三年随着“中国佛教会”佛教访问团，到东南亚各个佛教国家做访问。

第一站到泰国，我们见识了属南传佛教的泰国，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力量。据说光是曼谷，就有十五所具有规模的华人佛学社团。此外，还有华僧教团的组织。

我们到泰国访问的行程是受泰国政府邀请的，所以初到泰国廊曼机场的时候，泰方就安排了两千多位比丘列队欢迎。在盛夏的七月里，南传佛教比丘披搭金黄色的袈裟，偏袒右肩，整齐的队伍，让我深深感叹中国佛教不容易有此盛况。

泰国政府为我们安排了十天接待的行程，和四天自由访问的时间，除了拜见泰国僧皇，接受普密蓬国王的宴请，也参观了只有国家庆典、佛教节日才开放的玉佛寺，以及湄南河畔的朱拉隆功大学、古色古香的云石寺，尤其目睹了南传佛教至今仍然保持的佛教传统——早晨“托钵乞食”的盛大队伍。

甚至，我还应泰国方面邀请，参加佛教辩论会。会中，我提出以团结、统一、动员做为讨论的重点，并引起了在场的大德、法师们一致赞成。直至今日，我仍然以此勉励僧信二众要集体创作，才能发挥弘法利生的力量。

率团前往泰北美斯乐、金三角、热水塘等偏远地区弘法义诊，并成立“佛光山信徒援助泰北难民村建设功德会”（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

印度

在台湾时，我们光是办理到印度访问的签证，两个月就花去几千美金的电报费，也还一无消息。后来到了泰国，真要感谢驻泰官员杭立武先生（一九〇三年生，安徽人），他只利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替我们办好了签证。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刻了，因为我终于能到佛陀的祖国去访问了。

在泰国访问两个星期之后，七月八日下午，我们搭乘五时三十分的法国航空公司班机，前往印度加尔各答。飞机起飞时，正当太阳西下，我们的飞机一路追着太阳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航程之后，才终于抵达加尔各答，原以为已经天黑了，没想到，由于时差关系，此时，太阳也才刚刚沉入地平线。

我们在泰国、印度访问期间，都有许多华人接待，很感谢他们的盛情，但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观光旅游，只是带着虔诚恭敬的心想到佛地朝圣。

于印度加尔各达博物馆前（一九六三年七月九日）

那时候，台湾与印度已没“外交”关系，加之大陆和印度为了边界问题，正在纠纷中。因此，我们在印度朝圣的途中，也就显得格外紧张和肃穆。当我终于如愿踏上了佛陀成道的菩提树下、金刚座边的土地时，不禁也要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是一个清晨，天刚亮不久，满地都是露水浸**的泥土。但是，我不觉得肮脏，只感觉到圣地的泥土都是芬芳的，都是清净的。当我缓缓地礼拜下去时，心中不觉油然生起了“佛在世时我沉沦，佛灭度后我出生，忏悔此身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的慨叹。

之后，我们来到佛陀修道的苦行林中，我一直寻寻觅觅佛陀的身影；来到尼连禅河边，也怀想着当年佛陀过河的情况。我还到了鹿野苑佛陀初转法轮的古塔，以及他为五比丘说法的说法台；见识了灵鹫山的风光，也看到了频婆娑罗王建立的摩羯陀国竹林精舍。我在恒河边上沉思，也在佛陀涅槃塔的边上静坐，当然，也到了佛陀诞生的蓝毗尼园圣地。

关于朝圣的心情，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不过，此行在印度最大的成就，应该就是和尼赫鲁总理的见面了。尼赫鲁总理是世界有名的领袖，一八八九年出生。关于我和他见面的情况，可以参见《国际领袖们的交往片断》。

印度“五比丘塔”。距离鹿野苑遗址公园西南方一公里处，为五比丘迎佛处（一九六三年）

所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由于一九六三年在印度朝圣的旅程，经由我在《海天游踪》发表后，掀起了印度朝圣热。因此，入境最困难的尼泊尔，我还特地拜托他们的皇叔洛克达桑（Lok　Darshan　Bajracharya），放宽尼泊尔签证，结果不但获得他的慨然允诺，竟还送给我一颗雨花舍利。可以说，我对于之后前往印度的朝圣者，也给予了一些方便。

我第二次到印度，是在一九七九年。那一次，由于第一次朝圣行造成的影响，很多人都想到印度朝圣，所以，我们就组了两百人的大团，委托信达旅行社代办，一行人浩浩****地就前往印度了。团员中有《读者文摘》的总经理陈嘉男先生，有康华大饭店的康万和总经理，有佛教学者杨白衣教授等。

信达旅行社为了我们这一个大团要去印度，还特地买了一部汽车要送我。我当然拒绝他们，总觉得，出门参访本来就应该给旅行社赚钱的。总之一句，我不要贪心就是了。

到欧洲，要有两千人去，不是问题；到印度，不要说两百人，恐怕连二十人都很困难。因为印度交通的不确定性，往往早上开车出门，到了深夜才能到达目的地。更严重的，沿途连一间厕所都没有。不过，台湾的佛教徒还是了不起的，虽然朝圣困难，大家基于朝圣的虔诚心理，也都不去计较。后来，有人索性地就发明了一个方法，在大树下，用一块布或一支阳伞遮挡，作为临时厕所。

率领“佛光山印度朝圣团”，于泰姬陵前合影。（慈容法师提供，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印度朝圣的困难，还不只如此。天气的酷热，让过去不少到印度朝圣的人，由于水土不服，丧生异域。如近代的续明法师，朝礼完毕，因为肝病发作，四十多岁就往生了。而古代求法的高僧们，能可以平安到印度又平安回到中国的，更是不到十分之一二。例如：《高僧传》里记载法显大师和玄奘大师，一个由陆路去，海路回；一个由陆路去，陆路回，他们能够成功地回到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异数。想想，我还真是大胆，竟带领了两百人，乘坐着六部大型巴士在印度境内到处游览。

由于这一次到印度的因缘，我们随行的团员、信徒们在蓝毗尼园也捐了不少钱给尼泊尔政府，作为重建蓝毗尼园、复兴佛陀诞生圣地之用。后来，我们也有心要在印度办教育，经过僧信二众的努力，历经了十数年，直到现在，才完成印度佛学院和孤儿院的兴建。

率团前往印度朝圣，在佛陀成道的金刚座下合影。我左右两边分别为慈容法师和慈庄法师（佛光山宗史馆提供，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

继这一次访问之后，我又多次前往印度访问。由于大家朝圣的热忱，也启发了我在印度办理三坛大戒戒会的想法。那一次，在菩提迦耶举行的三坛大戒戒会，台上十师都是南北传佛教的长老，有斯里兰卡的达摩罗卡法师、印度的悟谦法师、马来西亚的达摩难陀法师、柬埔寨的僧王德旺法师、香港僧伽会的会长永惺法师等。戒子则有来自世界二十余个国家的一百三十余位沙弥尼。

能在佛陀的圣地，恢复两千六百年前的戒会盛况，真是要感谢佛光山护法信徒们的支持，才能完成这一件历史的任务了。

其实，早在佛光山于一九九八年在印度举行三坛大戒之前，透过依华法师的居中介绍，当地华人就把早期新加坡侨领李俊承居士在鹿野苑兴建的一座中华佛寺，交由佛光山管理了。那时，佛光山派遣慧性法师前往经管。

为纪念印度佛教复兴之父安贝卡博士带领五十万民众皈依佛教五十周年，应邀前往印度安得拉邦省海德拉巴市，主持二十万人皈依三宝大典（二〇〇六年十月十四日）

慧性法师，马来西亚籍，为人耿直，我想必定是他讲话得罪了人，所以后来当地的华人就排挤他，把他赶走，中华佛寺也因而被信徒强占了，殊为可惜。

不过，佛光山僧团人多，大家也都有为教奉献的热诚。因此，前仆后继地，又有佛光弟子满净、觉明、妙如、慧思、慧显、妙轩等前往印度。尤其后来觉明在德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妙如在菩提迦耶兴建孤儿院、佛学院，也接引了很多的印度青年学佛。乃至于他们在印度新德里、大吉岭拉达克，以及邻国尼泊尔、不丹等地也都成立了佛光协会。

二〇〇六年，为了纪念印度佛教复兴之父安贝卡博士带领五十万民众皈依佛教五十周年，阿难佛寺的住持僧护法师，在南印度发起二十万人皈依，我还应邀前往主持。但是，话又说回来，印度人对于数据似乎不太重视，二十万、两万、两千在他们看来，好像都是差不多的。不过，我在南印度还是捐助一间寺院五万美金，总觉得，发展佛教，也不一定都要由我们亲自去那里主持。

行程中，我们也参观了几个佛教圣地。尤其来到龙树菩萨的故乡，看到过去龙树菩萨在那里发扬大乘佛教教义，奉献佛教的精神，即使现在只余留下一点遗迹，剩下博物馆里的石头雕刻、碑墙，但是他的思想和智慧，依然为后人所敬佩。

现在，全印度都撒下了复兴佛教的种子，佛教成为救世的光明，未来佛光普照的一天必然会来到。我想，这也都是旅行、朝圣得来的成果吧！

马来西亚、新加坡

结束印度的行程，接着是访问马来西亚、新加坡。当时，正逢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想要合组联邦政府，成为马来西亚联邦。虽然我对于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政治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却也能感受到大战后，希望团结、希望合作的人心思潮，真是为世界带来了一片和平、美好的气象。

我们的访问行程，一路从素有“东方花园”之称的槟城，往南到小镇太平、山城怡保、首都吉隆坡、大马最早的古城马六甲；再从南马的河口城市麻坡，乘坐三小时左右的汽车转往新加坡。

沿途，我们不仅参访了马来西亚佛教会，拜见了德高望重、在文艺方面深具修养的竺摩法师，也与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副会长、菩提学校校长毕俊辉女士见了面，还瞻仰了菩提学院、洪福寺、香林觉苑等慈航法师当年弘法的道场，不禁感佩于慈老当年在新马打下的弘法事业基础，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大德高僧继续给予发扬光大。

访问之行来到了新加坡后，我们又接受安排，前往访问当地佛教界最有名望之一的光明山普觉寺宏船长老，并且到了新加坡最大的丛林双林寺拜访。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由于有我很多的杂志读者，承蒙他们对我的厚待，以及和许多师友见面的欢喜，都令人感觉到旅行的意义非凡。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新马一带，佛教年轻后继者寥寥无几的情况，也就更加深了我注重教育，培养人才，以延续佛陀慧命的目标与责任。

菲律宾

新加坡的访问行程圆满之后，我们乘坐泛美航空飞往菲律宾。抵达菲律宾之后，更加感觉到华人强大的经济力量，也难怪这许多国家会有排华的举动了。因此，当我见到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时，就向他提出希望透过访问来增进彼此了解的想法，并且还表达了希望菲律宾政府能够支持华人，共同建设菲律宾的心愿。

马卡帕加尔总统真不愧是一位民主的总统，虽贵为天主教国家的总统，也表示非常欢迎我们到菲国传教。

日本

这一次访问，除了目睹泰国南传佛教盛大的阵容，感受到新马、菲律宾佛教徒的信仰热忱，也见识到日本佛教的教团力量。

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是在美国的扶持之下，经济很快地就复苏，已可看出国家再起的希望。尤其日本新兴的教团，如：立正佼成会、灵友会、生长之家、创价学会等，都为二十世纪的日本佛教带来新生的力量。

乃至于日本传统的佛教，如：净土真宗、临济宗、曹洞宗、高野山的真言宗，以及奈良的佛寺等，也都让人感觉潜力无穷。只是，他们已经废弃了比丘的制度，僧侣的身分只有“和尚”、“亲教师”的意义，比丘尼的教团也已日渐式微。不过，一些佛教的学者，如：冢本善隆、水野弘元、中村元、平川彰等，还是很受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尊重。

香港

此行的最后一站是香港。香港佛教起源得很早，相传东晋时期，杯渡禅师就已经在那里建寺弘法。今日香港最古老的佛寺青山寺，传说就是由他所建立的。

在香港，我认识的师友最多，不少人与我已分别了十年、二十年之久，如法宗、超尘、达道等法师，和我同是栖霞的法系。借由在香港访问期间，大家能在异地重逢，真是人生最欢喜的事了。

这一次的访问，让我开始沉思中国佛教未来的前途、走向，是要与泰国一样，走上原始佛教的路线，还是要如日本一般，干脆就让在家化的佛教来引导呢？但总觉得，中国佛教还是要保有它的特色，只是假如中国佛教的丛林制度，要想在未来的社会生存，在国际上和各宗教一较长短，势必要培养人才，重新整顿制度。

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一切的事业都需要人才。清末民初，佛教虽然衰微，但是僧众的僧团、信众的教团都仍然有一些重量级的人才；现在我们号称“台湾佛教的盛世”，可是，我们的人才又怎么样才培养得出特色来呢？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佛光山在亚洲的泰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等地都建有道场，不能不说是那次访问播下的因缘种子，现在都开花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