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的社会运动当中，“百万人兴学”运动可说是最难能可贵的运动了。
我一介贫僧，平生不积蓄金钱，就是靠版税、义卖一笔字的费用捐给佛光山用来兴建社会大学，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我知道，社会上有很多的善良人士、升斗小民，他们虽然没有财富，但是对于做善事、做好事却很有心，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大胆地先筹措经费，买了土地，然后向社会大众呼吁，我要办大学。每个人每月只要出一百块钱，为期三年，我称之为“百万人兴学”运动，每个人出一百元，三年期间就有三十亿。
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南华大学成立了，佛光大学也开办了，甚至远在美国的西来大学，澳大利亚的南天大学，都因此登上国际学界，向世界招募学生。
我不敢与许多兴学有成就的人相比，我只想效法“武训兴学”的精神，难道出家人里面，就没有像武训这样的人吗？对于发心参与“百万人兴学”的人士，我们都一一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纪念，功德芳名绵延一公里以上，碑墙也成为学校一个特殊的景观。
“百万人兴学”运动里，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如：小朋友把一个扑满搬来，说他要兴办大学；留学澳大利亚的青年王上元，捐出自己所有的奖学金来响应；来自美国五岁的钱艾文，新春期间由父亲陪同，在佛光山山门口，写着刚学会的中文“佛自在”义卖，一张台币五块钱，感动许多人纷纷慷慨解囊；有的老太太想到办大学要紧，把棺材本也捐出来。
年届八十的胡随女士，因早年未能接受教育，心有遗憾，于是发心劝募，直到八十七岁，往生前托付给女儿林银英。女儿很孝顺，会带母亲去佛堂，但自己不愿意进去，母亲舍报后，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不但继续护持佛光大学，也加入佛光会，目前已经是佛光会督导长。高江凤娇女士，今年八十岁，十多年来，已劝募逾三千多人加入兴学行列，她说，只要想到很多学生在教育殿堂获得知识，就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对于这许多发心劝募，一百块、一百块去收取兴学功德的会员们，我觉得，他们这种发心、这种善行，不正是菩萨道的精神吗？
对于“百万人兴学”运动，也有人说：“一百块钱一个月，三年三千六百块，我一次给你好了，免得以后麻烦。”但是我不要，我一定会一个月去跟你收取一百元，要让你记得你是一个捐款兴办大学的人。就等于背书一样，你要记得你是大学的百万人兴学委员之一。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假如有百万人兴办大学，这些人必定是有德之人、有道之人。这对社会的净化、美化、升华，不是有很大的贡献吗？
于是，我就发心，想要在佛光大学兴建“百万人兴学纪念馆”，主要目的是为了树立感恩典范，感谢这群社会各界兴学委员长年来对教育的护持与贡献，以及发扬慈悲喜舍的精神，因为透过百万人的力量来兴建大学，是社会上少见的“人间奇迹”。二〇一〇年八月，我到佛光大学主持安基仪式，当时我们邀请了“教育部长”吴清基、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等多位贵宾，还有四位劳苦功高的兴学委员高江凤娇、陈嘉隆、赵钧震、宋秀喜，现场也来了将近六百位兴学委员。这座纪念馆内部空间除了有百万人兴学委员会纪念馆、佛光山宗史馆、校史馆、学术会馆、禅堂（学生心灵会馆）与滴水坊之外，未来也将提供世界各地的学者、教授与学生进行多元化学术活动。
与佛光大学校长杨朝祥（右一）、卸任校长翁政义（左二）及贵宾共同出席百万人兴学纪念馆安基典礼（邱丽玥摄）
我不知道办大学的投资，就像是一个无底的深坑。过去人们以为办大学就好像经营企业，可以赚钱，其实不然。像现在我办大学，至今虽还有人继续赞助“百万人兴学”，但是每年，我对于每所大学上亿元的补助费、建设费，仍感到力有未逮。“百万人兴学”的理想并不容易达到，但是我们带着信徒做月饼、烙饼、酱油、宜兰豆腐乳；在台北、彰化、台南、凤山、佛光山等地，我们的佛光会员、信众力行环保，在烈日之下、在秽气之中与蚊蝇奋斗，积极实践资源回收，每个月竟也能有几万元来赞助兴学。
我一生没有做过赚钱的事业，都是一再地赔本，别人办电视台都能赚钱，因为有广告收益；可是我办的是公益电视台，没有广告，每个月筹款之困难，真是不足为外人道。我办报纸，甚至当今报业萧条如是，多少人劝我不可以办报纸，因为那是一片商场竞争的“红海”，但我投身进去就不会再回头，十多年来，日日难过日日过。办大学也一样，从西来大学开始，已经二十年以上，就是南华大学、佛光大学，从申请、核准到今年，也已经有十五年以上了。
我们的毕业生，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教育和一般社会教育有什么不同。我们办学不是商业交易，也不是沽名钓誉，而是真正要让现代青年接受以人文素养、社会关怀为主的大学教育。现代的教育专家们或许认为我们不懂教育，到这个时代还办人文科目？但我认为，教育不只是培养青年学子的技术、能力，主要是让青年学子有圣贤之心，愿做道德之人，这样的教育对社会才有帮助。
我们相信，“百万人兴学”是“把大学留给社会，把智慧留给人间，把功德留给信徒，把成果留给时代”，当很多人看到佛光大学的美景，流连忘返，赞叹不已时，我心中所系念着的，却是那许许多多百万人兴学的功德主们，他们真是人间的圣贤、人间的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