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出生在农村，从小在乡下长大的小孩，十岁之前未曾走出家门十里以外的地方，不但对世间事了解甚少，对佛教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

所幸十二岁时投入佛门，在寺院里生活，不但空间比家中大得多，同住的人众也总在数百人以上，因此感觉好像一下子走进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只是寺院的规矩甚严，平时不但不准串寮，也不允许我们外出，更不可以嬉戏、游乐。甚至我还被指定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连天空都看不到，更别说室外发生的事情也是无从得悉；知识之浅陋，可想而知。不过所好的是，早晚的殿堂课诵、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以及殿堂中间供着庄严的佛陀圣像，都启发了我对佛教的信心。

我是在金陵栖霞山剃度的，所谓“六朝圣地，千佛名蓝”，只是我对这间古寺的地理、历史与现状，所知并不多，因为那个时候年龄实在太小，根本没有办法了解。

不过常住每年三月初三的春季香会，寺里总要动员很多人出来帮忙洒扫环境、清理垃圾、引导信徒等。在参与工作中，我看到来寺的红男绿女，由于这时仍属新春期间，还有过年的气氛，大家无不穿红戴绿，打扮得花枝招展。这让我眼睛为之一亮，我发觉世间还有很多像天人一样美丽的人。尤其从他们的笑容中，我感受到拜佛的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祥和、善良与朝气。我突然有所感：佛教本来就应该像这样，应该庄严，应该美丽，应该雄伟才对，而不是像我每天关在一间斗室里，过着暗淡无光的岁月。

另外，来寺的信徒们为了表示虔诚，总会携带一些物品到大雄宝殿供佛。我无意间捡到他们包装东西后丢弃的一张旧报纸，乍看之下，真是惊为天书。因为从旧报纸上，我以所识有限的几个字当中，也读懂了一些社会的动态，这让我眼界为之大开，我看到了原来外面还有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原来社会上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活动在进行着。

此中尤其报道了全民催促蒋介石展开抗日行动，号召中国青年要为国家奋斗的消息。我虽然搞不懂谁是谁非，但报纸上呼吁年轻人要为国家牺牲奋斗，让我小小心灵里忽然生起了“我也可以为佛教奋斗牺牲”的念头。

如今回想起来，一张旧报纸，以现代年轻人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却是打开了我通向世界的一扇门窗。因为一张旧报纸，我的心灵觉醒了；因为一张旧报纸，我知道自己要“走出去”，要“与时俱进”，要替佛教作一些革新与奉献。我想这时候“新佛教运动”的种子，已经悄悄地在我心中萌芽生根了，这大概也是我出家以来，对复兴佛教最早的起心动念。

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栖霞佛学院里属于师范学院所拥有的图书散落在各处。这时我们顾不得寺院规矩如何，便四处去搜集。因为参与搜罗的人多，捡拾回来的图书多达几大柜，俨然就像一座小型的图书馆。

在同学当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平时在常住的寺务工作上，一个小沙弥根本派不上什么大用场，常住的大职事于是指派我看守捡拾回来的图书。所幸有了这项任务，让我后来成为这所图书馆的管理员，并且得以饱览群书。

记得我看的第一本书是《精忠岳传》，对于书中的文字、意义，虽不能全数了解，但对岳飞的“精忠报国”，以及他的儿子岳云“双锤大闹朱家镇”，乃至他的女婿张宪，与岳飞同为抗金名将，最后却一同被奸人所害。他们的爱国情操，他们所彰显的英勇事迹，都让我看得兴味盎然，情绪高涨。

可惜图书馆中关于这类的书籍所藏不多，其他像《万有文库》及西洋小说我都看不懂，因此就尽量挑一些民间的通俗小说来看，如《七侠五义》《**寇志》《封神榜》《隋唐演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后来图书馆里的书，只要我看得懂的，无不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几达废寝忘食的地步。

一两年后，我已经能读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基督山伯爵》《少年维特之烦恼》《格林童话集》等中外名著。这座简陋的图书馆成了我的知识宝库，我从中拥有了金玉满堂。这时我还没有学到佛法，但能看到这么多趣味横生的书籍，书中人物的忠勇事迹，影响我的人生至巨。

后来，老师知道我喜欢看这许多小说，严厉禁止，他要我背诵五堂功课，要我研读佛教书籍如《成唯识论》等。但因为佛学深奥难懂，找不到通俗易懂的教材可读，反而是许多中国的文史作品，引起我的阅读兴趣，也慢慢增加了我的知识、启发了我的思想。

那个时候，佛教界慢慢也有了善书的印赠，诸如《安士全书》《玉历至宝钞》，乃至《印光大师文钞》等。虽然我也登记索取，但没有看，对我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倒是后来得到一部慈航法师的讲演集，对于慈老爱教护教的热诚，我很受感动，认为值得学习。

另外，我从同学口中听闻了太虚大师的名字，忽然生起跟随之念，我想只要能为佛教奉献，即使粉身碎骨也绝不懊悔。尤其在学院举办讲演比赛时，听同学们慷慨激昂地发表他们愿为复兴佛教而奋斗的呼号，我不禁也跟着热血沸腾，恨不得冲向前去参加一份。只是徒有热情是不够的，回到现实面来看，复兴佛教的基地在哪里呢？我不知道！复兴佛教的领袖太虚大师远在重庆，也是遥不可及。但是此时我心里很清楚，“复兴佛教”已经是我们不容逃避的课题，我的双肩应该要做好担负这份责任的准备。

这时候我还在焦山佛学院就读，基本上我的知识很浅薄，不过有些热情为佛教的同学，他们都是我的善知识，如智勇法师，他的文、史、哲、佛学都好，尤其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可以比美书法大家。另外他还有一身的好武艺，而且性格豪迈，富有正义感。我当然想要追随他，但因他的个性刚直，做朋友可以，却不是我理想中的追随者。

不过，因为我们志趣相投，就联络了一些也有心为佛教奋斗的同学，如介如、慎如、普莲、实权、能培、松风、松泉、惟春等，大家虽然分散在各处，但因志同道合，因此时相以书信往来，互相唱和。

就在这时候，我忽然觉得在佛学院里读书无法一展抱负，因此萌念离开，想到更有挑战性的地方去创造未来。因此我毅然放下学业，辞去《江苏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向师父要求回到祖庭去。

本来家师并不喜欢我，他觉得我爱向传统挑战，喜欢与传统抗衡，但一听说我想回祖庭，却表现得无比欣喜，特地要我到南京，他要亲自送我回祖庭。

我出家将近十年了，抗日都已胜利，但我还不曾回过祖庭大觉寺。然而我心所向往的祖庭也不是天堂，只不过是简陋乡村的一间破旧小寺而已。平时由师兄军冠法师领导四五个工人从事农耕作务。由于过去我在栖霞律学院，曾经有一位老师跟我们上过“农民学”，我对农业经营有一些概念，所以看到祖庭两百多亩的地，我想，我们可以用现代化的农场模式来经营。

当我正准备规划未来的时候，因缘真巧，这时候已即将过年，有一位任志鹏先生得知师父回寺，特地来拜年。他一看到我，听说我是从南京读过佛学院回来的，就叫我担任离寺不远的一所国民小学的校长。

坦白讲，我从小别说从未进过正式的学堂读书，甚至连小学都没有见过，怎么能当校长呢？但是当下我并没有推辞，我想自己总可以“做中学”。尤其此期我的新佛教理想是：自己要能自耕自食，并且还要能福利社会！我想到，有了农场，就能生产，福利社会；有了学校，就可以教化社会，对社会展开基础教育，如此对佛教、社会都有贡献，这样的出家生活就有了意义，就有了目标，所以我欣然接受。

然而虽说自己从小生长在农家，对农耕生活略有记忆，但对于办理小学，却是所知不多。尽管过去在焦山佛学院就读时，因常住办有三所义务小学，每学期都会派学长出去见习教学；另外上海的南祥小学也一直希望有出家众前去担任助教。我虽然始终没有获得前往这几所学校见习的机会，但心里一直在酝酿，因此略有概念。

不过，光有理念没有实务经验也是不够的，所以接受之后，只剩一个月就要开学了，我只好紧急请在上海、南京的朋友，提供给我一些关于“如何做个小学老师”、“如何担任校长”的工具书。我得到朋友寄来的相关书籍，认真地阅读、研究，一个月后我就上任当起校长来了。

这时师父已经回到栖霞山。随着学校开课，苦难也来了，因为左近的学校经常举办国语、说话、作文、美术等各种比赛，纷纷来函要我们派人前去参加。我自己都还在学习中，哪里能懂得那么多的比赛？这还不打紧，这时国共内战爆发，周遭不时传来有人被暗杀死亡的消息，甚至在各地的同学、朋友，如松风、松泉在上海被逮捕，实权也在青埔被抓，罪名都是利用贴墙报、写标语弘扬佛法。至于逮捕他们的是什么组织，也都搞不清楚。

这时候智勇法师仗义前来学校，给我打气，并且帮助我编《怒涛》月刊。因为我们感于佛教太守旧，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顽固、执著、乡愿，我们希望通过办杂志，能借助文字的力量来改革佛教，为新佛教的理想大发狮子吼。因此当《怒涛》一出刊之后，就如“洪水猛兽”一般，大大地震惊了佛教界。

好在那时我们是在宜兴偏远地区，不至于招来佛教人士的攻击，但是战争带给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苦难，却是纷至沓来。我的许多同学在各地被捕、被打、被刑罚，但是我知道，我们彼此是谁也救不了谁。甚至有一天，半夜之中有几十个大男人，拿着长枪短刀对着我，我也被捕了。至于是什么人抓我的，不敢询问，也不能有什么动作，只是眼看着一起被捕的同伴当中，今天被带出去枪毙两个，明天又有三个被砍头。好在我有一个可爱的师兄，他花钱买通狱方人士救了我，我才免于一死。但这时我做了一年多的小学校长，眼看着实在做不下去了，只好跟智勇法师商量，一起回到南京。

于是囊空如洗的我们，只有带着几本才发行十几期的《怒涛》月刊，踏上了往南京的道路。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位南京华藏寺的退居荫云和尚，由于他的继任者生活不知检点，把一个曾经拥有学校、书店、水厂的大规模寺庙，挥霍殆尽，土地变卖到所剩无几。荫云和尚于是找我们去负责，我们也正在走投无路，便欣然前往。

我与智勇法师商量，谁做住持，谁任监院。智勇法师说我身材比他高大，比较像住持；我说您的学历、能力超过我许多，您才像个住持。最后约定名分不计，两人共治华藏寺，把这里当做推动新佛教的基地，一时能培、惟春、净山都从各地前来，实权也从普陀山赶来聚会。

但是，大家聚集以后，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华藏寺已住有二十几位住众，他们以经忏为业，尽管我们言明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但这群僧众除了念经拜忏以外，经常不做早晚课，有的连佛殿在哪里都不知道，有时候甚至夜不回寺，平时在房间里更是喧哗唱歌，并且带回一些军人、警察等，男男女女来往不断，进出复杂，整个寺院简直像是个大杂院。

我们一群热血僧青年，当然看不惯这种生活，迫不及待地要为寺院树立新风气，于是订定僧伽规约。例如，所有住寺的人必须做早晚课；社会、寺庙有别，非僧众不可安单寺院；三餐不准自制饮食、不准从外面购买食物回寺，一切由常住供应；进出山门必须经过请假；每个月的单银、钱，只给一半，另一半由常住代为储存，将来离寺时再发还带走……

新生活规约发表以后，起初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抗议，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着新佛教思想的人。但时日一久，抗争的行为还是难免。于是我们就以寺中经济困难为由，每天只吃稀饭，希望让他们吃不习惯而自动离开。

这时正逢徐蚌会战失利，南京战局不稳，过去暂住寺院的军人眷属纷纷撤离，前往四川、广州、台湾等地。但是他们临走之前又把房间廉价出卖给后来者，我们一群革新派的正愁房间不够用，就阻止他们不当的行为。但寺里数十名经忏派的一致站在他们那一边，替他们搬家、通风报信，寺中就分成新僧与旧僧两派，一所寺庙已不像个寺庙，每天警察、宪兵川流不息，黑白两道在里面公然活动，当局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来保护我们呢？所以注定我们的新佛教运动，必然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后来国共协商，傅作义在北京主持和谈会议，我们以为有了一线希望。但是和谈破裂，这时智勇法师花了几个月召集的“僧侣救护队”正想付之行动，谁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务，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后，就求救于师父。师父说：“你们要救护伤亡，必须经过军队训练！”于是便委托孙立人将军帮助我们，我们因而得以顺利成行到台湾。

就这样，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在一个寒风细雨的日子里，我从南京搭乘京沪线火车到上海，由黄浦江乘船到台湾。在船上摇呀摇的，但是台湾究竟在哪里？我不熟悉，甚至直到在基隆港上了岸，我还完全不知道即将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不过，既然已经到了台湾，对台湾的佛教界也不能不作一些了解。据我所知，台湾的佛教是在郑成功光复台湾前后，由闽南僧侣到台湾开创的。根据统计，在有清一代，台湾境内的纯佛教寺院有一百多所，此中以创建于一六六二年的台南竹溪寺历史最悠久，是台湾最早的佛寺，与开元寺、法华寺并称为当时台湾的三大名刹。从清末到日据时代，整个台湾佛教以福州涌泉寺的僧侣为主流，他们发展出大岗山、观音山、大湖山、月眉山等四大派系，都是仿效大陆的寺院建筑，也是台湾初期颇具规模的道场。

早期的台湾佛教出家众不多，受过教育的为数也少，但大家都是持戒严谨的本分出家人。只是后来台湾割让给日本，慢慢地有些台湾人士改当日本和尚，有的人转而信仰日本佛教，如日本的东海夷成在南部广结善缘，为日本佛教摄受了不少台湾佛教信徒。当时也有一些台湾人反日，如余清芳、罗俊、江定等人，他们结合宗教信仰的力量，大举进行抗日行动，史称“西来庵事件”，虽然死伤惨烈，牺牲很大，但也因此掀起一股极大的抗日风潮。

后来对日抗战结束，台湾光复了，大陆的和尚纷纷到台湾，如大醒、南亭、慈航、东初、章嘉活佛、白圣等，乃至后来我们僧侣救护队的数十名年轻人也一拥而来。最初大家投靠无门，后来为了生存，只有各奔前程，各自寻找安身之处了。

我在僧侣救护队纷纷离散之后，心想自己也得找一个栖身之处，这时在台中宝觉寺担任监院的大同法师是我的学长，因此想去投靠他。但是当我到达台中时，他已经因为被指有匪谍之嫌而远赴香港了。之后我找过白圣、大醒、慈航法师等人，但都因缘不具。

后来到了中坜圆光寺，遇到妙果老和尚，他不失为台湾佛教界的一位长者，满面笑容，满口和气，承他收留我，我就这样跟随了他。但因为我没有台湾的入境证，无法报户口，所幸吴伯雄先生的尊翁吴鸿麟老先生，当时是台湾“省参议会”的“参议员”，也是“警民协会”的会长，由他出面具保，帮我报了户口，我因此得以在台湾立足，所以我和吴伯雄一家世代就这样结了深厚的因缘。如果没有当时这一段因缘，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漂泊，或者在阴间的哪个阎罗殿里往来。

我住在圆光寺，每天忙于打扫环境、清洗厕所、司水、采购等，以劳役作务来服务大众，终能获得暂时的安顿。只是妙果老和尚虽然让我生活无忧，却不能保障我安全无虞。因为陈辞修先生主持的台湾“省政府”，有一天忽然下令，全面逮捕由大陆到台湾的出家人，慈航、律航法师等人都因此入狱，我也被关了二十三天，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牢狱之灾。

由于我被警察逮捕，因此才刚编了一期的《觉群》杂志就此夭折了。《觉群》是上海市佛教会所发行，旨在宣扬太虚大师革新佛教的思想，后来秘书大同法师把它带到台湾，一时无人编辑，就由我上阵主编，没想到才编了一期就无疾而终了。

说到太虚大师，当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胜利后，太虚大师随“政府”还都南京，在焦山举办“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当时我有幸参加，恭逢其盛，知道佛教要革新，应该从佛教会开始整顿起。而这时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也预备在南京成立第一届大会，拟推选太虚大师担任会长。只是很不幸的，太虚大师竟在这个时候于上海圆寂。消息传来，我感到“人天眼灭”，好像佛教的末法时代来临一般，觉得世界暗淡无光。

本来我觉得太虚大师有条件当领袖，我也愿意追随他，没想到忽然之间希望幻灭，因此多日里我茶不饮，饭不思，整个人失魂落魄，真是“如丧考妣”一般。后来觉得佛教也不能只靠太虚大师一人，便把希望转寄到在斯里兰卡大学教书的法舫法师身上。

当时我已经到了台湾，虽然并不认识法舫法师，但凭着一点热情，我不断地以函电催请他到台湾，希望他能担任“中国佛教会”的会长，由他来挽救佛教。然而遗憾的是，不久之后听说他被人暗杀了，死在教室的走廊上。其时我人在中坜圆光寺，得知消息，再一次感到如天崩地裂一般，三天里粒米未进，郁郁寡欢，自己躲在一个小房间里哭泣，我为佛教今后不知道要靠谁来领导而感到忧伤。

法舫法师出身闽南及武昌佛学院，留学过印度，是太虚大师座下第一弟子。他的溘然去逝，给我感觉就如过去皇朝时代找不到继承人一样，觉得是佛教的一大不幸。而当时的台湾佛教界，除了慈航法师有新意、东初法师有理想之外，其他大都是佛教的保守派。尤其这时台湾的神道教盛行，很多人根本分不清神与佛，平时只知道拜妈祖、王爷，根本不知道佛是何名，教是何义！

因此，当我出狱之后，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仍然不改原有的志向，继续编辑杂志，并且写文章投稿到各报章杂志，也为电台撰写广播稿。尤其一九五〇年，妙果老和尚担任新竹佛教会理事长，管辖桃、竹、苗三区的佛教事务。当时整个台湾佛教界几乎找不到一个会写公文的人，妙果老和尚要我担任他的秘书，后来又奉他指示，住到苗栗的山林里，在深山野外与竹林为伍，整整三个月之久。

这时台湾民间盛行“拜拜”，“政府”当局未能深入了解民情，只是一味地严格取缔拜拜。对此我期期以为不可，因为拜拜不仅是民间信仰的基础，也是过去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风俗，许多人利用这一天的集会庆祝，互相联谊，借以摆脱工作压力，使身心得到纾解，自有其存在价值。

再说，当时一些高官大员，他们上舞厅跳舞、喝酒、玩乐，这跟“拜拜”有什么不同？民间拜拜的风俗虽然不符道德建设的范畴，不是纯正的宗教信仰，但是一次拜拜过后，人民可以为了明年，甚至为了来生更幸福而辛勤努力；如今只准高官吃喝，不准百姓拜拜，我深感不以为然，所以为文呼吁，建请以“改良”来代替“取缔”拜拜。这个提议承蒙主政当局接受，我想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也不无贡献。

另外，京剧名伶顾正秋女士，她主演的戏剧有辱佛教，我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卫教；台大的林晓峰先生讥评佛教是神道教，我也为文驳斥。甚至当时社会上常有一些人批评佛教是消极、出世、不事生产等不符事实的毁谤，我也经常跟他们打笔战。我总是尽己所能地通过文字来弘扬佛法、护持佛教。

直到一九五一年，我应大醒法师之邀，到新竹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为了加强讲习会的师资阵容，我邀请“中国石油公司”苗栗出矿坑研究所的几位科学家，如李衡钺、程道余、许魏文等大学教授，利用周日到讲习会上课。我和这些知识分子因此相交往来，故而得以涉猎一些现代的科学知识。甚至当中有一位新竹师范学校的关凯图老师，到讲习会教授理化和历史。授课之暇，他教了我六个月的日文文法；因为这个因缘，后来我把日本森下大圆教授所著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翻译成了中文。

除了教书、写作之外，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事实上也不容许我们有多大的作为。据说在我挂单中坜圆光寺期间，每天上街采购都有人跟踪；后来我到新竹，偶尔外出弘法，也必须事先到派出所报告、备案。基本上，来自政治的压力，让佛教毫无喘息的空间，很多由大陆来台的优秀出家人，不得不被迫还俗，另谋出路，甚至更多人最后投靠香港的丰道山，这是基督教成立的，专门用来吸收佛教僧侣的机构。

当时佛教的社会地位低落，出家人不受尊重，一般商家只要见到出家人，总认为是来化缘的，都是说：“老板不在家！”出家人在社会上难以立足，到处被人瞧不起。我们眼看着佛教的处境堪虑，内心的苦闷无处宣泄，真不知伊于胡底，哪里还能对新佛教有什么想法呢？

所幸这种情况到了一九五二年的冬天，我应邀到宜兰雷音寺弘法时，终于开始有了转机。当时虽然政治氛围依旧浓厚，佛教的发展仍属严冬季节，不过我的新佛教运动总算有了伸展的空间。

初到宜兰时，我除了每期为《觉群》与《菩提树》杂志各写两篇文章以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应邀到台中、云林、虎尾、嘉义等地的城隍庙、妈祖宫布教。后来慢慢地，我通过成立国语补习班、文艺写作班、青年团、组织佛教歌咏队等方式，接引了一批有理念、有热情的年轻人到雷音寺学佛，如心平、慈庄、慈惠、慈容、慈嘉等，他们跟着我下乡弘法，到电台、监狱布教，以及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等。后来他们甚至出家，帮我创建佛光山，并在佛光山“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四大宗旨下，办理佛教学院、重编《大藏经》、出版各种佛书，以及从事养老、育幼、恤贫、医疗、赈灾等慈善工作，开始推动各种弘法事业，举办各种弘法活动。

当时我的想法是：佛教一定要创办各种事业，有事业才能接引青年进入佛门，才能留住人才；有了人才，佛教才能发展，才能福利社会，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所以我喊出“佛教需要青年，青年需要佛教”的口号，我认为彼此是相需相成的。

果真，这批优秀的青年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他们加入佛教的弘法行列，成为佛教的中坚干部后，志气昂扬地跟着我展开各种弘法活动，大大地拓展了弘法空间，并且接引愈来愈多的社会人士信仰佛教。慢慢地，有了广大的信众作为后盾，我的新佛教运动终于得以一步一步地实现，终于能够逐步改革旧有佛教的陋习，而让佛教走上年轻化、知识化、现代化、人间化，甚至成为国际化的佛教。

只是这个过程说似简单，实行起来却是阻碍重重，例如，最初我主张佛法要下乡去，要让佛教走入工厂、学校、机关团体里，因此经常带领青年到街头布教、到乡村弘法。当时举凡妈祖宫、城隍庙的广场，以及乡下人家的晒谷场，我们只要把汽油桶往场中一摆，上面放两块木板，就是弘法的舞台。

但是这么单纯的布教活动，却经常遭到警察的阻挠，以及教界的杯葛，可以说每回出外布教都不容易，不但要跟警察捉迷藏，还要排除种种的障碍。因此每次弘法前，团员们开着广播车到街上宣传，我听到他们热情地呼着口号：“咱们的佛教来了！”都会从内心里涌现出一股莫名的感动。

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一方面因为政府实施戒严，加上基督教的打压，佛教的弘传空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但是为了新佛教的实现，也只能一一去突破。例如，最初我想在电视台制播弘法节目，却因当局一句“和尚不能上电视”而夭折。可是我并未因此而气馁，我相信“只要有佛法，就会有办法”，于是几经再接再厉，最后终于在一九七九年首开电视弘法之先河，于“中华电视台”制播了佛教史上第一个电视弘法节目《甘露》。

之后，我又陆续在“中国电视公司”及台湾电视公司，制作《信心门》《星云禅话》《星云法语》《星云说偈》等节目。我不但成为第一位进入电视台弘法的出家人，而且打破当时三台的默契，首开游走三家无线电视台制播节目的纪录。后来佛教界纷纷跟进，利用电视弘法。直到现在，海内外的各电视台都有佛教的节目播出。

其实，不仅电视弘法的路一路走来辛苦，校园弘法也是几经努力才得以突破封锁。记得一九五五年，我应台湾大学之邀准备前往讲演，但是到了当天却临时被通知：讲演取消！理由是：佛教不可以进入大学校园！

但是我也没有因此灰心丧志，我转而邀请日本的水野弘元教授到台湾各校园上课，并且陆续到各大学成立佛学社团等。经过我以各种权巧方便来排除各种阻力后，时至今日，不但台湾的各大学经常邀请我到校讲演，世界各大名校，如美国的康奈尔、耶鲁、哈佛、柏克莱、夏威夷、加州等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义安理工学院，澳洲黄金海岸邦德大学，香港中文、理工大学等，也都曾邀我前往讲学。一九八九年我到大陆弘法探亲，应邀在北京大学公开讲演，成为在中国大陆讲学的第一个出家比丘。

另外，在当年同样属于佛教禁地的军队，在郝柏村先生担任“参谋总长”任内，便曾邀请我到军中布教，不但掀起一股军人学佛的热潮，尤其一九八八年起，我更陆续应邀到金门、马祖主持佛学讲座及皈依典礼。之后又受“国防部”之邀，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巡回海、陆、空三军官校和宪兵部队、军事院校、管训中心等单位弘法，足迹踏遍台湾本岛及金门、马祖、东沙群岛、澎湖、绿岛、兰屿、小琉球等地。一路上更承军方礼遇，让我搭乘各种军车、军机、军舰。想我一介和尚，竟能获此殊荣，这都是仗佛光明，也可见佛法的尊贵。

为了弘传佛教，普及佛法，我不但首开电视、学校、军中布教之先例，甚至到监狱举办短期出家修道会。此外，还针对社会各种不同的对象，举办各种活动，开办各种课程，诸如成立儿童班、妇女法座会、青年会等，同时举办大专、儿童、老人、教师等各种夏令营，以及创办“人间卫视”，发行《人间福报》，设立“佛光缘美术馆”及“佛光缘滴水坊”，乃至举办“世界佛学会考”，鼓励读书，打造书香社会。尤其首创“素斋谈禅”，借着餐会谈法论道，数年来也度化了不少社会人士学佛。

我在创办各种佛教事业、举办各种弘法活动的同时，也针对佛教的一些陋习，一一加以改革。首先我感于佛教最大的弊端，就是没有制度，佛教徒像一盘散沙，彼此各自为政，不但服装不统一，出家、剃度、传戒、教育等也都没有严密的制度，因而弊病丛生。

有鉴于此，我在一九六七年开创佛光山的同时，就恪遵佛制，根据“六和敬”的戒律和丛林清规，着手为佛光山订定各项组织章程，建立各种制度，包括人事管理方面，我订定“序列有等级、奖惩有制度、职务有调动”，以及“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的运作准则。

我从早期太虚大师提出的“三革”：教制、教产、教义改革，以及印光大师的“三滥”：滥传戒法、滥收徒弟、滥挂海单，了解到佛教的一些现象，也有了革新佛教的理念，所以建设佛光山之后，我撰写了一系列的《怎样做个佛光人》，并提出“不违期剃染，不夜宿俗家，不共财往来，不染污僧伦，不私收徒众，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化，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等十二条门规，作为佛光山徒众的行事准则，并且随着佛光山的发展，陆续制定“师姑制度”、“教士制度”、“员工制度”、“亲属制度”等。

除了制定规矩、制度之外，我觉得这样还不够，佛教应该从消极的“否定”到积极的“肯定”，从“不可”到主动的“给”，所以又提出“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作为佛光人的工作信条。

我觉得佛教要从“四摄法”、从“给”来接引信徒，从建设各项事业来发展佛教，因此早期从印度到佛光山参学的桑加仙达法师，在学成回印度弘法后，佛光山特别到印度为他们修筑道路、装设水管、创建女众道场等。另外有一些男众在家居士，他们从佛光山学道后回印度开设旅行社，生意十分兴隆，事业都发展得相当成功。佛光山造就他们，并不希望得到他们任何的回馈，只希望能对印度佛教的再兴有所帮助。

此外，我也曾几次到拉达克弘法，在那高海拔的地方，虽因罹患高山症，连讲话都喘不过气来，但为了弘扬佛法，我还是在那里停留数日，每天行程排得满满的，不但跟他们说法，还为他们皈依三宝等。现在有很多拉达克的青年到佛光山就读佛学院，都是那时播下的种子。

我觉得教育、文化是佛教的根本，重视文教才能提升佛教，所以佛光山在国内外，除了先后创办了西来、南华、佛光，以及在澳洲筹建中的南天大学之外，同时发行《人间福报》、开设“人间卫视”、成立“佛光文化公司”等，乃至养老育幼、恤贫救急等慈善事业也不偏废，通过各种弘法活动及佛教事业的推展，慢慢让佛教走入人群、走进家庭、走向人间、走上国际，这就是所谓的“人间佛教”。

过去的佛教只有在寺院而已，现在佛教能普及到家庭、社会、生活中，这都要归于“人间佛教”的提倡。“人间佛教”就是要与生活结合，要利益大众，要能给人受用；佛教要走向社会，便要从事生产，所以我主张出家人要有三张执照，也就是至少要具备三种专长，包括住持、当家、策划、行政、说法、写作、建筑、驾驶、电脑等。尤其住持不能做一辈子，要交棒，要世代交替，所以我在一九八五年从佛光山住持退位，传法给心平法师，就是想为佛教民主化树立典范。

另外，我看到过去佛教界各寺院之间常有互相争抢信徒的现象，乃至有的庙产被在家信众把持，所以提出“把信徒还给佛教，把寺产归还教会”的主张。我认为信徒皈依不是拜师父，而是皈依佛法僧三宝，成为正信佛弟子，所以举行皈依典礼是为佛教增加信徒，而不是替个人收徒弟。

甚至我看到有些寺院里，师兄弟各自收徒纳众，导致徒弟为了各护其师，因而争端迭起；为了避免教团的分裂，我主张“所有出家人都是师父”，因此在佛光山，所有第二代僧众都是第三代的师父，所以没有师父、师伯、师叔之别，也就不会有分门别派的情形发生。

在佛光山，我尤其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八敬法”。我看到今日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女众，常碍于“八敬法”而不敢进入佛门，实在是佛教的一大损失。为了提升比丘尼的地位，我特地让佛光山第一代的女众慈庄、慈惠、慈容、慈怡法师等人主编《佛光大辞典》。这套历经十年完成，被喻为“佛教百科全书”的大辞典，是研究佛学的最佳工具书，一九八九年曾荣获台湾优良图书“金鼎奖”，尤其在两岸开始交流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第一个就跟我要《佛光大辞典》在大陆发行的版权，可见佛教界对这套书的看重。

另外，第二代的如常法师现在正着手编辑《世界佛教美术图典》，这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世界佛教美术之全貌而编辑。全书按美术学科分类，计有建筑、石窟、雕塑、绘画、书法篆刻、工艺、人物等二十册，每册约有五十万字。内容有收录自世界五大洲的两万多张图片，以及词条一万条以上，采用中英文解说一文一图或多图的形式编排，必要时并加上辅助图片予以说明，是一部研究世界佛教美术的最佳宝典。

我不但提倡“男女平等”，而且主张“四众共有”，因此在一九九一年创办“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翌年“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在美国成立，从此为广大的在家信众提供了一个为佛教奉献的舞台。

尤其我为佛光会建立“檀讲师”制度，可以说是佛教的一大改革与创新。因为过去佛教都只树立出家人的权威，在家信众永远只能当弟子。但我认为，佛法的弘扬应该僧、信二众大家一起来，佛教并非僧众所专有，尤其中国有大乘佛教的性格，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萨，除了地藏菩萨现出家相以外，观音、文殊、普贤都是在家相，甚至维摩居士、胜鬘夫人等都能说法，为何现在的信徒不能弘法？为什么他们不能当维摩居士呢？难怪《维摩经》不能普遍通行。因此，我在创建佛光山僧团之后，就极思成立佛光会教团，希望两者能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并行不悖地弘扬佛教。

除此之外，我改革寺院建筑，不但有大殿供信徒拜佛，还增设客堂、会议室、谈话室、图书馆，甚至研究室、电脑教室等，台湾的第一间讲堂“雷音寺”，就是我所创建的。

我感于佛教徒平时只知道念经，却不懂得要读经、讲经，因此把过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只念《楞严咒》的传统早课内容，改成一天诵一部经，之后再花两小时的时间，轮流由一个人主讲，如此一来，一年不就可以研读一千部经典了吗？

我对寺院仪制的改良，还包括延后早课时间，以及把水陆内坛佛事一律改在白天进行，乃至开会唱“三宝颂”、三餐念“四句偈”等。尤其我一生致力于三宝节的推动，也就是定四月八日为“佛诞节”、七月十五日为“僧宝节”、十二月八日为“法宝节”。

甚至为了建请当局明定佛诞节为法定假日，几经联合教界努力奔走，终于在一九九九年，经“立法院”通过。十年后，也就是二〇〇九年的五月十日，国际佛光会更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佛诞节暨母亲节庆祝大会”。当天有十万人参加，马英九先生亲临现场致辞，此举可以说再度为佛教的历史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此外，我发现过去佛教都很重视“五明”，但现在的佛教只能“以佛法解释佛法”，而不能弘通应世。我想，如果能以世间法来融合佛法，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主张改良论文写作方式，并提倡佛教艺文化。虽然我自己并不具备撰写文艺小说的条件，但为了弘法，不得已只有用白话散文体，把伟大佛陀的行谊写成《释迦牟尼佛传》；我以物语的笔法，把自己化身为大钟、木鱼、海青、袈裟等，写出《无声息的歌唱》等。

除了散文，我还以自己的名字“星云”，写了一首新诗：

夜晚，我爱天空点点明星，

白天，我爱天空飘飘白云；

无论什么夜晚，天空总会出现了星；

无论什么白天，天空总会飘浮着云。

星不怕黑暗，云不怕天阴；

点点的星，能扩大了人生。

片片的云，能象征着自由。

花儿虽好，但不能常开；

月儿虽美，但不能常圆。

唯有星呀！则娇姿常艳，万古长新；

蓝天虽青，但不会长现，

太阳虽暖，但不能自由。

唯有云呀！则万山不能阻隔，任意飘游；

夜晚，有美丽的星星，

白天，有飘动的白云。

我首开在“大座讲经”中安排献供、节目表演等内容，希望达到“解行并重”的效果。乃至“偈语教唱”、“说唱弘法”等，都是希望呈现多样化的风貌，以接引不同层面的信徒。

我推动佛诞餐、制作佛诞卡、举办佛诞节花车游行、发行佛教小丛书、组织佛教歌咏队、录制佛教音乐唱片、推动佛教纪念品等。当年一串小小的念珠，曾在台湾流通几千、几万条，乃至一张小佛卡、一尊小佛像，都把佛教带到社会，带到家庭，带到每个人心里去。

为了弘扬人间佛教，为了实现我的新佛教理想，多年来我不但走遍台湾及所有离岛，甚至遍及五大洲，即连非洲的斯威士兰我也曾经去过。承蒙天下文化远见事业群创办人高希均教授谬赞说：“星云大师的一生，改革了佛教、改善了人心、改变了世界。”其实我只是希望学习佛陀，替佛陀把佛法弘遍五大洲，所以曾自许“身似法海不系舟，心怀度众慈悲愿，问我生平何所愿，佛光普照五大洲”。

如今走过一甲子的出家岁月，幸能完成“弘化五大洲”的心愿，回首自己在十二岁出家之后，就一直想要革新佛教，至于为什么要革新，甚至怎样革新，坦白说，我并不知道！我也不懂。但总觉得有机会出家，就要好好弘扬佛法，对于佛教的一些陋习、弊端，凡有碍佛教发展的问题，就应该一一改革。所以综合多年来所做，我的确在制度、教育、文化、弘法、观念、仪轨、事业等方面，作了一些革新，包括：

在制度改革方面：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住持、制定僧众序级考核、成立“亲属会”与“功德主会”、制定“檀讲师”制度、倡导寺院功能多元化、不由“中国佛教会”发戒牒而径行传授三坛大戒，以及改变“中国佛教会”“不团结、收红包、赶经忏”等陋习。

在教育改革方面：创办了第一所连续四十五年来招生不间断的佛学院，并且五大洲均有分部。另外，创办西来、佛光、南华、南天等多所社会大学，以及成立都市佛学院、胜鬘书院、社区大学等。

在文化改革方面：成立多所美术馆，编撰佛教文学书籍、重编《大藏经》等。

在弘法改革方面：以歌舞传教、通过电视弘法、发行《人间福报》、成立云水书车，乃至首创妇女法座会、采用远程教学等。

在观念改革方面：以“行佛”代替“拜佛”、提倡“身做好事、口说好话、意存好念”等三好运动、提出“你大我小、你对我错、你有我无、你乐我苦”为处世准则，并以“忙就是营养”、“为信徒添油香”、“储财于信徒”、“当义工的义工”、“学佛不是个人清修，而是要为大众服务”等理念，作为僧众的修行准则。尤其提出“五戒就是不侵犯”、“我是佛”、“建立心中的本尊”、“业是生命的密码”、“行善不造恶就是基因改良”、“做自己的贵人”等佛法新诠。

在仪轨改革方面：举办短期出家、佛化婚礼、菩提眷属、青少年成年礼，以及两天一夜传授在家五戒、菩萨戒。

在福利改革方面：为僧众订定休假、医疗、进修等福利办法，以及成立公益信托基金，从事各种社会公益等。

说起对佛教的改革，其实我并不是一味地打倒旧有，我认为改革并非打倒别人来树立自己，而是应该相互融合，因此我虽然主张佛教要革新，但也不排斥传统。例如，过去的信徒只在初一、十五才到庙里拜拜，我则提倡“周六念佛共修”；举凡全台湾的别、分院，甚至全世界的佛光山道场，每周六晚间都会同时举行念佛共修。过去一般信徒的往生佛事，都要拜忏诵经，甚至放焰口，我则以“随堂超荐”来代替。我觉得不一定要由个人独力出钱，如此负担太重，可以改在共修时，让有缘人一起来为父母、祖先随堂超荐。

我一生不赶经忏，我重视文化弘法，但在来台之初就提倡“药师法会”及“光明灯法会”等，因为我觉得佛教的信仰仪式也很重要。何况众生根机不同，各有得度的因缘，因此我自己不做的，也不一定就要排斥他人。

我想到当初释迦牟尼佛的革命，他是向心内而不是向心外，是向自己而不是向他人，是本着慈悲为人而不是嗔心恨人，是用真理服人而不是以暴力讨伐。因此，我愿效法佛陀，永远以佛法为众生祝福，祈愿能把功德留给人间，把佛法留给大众，把一切用以庄严佛教。我个人并不想要任何一个名义，只愿做一名云水僧；我不要拥有任何一样东西，只想孤僧万里游；我也不希望多少师友随侍，只希望独自遨游天下。

我一向奉行“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以众为我、以空为乐”的人生观，我拥有了空无，不带走一片云彩，不管走到哪里，都本着“挂一单”的精神，哪一个人要我，我就“在一家保一家，在一国保一国”。我但愿以禅心悟道来伴随生命，到处随缘放旷、逍遥自在，做到来去自如，生死都不牵挂，也不拖累别人。

至于未来，走不尽的世界，我要勇往向前；走不尽的人生，还要继续前去。对于还没有因缘接触佛教的人，也希望都能跟他们结个善缘；只要能让佛法落实在人间，此生于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