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讲“因缘”，世间万法都是因缘所生起，凡事只要因缘俱足就容易成就，因此佛法所宣示的，就是一个“众缘所成”。“缘”并非单一独存的，每个人都是众缘中的一分子，别人给我们因缘，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助缘；人生能“随喜随缘”，并能“随缘发愿”，才能成就诸事。
“缘”之一字，奇妙无比。回忆一九四九年春天我从大陆到台湾，最初一两年之中，虽然历经到处挂着无着的窘境，但我感觉自己与台湾的信徒特别有缘。六十年来，他们帮助我创建佛光山，而我也“随缘”因应众生的需要，先后在全球五大洲开创了二百多所别、分院。
虽然在建寺过程中，由于各国文化背景、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等不同，因而遭受诸多的挫折障碍，历经无数的艰难困苦，但也因此激**出许多温馨感人的故事。此中尤其是“佛光山荷华寺”的兴建，其背后更蕴藏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因缘，让所有见闻者莫不感受到佛教的伟大与信仰力量的神奇。
荷华寺是佛光山在荷兰设立的道场，也是佛光山在欧洲所建的多所别、分院之一。佛光山自一九九一年起，首先在法国巴黎购买了一座近五百年历史的古堡作为弘法道场，由慈庄、依照法师分任住持与监院。隔年，英国伦敦佛光寺、德国柏林禅净中心，以及巴黎、伦敦、瑞士等佛光协会相继成立，就此正式展开了佛光山向欧陆弘法的工作。
在此之前，我于一九八〇年到海外参访时，就曾到过法国巴黎；一九八八年起，更是几乎每隔一两年就到欧洲一次。期间承法国佛教会会长禅定法师邀请我到巴黎作过讲演，因此进一步与欧洲结下深厚法缘。之后慈容法师代表本山，积极到欧洲成立佛光会，成为佛光山欧洲弘法的先驱。而当时依益、永有法师二人分别在牛津、伦敦大学攻读博士，他们读书之余就近发展欧洲佛教，也深有贡献。
说起欧洲，这是天主教的发源地，人民以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为主，因此整个欧洲到处可见教堂林立，相对的，佛教的寺院则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于一些移民的华侨而言，如文学家司马中原先生所说：尽管中国人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不过每一个人的身心里，都流着佛教的血液。因为几千年来，从祖先代代流传下来的习惯，只要有了疾病，或是面临苦难的时刻，若不是称念“阿弥陀佛”，就是祈求“观音菩萨”，这是一种自然而深刻的佛教信仰。
确实如此！信仰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习惯，中国人不能没有佛教，因此对于移民在异国他乡的华侨来说，生活里如果缺少了佛教信仰的寄托，内心的空虚、苦闷，可想而知。尤其老来死后没有人诵经，更是人生最后的遗憾。曾经有一位移民荷兰的老太太，临终前一再交代儿子，务必要找个人来帮她念经，否则死不甘愿。可是在佛法不兴的荷兰，哪里去找出家人诵经呢？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一位信佛虔诚的罗辅闻居士，他是情报员出身，退休后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国城开设餐馆。当他了解事情经过后，虽然虔诚地为老太太诵了一部《普门品》，但也因此牵动了他内心潜藏已久的一个心愿，让他更加殷切感受到：荷兰需要佛教，需要法师驻锡弘法！
于是他通过一位朋友，也就是阿姆斯特丹华商会会长文俱武先生，代表侨界积极向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提出建寺申请，并获准在唐人街的公园预定地（Zeedijk），向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租借建地二百八十二坪。之后，经巴黎佛光协会会长江基民先生居中联络，表达邀请佛光山前往建寺的心意。
同年，我到荷兰云游弘法，期间由依照法师和江基民先生陪同，在罗辅闻居士于中国城开设的餐馆中，我们首次见了面。罗居士热情地带我们巡视了建寺预定地，他同时道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以及为什么发愿要在荷兰建寺的因缘。他说：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八年，就在日本投降前，当时我十八岁，身为国军情报员。有一天，在空军总司令部指派下，我和副驾驶黄沛堂少尉，驾驶最简单的‘侦察机’，准备到浙江轰炸钱塘江大桥。这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及修建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双层桁架梁桥。由于这座桥直跨钱塘江与现在俗称的‘六和塔’处，日本人借着这座桥的运输之便，对中国国民革命军及游击队造成很大的威胁和破坏，为了确保大后方的安全，决定把这座铁桥炸毁。
“就在一个冷风飒飒、万家灯火的暗夜里，我和黄沛堂少尉二人抱着戒慎恐惧的心情，趁黑驾驶侦察机出任务。我们由空军基地湖南芷江起航，往浙江飞行。那个年代的侦察机，速度不如现代的喷射机，我们飞行了三四小时后，到达浙江的上空。从高空俯视这夜里的中国土地，我们一心只想把铁桥炸毁，但绝不能误投炸弹而伤及淳朴的中国人民，于是侦察机只能低空飞行，准备俯冲轰炸。
“当侦察机顶头两枚炸弹瞬间射出后，我们看到了火光灰烟冲天，但心里并不敢确定是否已成功炸毁钱塘江大桥。二人经过商量后，决定回航再次轰炸，于是重新调头，飞回铁桥。
“不料这一回航，被日本兵发现行踪，他们以高射炮对我们猛烈射击。结果在一阵枪林弹雨中，猛然一声巨响，飞机强烈振**，副驾驶座位被高射炮击中着火，我们只得紧急跳伞逃生。
“在降落伞着陆后，日本兵马上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我们两人只得没命地向前奔跑。途中听到“砰”的一声枪响，黄沛堂少尉应声倒下，他不幸被机枪射中而当场为国捐躯，我则在仓皇之中逃进了一座荒废的寺庙——绍兴‘东岳寺’，并且躲进一座韦驮菩萨的石雕像后。
“这时日本兵还是穷追不舍，一队人马在寺内用刺刀到处搜查，甚至用狼狗寻找。当时我心里已经不存有生还的希望了，可是没想到经过一段时间后，受过情报员训练的我，把耳朵贴在地上倾听，可以感觉到日本兵已经走出十里外了。于是偷偷出来，在漆黑一片的寺院里，摸索到正中的大雄宝殿内，在如来佛的座下找到一个角落安身，这才放心地慢慢睡去。
“隔天清晨醒来，听到围墙外有中国人讲话的声音，原来是忠勇救国军，就这样，我得救了。可是想到昨天夜里的情形，我心里感到很纳闷，于是再回到韦驮菩萨像旁，想看看昨夜何以能不被刺刀刺中。这一看，发现菩萨像是嵌在石壁上的，这样的雕刻手法连蚂蚁都爬不进去，但是何以昨夜我能躲得进去？此事直到现在，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
“这个事件过后没多久，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只是没想到国共内战却紧接着开打。随着时局变迁，我跟着军队渡海到台湾，之后于一九六四年奉派到泰国‘武官处’，担任‘副武官兼军事情报官’。接着由于美国介入越战，我又被派出任与美军合作。当任期满后，随即被调任驻越南‘大使馆’，升为‘参事’。这时越南正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我知道战争迟早会爆发，但基于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只得前往越南任职。
“出‘国’前夕，有一位在台北办理《朝明晚报》的王海涛先生，他是一个佛教徒，得知我要前往越南任职，便送了一本六公分宽、十公分长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给我。当时我对他说：‘我又不是佛教徒，要经本做什么？’王海涛先生说：‘这是护身符，你现在到越南去，难道不要平安吗？’我一听是可以保平安的护身符，便恭敬谨慎地把经本收藏起来。临行前他又特别交代我：‘来日，若是遇到危急之际，你可以诵持这部经文来消灾解难。’
“后来我真的照着他的话做了，结果在越南工作了十一年，虽然也是出生入死，却都能平安无恙，直到西贡沦陷后回台，之后又外调到欧洲荷兰，继续在中国‘大使馆’担任‘空军武官’。
“一九八九年，我奉命退役，定居在荷兰，并于阿姆斯特丹经营中国饭店。这时想到韦驮菩萨曾经救过我的命，再想到小时候母亲带我看戏，戏中有一句台词说：‘重修寺庙，再塑金身’，于是买了一尊韦驮菩萨像，供在我所经营的饭店里，一偿当年许下的心愿。后来因为生病的缘故，我决定低价把饭店让售他人，唯一的条件是‘必须继续供奉韦驮菩萨’，对方也答应了。
“在荷兰期间，我先后中风、半身不遂，甚至罹患严重的肺结核、高血压，却都能安然痊愈。不过有一次因病开刀，我的血压一度降到五十左右，始终无法回升，院方认定急救无望，决定放弃治疗。就在弥留状态中，我听到太太美珍哭着跪求医生，请他们务必要尽力挽救我。医生说：‘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但是人已经死了，还能怎么救呢，除非奇迹出现！’
“听到‘奇迹’，我太太灵机一动，想到过去韦驮菩萨曾经救过我，于是赶忙叫儿子到饭店把韦驮菩萨请回来拜。不可思议的是，原本降到五十的血压竟然慢慢回升，人也慢慢苏醒，于是我又一次从死亡边缘捡回了一命。
“经历过几十年前在绍兴东岳寺，与这一次生死危急时菩萨救护的‘奇迹’，让我对佛教信仰更为坚定，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信仰对生命的重要。这种心情一直持续地回**着，直到有一天，突然有个陌生的中国人来找我，他想请我为他刚去世的母亲诵一部经。
“我乍听十分诧异，就问他：‘为什么要请我诵经？’那人说：‘我母亲临终前告诉我，客死异乡，没有人念经送终，是这一生难以平息的遗憾。可是荷兰没有法师可以诵经，我没有办法，只有四处打听，终于获知罗先生您身边有一部经。今日冒昧造访，是想请您到我家里为我母亲诵一部经。’
“我一时觉得很为难，因为从小到大我并没有见过出家人，对于佛教的法会仪规也一窍不通，自己平时只不过是供奉菩萨，偶尔念诵经文而已，如此怎么能为一位亡者做佛事呢？但是看着眼前的孝子，为了一圆母亲的遗愿，他的诚心真意我又不忍心拒绝，只得抱着祝福、恭敬的心情前往，虔诚地为老太太诵念一部《普门品》，完成她这一生最后的遗愿。”
罗居士缓缓叙述完这一段因缘往事后，又语重心长地说：“大师！那一刻，我真是强烈地感受到，在荷兰建寺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因为有寺院，有法师驻锡弘法，才能让远渡重洋来求发展的华侨们，乃至当地的民众有个信仰的寄托，而不至于生时心灵没有依靠，死时又得抱着没有人可以诵经祝福的遗憾而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荷兰如何能够没有寺院呢？”
听完罗居士的心声，以及他奇妙的人生际遇后，再看看饭店内供奉的这尊韦驮菩萨，忽然想起二十年前我到欧洲弘法，经过荷兰时，曾经在这家饭店用过早餐。记得那时置身在欧洲这个大多数是信仰天主教的国家里，能在中国式的餐馆里看到供奉韦驮菩萨的圣像，我觉得佛教真是了不起，中国人真是伟大。不过当时由于人生地疏，心里虽然有那么一刻被撼动，但也没有因缘进一步了解这家饭店为何供奉菩萨的因缘始末，只是在心里留下一个淡淡的印象而已，没想到今日再度重回旧地，不禁令人觉得人间的因缘际会真是不可思议。更没想到的是，由于抗日战争中，一段韦驮菩萨给予罗居士的感应因缘，竟能成就日后佛光山荷华寺的兴建缘起，我不由得对罗居士信仰佛教的虔诚与坚定，发出由衷的赞叹。我想罗居士能在几次必死的情况下，奇迹般地活转过来，这是过去就已植下的福德因缘，而他今生能继续培养福德因缘，来生必然会更好！
经过这次的见面、会商，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九六年的八月十七日，我亲自前往荷兰主持破土典礼，当天阿姆斯特丹市副市长Mr.Van De Aar、阿姆斯特丹自由民主党领袖Mr.Houteman、阿姆斯芬市副市长Mr.Van Den Heuvel、阿姆斯特丹外资投资处代表Mrs.Bruining等贵宾都莅临参加。
之后经过四年的筹建，“佛光山荷华寺”终于在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五日竣工落成，成为欧洲第一座传统中国宫殿式的寺院。佛像开光安座暨启用典礼由心定和尚主持，当天荷兰女皇Koningin Bcatrix亲自莅临剪彩，阿姆斯特丹省长Van Kemende与市长Schelto Patijn也同时出席，此事不仅在荷兰广为传诵，更被誉为是欧洲佛教史上的第一大盛事。
“荷华寺”的命名，主要是取意于：希望佛法能在“荷”兰开“华”结果，同时借此促进亚欧文化的交流，因此在荷兰政府登记时，又命名为“荷兰国际佛教促进会”。寺内的设施除了大殿供奉千手观音之外，还有禅堂、功德堂、会议室、活动中心、教室、阅览室、斋堂及云水寮等设备，功能是多元化的。因为我觉得现代化的人间佛教道场，除了具备过去一般寺院提供信徒诵经拜佛的功能之外，尤其要推广“文教弘法”，要让寺院真正成为信徒们一生修身养性、增长智慧、善友共聚、广结善缘等多元化的信仰所在。
目前佛光山在欧洲的寺院道场，除了荷华寺之外，另有伦敦佛光山、曼城佛光山、瑞典佛光山、巴黎佛光山、比利时佛光山、柏林佛光山、法兰克福禅净中心、莱茵禅净中心、奥地利维也纳佛光山、瑞士佛光山（佛光山日内瓦国际佛教中心）、葡萄牙佛光山、西班牙佛光山等。想到几年来的辛苦努力，终于让原本属于天主教国度的欧洲能够佛光普照，内心也颇感欣慰。
回顾在八十年代初，当佛教还未普遍国际化的时代，要到国外弘法，如果没有当地的因缘而想要建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纵有一些信徒护持，但是力量单薄，也不敢轻易贸然行事。不过有时候因缘来了，一切水到渠成，买地建寺也是很自然的事。例如佛光山在美国的达拉斯讲堂及奥斯汀香云寺，当初就是由于住在休斯敦的严宽祜居士一句话而相继成立。记得当时严居士跟我说：“大师，如果您到这里来建寺弘法，我愿意捐献一半的费用护持您。”
那个时候正值全球发生金融危机，油价大跌，很多大楼乏人问津，我看中一栋三层的大楼，要价六十万美元，严居士慨然捐出三十万美元，佛光山只负担一半费用就有了达拉斯讲堂。
由于严居士对达拉斯与奥斯汀都有先天的地理因缘，因此在达拉斯讲堂即将落成之际，他又发心在奥斯汀觅地，结果历经一波好几折，好不容易买下一块十一英亩的小山丘，地主要价三十万美元，严居士又依然捐出十五万美元，让佛光山在此兴建了“香云寺”。
香云寺于一九九四年动土，两年后落成，原来的建地是一片种满树林的小山丘，百分之七十都属于檀香木，因此走进寺中，经常可以闻到阵阵的檀香味随风飘来。当初建筑时，为了保留原始风貌，若非必要，绝不轻易砍伐一棵树。尤其奥斯汀佛光会会长陈胜亭居士相当用心，他帮每一棵树都做了编号。由此让我想起两千多年前，佛陀在印度兴建的第一座道场，名为“祇树给孤独园”，是由孤独长者献地，祇陀太子献树的因缘而命名；而今香云寺寺地是由严宽祜居士奉献，四周的一树一木，都是经由陈胜亭居士用心编号规划，因此我也以“严园陈树香云寺”来感谢他们的发心。
另外，在香云寺筹建过程中，有一次我前去巡视工程，不少信徒闻讯而来。当天在午餐的饭桌上，严居士特别向我介绍一位郑傃卿小姐，他说在觅地的过程中，得到郑小姐的助力最多。原来多年前郑小姐罹患癌症，虽然先生是一名医生，也感束手无策。正当她灰心丧志，对人生感到绝望时，有一天在梦中梦到我用英文告诉她：“Remember！You will be live long time.”（记住！你会活得很久的！）
醒来后，她只觉得身心无比轻安，从此也不再挂碍自己身体的状况了。之后她便常常到达拉斯讲堂礼佛共修，当她得知佛光山要在奥斯汀建寺时，更是主动热心地帮忙找地，因而促成了这段因缘。
郑小姐现在不仅病已痊愈，而且身体十分健康，每天都过得十分法喜。去年（二〇〇八）美国西来寺为庆祝开山二十周年，特别传授三坛大戒，同时启建水陆法会，郑小姐也前去参加。记得当初她曾对我说：“大师，您放心在美国建寺，我会护持您的。”想来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
其实，过去我和她从来不曾见过面，何况我也不会讲英文，竟会在她的梦中对她说法，而且还是讲英文，这让许多听闻此事的人，莫不啧啧称奇。不过类似这样的灵感事迹，在《佛光山灵异录》里记载很多，我想这都是佛菩萨的慈悲愿力在度化，而信众们也就凭着这股信仰的力量，不计名利，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地护持道场，甚至以寺为家。
就如佛光山老信徒金枝姑的女儿吴玉惠小姐，辅仁大学毕业后就嫁给了功学社的小老板，本来以为人生就此找到最好的归宿了，没想到婚后没几年，先生却在一次修理水电时不慎意外往生，从此她便全心全意护持香云寺，把身心寄托在信仰上，十几年来未曾退转。
金枝姑是我五十多年的老信徒，也像老朋友一样，虽然她并不识字，但是我讲的国语她却是句句都能听得懂。从早期到现在，金枝姑听经闻法已经几十年了，若要在佛法上来评鉴学历的话，应该早已到达研究生的程度了。她有十二个儿女，各个都接受高等教育，而她一生的志愿就是将儿女度来信奉佛教，因而吴玉惠小姐能够从佛教信仰里获得心灵的寄托，找到人生的依靠，想必带给她极大的安慰。
所谓“世事无常”，人间本来就充满了缺陷与不圆满，因此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个依靠，就像树木要靠土地、太阳要靠虚空一样。一般说来，人在十岁时靠父母，二十岁时靠情人，三十岁靠事业，四十岁靠朋友，五十岁靠金钱，到了六十岁时，这才慢慢懂得要依靠信仰。
其实，信仰是影响人生很重要的关键之一。人不能没有信仰，有信仰前途才有方向，人生才有目标。信仰是发乎自然、出乎本性的精神力，当人生遭逢苦难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想要找一个宗教为依归，所以我们常说：宗教是苦难的救星。
人和宗教的关系，就如同人和饮食、金钱、男女一样，彼此是分不开的。然而经常有人问：人一定要信仰宗教吗？站在我是一个宗教人士的立场，毋庸置疑的，人一定要有宗教信仰！宗教如光明，人不能缺少光明；宗教如水，人不能离开水而生活；宗教如艺术，人在生活中离不开美感。有的人尽管平时一再标榜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遇到急难的时候，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可见佛教信仰的重要性。
信仰佛教，主要的意涵在于向“佛陀”学习，这也就是所谓的“学佛”。学佛必须听经闻法、参加集会共修，所以要经常亲近寺院道场。寺院是修行佛道的所在，佛教借着寺院安僧办道，弘法利生，因此欲得佛法常住，必须建筑佛寺。
然而，长久以来经常听到有人质疑：佛教为什么要建那么多寺院？如果把建寺的钱省下来设校兴学，或是从事慈善教济，不是更有意义吗？发出这种疑问的人，显示的是自己的无知，是他对佛教的认识不够，事实上寺院的功能并不亚于一所学校。世间的学校，传授的是知识学问，知识是外来的，是世智辩聪的学问；知识有善有恶，一些作奸犯科的人，知识愈多，危害社会愈大。
相对的，佛教寺院提供的是般若智慧，佛教的三法印、四圣谛、十二因缘、慈悲无我、因果业报、缘起性空、中道般若等思想义理，都能让我们开启智慧，了解生命的真谛，从而解脱烦恼，获得心灵的升华，进而证悟生命本具的般若自性，这才是纯真、纯善、纯美的智慧。
世间的知识容易求，佛法的生命智慧不容易学；佛教最大的功能，就在于以文化教育来传播佛法，净化人心，改善社会风气，甚至通过佛法义理的弘传，让人明因识果、去恶向善，让人转识成智、由迷而悟，这才是佛教的本怀，这也是佛教不同于一般慈善事业的可贵之处。
遗憾的是，一般社会大众总将佛教局限在慈善救济的框框里，殊不知慈善工作虽然也能以金钱、物质救人于一时，但是金钱、物质的救济有利有弊，而且有限；唯有佛法布施才是无限的，才能使人终生受用。慈善救济虽然能够拯救肉身生命，济人燃眉之急，但是无法熄灭贪嗔痴三毒；唯有佛法真理的弘传，才能进一步净化心灵，拯救法身慧命，使人断除烦恼，了生脱死，其影响及于生生世世，所以佛教教育才是最彻底的慈善救济。
目前社会上有很多“有钱的贫穷人”，他们缺乏的不是物质，而是无私的慈悲；世界上除了少数残障人士之外，并非真的需要救济，而是需要开发本具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成就一切的根本，所以《金刚经》说：若人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所得福德，不及以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所得功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四句偈的佛法布施，其功德胜过恒河沙数的财物布施，因此佛教应以弘扬佛法为本，以传教为重；因为慈善救济终非究竟，唯有宣扬教义、净化人心，才是佛教的主旨所在。
由于寺院具有弘传佛法的功能，是讲经说法的地方，因此又称为“讲堂”。佛世时，祇园精舍便有七十二间讲堂，可见广建讲堂本为佛陀所倡导。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古老的寺庙里都有法堂、藏经楼，尤其汉唐时代，佛教寺院堪称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乃至历年来佛教举办了不少的义学，礼请名师大德教育失学的人，为国家作育英才。除此，寺院也是为莘莘学子读书提供最佳环境的地方，历代名将宿儒如范仲淹、王安石、吕蒙正等，都是在寺院里苦读成功的最佳例子。
寺院是一个多元价值的无尽宝藏，寺院之于吾人，比家庭更为重要。人在世间生活，有时候会有无力感，会觉得疲倦，甚至对前途感到畏惧、无望。这时候如果能到寺院礼佛拜拜，在大雄宝殿前跟佛祖交流，可能从瞻仰佛像，或是听闻一句佛法后，突然心开意解，对自己重建信心，对前途重燃希望，这就如汽车加了油一样，便有足够的勇气再往人生的旅程迈进。
所以寺院是我们人生道路的加油站，也是去除烦恼的清凉地，是善友往来的聚会所，是修养性灵的安乐场，是采购法宝的百货店，是悲智愿行的学习处，更是一所疗治心灵的医院、维护社会正义的因果法庭、启发道德良知的教育学校、提升文化修养的艺术中心。
寺院的建筑，对信徒而言是关乎法身慧命的大事。人都有一个色身，要靠家庭来安顿；人都有求知欲，要靠学校来教育。但是我们的精神法身要安顿在哪里呢？寺院就是我们法身慧命的长养处，是我们的第二个家庭，所以我经常勉励信徒，每星期至少要回“家”一次，向佛菩萨报到、学习，这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功课。
信仰是人生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寺院则是维系佛法信仰的中心所在，有寺院就有信仰，有寺院才有常住三宝，才能让佛法常住世间。因此，虽然最初我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以文弘法”，我并无意于建寺当住持，后来所以陷身在寺务、建筑中，是因为跟随我学佛的信徒日增，大家需要有听经闻法的据点，要有共修聚会的场所，要有接受佛法教育的教室，甚至要有挂单用餐的地方，所以为了信徒的需要，也为了效法佛陀弘扬佛法于五大洲的宏愿，四十多年来我披荆斩棘，在世界五大洲创建二百多所寺院。此中承蒙广大信徒的护持，更感谢的是，每到一地都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和肯定。
例如，一九九四年美国奥斯汀香云寺举行动土典礼时，奥斯汀市长特别把当天订为“奥斯汀佛光日”，并且送给我一把奥斯汀金钥匙，甚至早在两年前，市长就曾亲自送给我荣誉市民证书。我感谢之余，并感于美国虽然幅员广大，物产丰富，但缺少佛教寺院，所以也很乐于把香云寺建设成具有弘法、社教、慈善、讲经、活动及净化人心功能的道场，献给奥斯汀，借此回报市长的盛情。
另外，被誉为“南半球第一大寺”的佛光山南天寺，建寺缘起于一九九〇年，澳洲悉尼卧龙岗市长奥得门·佛兰克先生，到佛光山参加一项国际性的钢铁学术会议，他在佛光山小住数日，对佛光山的寺院深有好感，因而诚恳地邀请佛光山到澳洲建道场。
承蒙市长热心发起，他把自己在卧龙岗市所有的七十英亩土地都捐献出来，佛光山另外又添购了二十六英亩，而后在一九九二年破土兴建，一九九五年十月落成开光，由慈容法师、满谦法师担任首任的住持与监院。寺院落成当天，同时举行“国际佛光会第四次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一时来自五大洲的贵宾云集，成为当地的头条新闻。纽省省长于开光典礼时肯定地表示：“南天寺不但是佛教徒和中国社区里最重要的建筑，也是新南韦尔斯省里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很感谢佛光山有此远见，在澳洲建此寺院，并且命名为‘南天寺’，它堪称是南半球的天堂。”
南天寺的兴建，是澳洲佛教历史上的一大步，传统中国宫殿式的寺院建筑，曾荣获澳洲政府颁发的最佳建筑设计奖、园艺设计奖、灯光设计奖，目前已是澳洲重要的宗教据点。南天寺不仅把佛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更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扮演了重要桥梁的角色。
其实，佛光山在海内外的每一座道场，都有一定的成立因缘，并没有强求；即使强求也求不得，一切都顺应因缘与信徒的需要而兴建。例如佛光山历经十年开创的美洲第一所寺院“西来寺”，起缘于一九七六年，我代表中国佛教会组团访问美国，同时庆祝美国独立两百周年纪念。期间我在旅途上弘扬“人间佛教”的理念受到热烈回响，事后有一些美国友人与当地信徒纷纷写信，邀请我前往建寺弘法。
为了恒顺众生，在佛光山常住指派下，一九七八年慈庄法师与依航法师二人，带着国内信徒的祝福，起程赴美筹备建寺。但是二人赴美后，久久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弘法工作陷入胶着。不得已，我只得亲自与心定法师到美国，每天开着车子到外面寻找。经过半个月的奔波，终于在加丁那（GARDENA）地区找到一间教堂，成为佛光山在美国弘法的第一站，并且展开了美国的弘法之旅。
与此同时，另于洛杉矶哈仙达岗购地筹建“西来寺”，但是由于经济窘困，以及受到美国法规的种种限制，前后总共经过六次公听会、一百三十五次协调会，可以说历尽千难万苦，最后终于一一克服，而于一九八五年获准建寺，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落成，由慈庄法师出任首任住持。
建筑宏伟的西来寺，是第一座佛教国际化的十方丛林，落成之后备受赞赏，当期《生活》杂志形容是“美国的紫禁城”，并誉之为“西半球第一大寺”。
值得一提的是，西来寺落成的同时，并主办了“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六届大会”，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在西半球召开的会议，尤其此次会议首开先例，让两岸的代表同时出席，一起坐上同一张会议桌开会，此乃海峡两岸佛教首开平等交流之创举。由于这次的因缘，更促成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具函邀请我到中国大陆访问，因此使得两岸的交流又跨出了一大步。
提到朴老，承蒙他生前曾经赞誉说是我把佛教国际化，并说佛光山僧信二众背负行囊、经书，在全世界建寺弘法，刻苦耐劳，精神毅力可嘉。
事实上，佛光山今天能在世界各地建寺弘法，确实看得出佛光人有“为佛光跑天下”的精神，同时更难得的是，他们有直下承担和不畏艰难的勇气。
回想一九八九年，我应加拿大多伦多一位萧姓信徒的友人邀请，到多伦多举行一场佛学讲座。本来以为只是一般性的聚会而已，没想到他们租借的讲堂有一千六百个座位，而且当天竟然座无虚席，挤了满满一屋子的人来听讲。
当时我被他们求法的热情深深感动。数日后，行程结束，我在回程前往机场时，看到整个加拿大地广人稀，即使建二百个总统府都不成问题。这让我连带地想到：如果能够到这里来建个寺院，应该也很可行！于是随口问同行的弟子：你们有谁愿意来这里建寺吗？身旁的依宏法师应声举手，我说：好，你就在这里下车。
于是我把车子停到路边，依宏就这样在半路下了车，独自一个人留在多伦多。首先她在当地租了一间房子，开始集众共修，平常的活动以禅净共修、家庭普照、佛学讲座、法会修持等为主。期间我也曾去过几次，并主持了两次的皈依典礼，信徒因此慢慢多了起来，于是开始物色房子当道场，而后在一九九一年终于有了多伦多禅净中心。
三年后，由于信徒日益增多，原有的道场不敷使用，因此又在多伦多西区密沙加市觅地，准备扩建。当地信徒对此也满心期待，于是在大家发心不落人后的热心护持下，一九九四年“多伦多佛光寺”开始动土筹建，并于一九九六年年底落成。
多伦多佛光寺的兴建，依宏法师贡献很多，她从租屋到建寺，整个建寺过程正如我所主张的。我觉得不管到任何地方发展道场，不可以先有硬件设备，重要的是先要有人。有了信徒，如果大家也能发心，可以先商借某个信徒家中的客厅共修。经过一年半载后，所谓“善心易发，恒长心难持”，慢慢或许觉得家中经常有人进进出出，不胜其烦，这时可以改为借用车库，因为车库没有登堂入室，比较好活动，只要稍加装修后，也可以当成共修的地方。
如此大约再经过半年之后，也许感觉到共修时不管吃饭、上厕所等，都有种种的不方便，这时可以花钱租个房子。然后渐渐地，觉得租的不如买的长久，这时就可以考虑买个小地方，请个法师指导，等到因缘具足时再来建寺。这样前后为期最快可能也要两到三年，不过经过这样循序渐进的发展，信徒对道场的设立有了参与感，缘分必然更为浓厚，信仰也会更加坚固，这么一来，不管对自己的修行，或是对佛教的弘传，都是一种很好的发展模式。
因此，集我数十年建寺弘法的经验，我深深感觉到，不管做任何事情，理想固然重要，但是实践的过程和步骤也不容忽视。尤其凡事要靠“缘”，有缘才能成事，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千古不变的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