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国民军北阀的一九二七年，当时军阀孙传芳担任八省联军总司令，反抗国民政府。有一天，他的部队在我家门口枪决一名民众。就在这个时候，我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
我出生时，根据母亲说，我的脸半边是红色，半边是白色，她认为自己生了一个妖怪，几乎不敢抚养我。后来经过一段时日，我才逐渐恢复得和一般正常婴儿一样。
我从小家庭贫穷，母亲多病，父亲是一位朴实的普通平民，介乎农、工、商之间。父母生养了四个儿女，我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个弟弟。犹记得八岁那年，正当岁末冬残，年关将近的时候，家人都出外张罗年货，准备要过新年了，家中只留下十三岁的哥哥和我。这一天，大哥李国华兴匆匆地从外面回来，告诉我河水都结冰了，他刚刚才从上面走了一趟回来。我一听，好奇心驱使，就说我也要出去走一走。
当我走出家门后，大哥就把门关上，并且上了门闩，大概是想让我在外面多玩一些时候吧！我一个人来到冰河上，兴高采烈地走着，忽然见到远远的地方好像有一个鸭蛋，心中不禁暗暗窃喜：鸭子在冰上生蛋，没有人发现，我可以去拿。
于是我一步步地走向“鸭蛋”。岂知这时突然“轰隆”一声，整片冰应声碎裂，我就这样掉进了冰窟里。原来所谓的“鸭蛋”，其实是冰将破裂时的冰印，因为状似蛋形，所以让我误以为是鸭蛋。
生长在寒带地区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一旦不慎掉进冰窟里，即使旁边有人，也很难救援，因为上有厚冰覆盖，必须把冰块打破，才能下水救人。通常经过一番周折以后，人在里面早已冻死，何况在我掉入冰窟时，四周并无一人。
我在冰窟里究竟挣扎多久，已经不复记忆！只记得我回到家门口敲门时，全身衣服上都是碎冰。大哥开门一看，整个人都吓呆了。事后家人怎么样也想不到，在这样的遭遇下，我竟然还能捡回一条小命。如今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难以明白其中的原因。
其实我这一生，类似这样走过“生死边缘”的经验，不止十次、八次以上。由于我自幼经常跟随外婆进出佛堂，四五岁时就懂得茹素，也会背诵《般若心经》，因此一生对佛教的信心，反而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危险遭遇中，更加长养，更加坚定不移。
经过了第一次的死里逃生，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记得那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大雪飘飘的日子，日军攻进南京城，当时十岁的我，身上扛了一条被单，跟着一帮民众开始了逃亡的生活。我们一路向北方走，半途看到一百公里外的南京，火光冲天，真是烧红了半边天。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就是日军正式展开大屠杀的时刻。
记忆中，我们先在兴化县一个车棚里住宿，后来又在村子里一间神庙安身。不多日，整个江苏就全部沦陷了。逃难中，年老的外婆九死一生，不但从日军刺刀下逃过一劫，也曾经泡在江水中，所幸靠着一件冬日的棉衣而不致淹死，再度逃到兴化与我们会合。
大概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日军全部占领了江苏，外婆挂念家产，要回故居一看。不知死活轻重的我，也吵着要跟外婆一起回家。外婆一向疼我，于是我们祖孙二人又花了两天的时间，步行到江都。这时候江都的小镇已完全被战火摧毁，几成一片瓦砾废墟。外婆的家比较有规模，倒塌的瓦砾中，余烟还在袅袅上升，我家的四间草屋，也都成为一堆灰烬。
正当我和外婆在家居左右凭吊时，外婆看着烧毁的房子，舍不得一生心血就这样付之一炬，因此在瓦砾堆里翻弄，大概是在找一些未烧完的破铜烂铁。就在这个时候，不幸被日军看到，马上就将外婆带走了。我一路哭喊着在后面跟随。不知走了多远，日军用刺刀拦住我，不准我前进，因此我和外婆就此分开，之后也不知外婆被带往何方。
后来，听说年过六十的外婆被日军带到营房里当伙夫。因为当时人民不是逃光，就是杀光，日军每日三餐需要很多人手工作，外婆因此得以幸免于难。我和外婆分开之后，独自留在小镇上，举目所见，尸骨遍野，有的尸体漂在河流之中，头下脚上；也有的陈尸路边，只剩下手脚，内脏已被饥饿的野狗饱餐充饥。这些啃食人肉的野狗，一只只看起来都是一脸凶相，甚至当我回到家中，我家的狗看到我，两只眼睛也是露出红色的光，凶恶的眼神令人恐惧。不过由于过去我对它们一直爱护有加，因此它们看到我，还是表现得十分亲热。
人的求生潜能是无限的。当时我只是一个十岁的幼童，与外婆分散之后，四顾茫茫，不知道回头路途如何走法，前进也没有方向。这时候，偶尔远远看到日军，我就急忙朝死人堆里一躲，装着我也是死尸之一。因为时值岁末，天寒地冻，大地已成为一个大冰柜，所以尸体虽多，却未曾腐烂，除了血迹斑斑以外，整个人体僵硬完好。我躺在死人堆中，几次听着日军的军靴踢踏踢踏走过，侥幸未被发现，让我从“生死边缘”中，第一次深刻体悟到生命的无常与恐怖。
后来，外婆从日军的伙夫房里偷偷逃了出来，竟然又找到了我，我们祖孙得以再见。外婆于是又带着我，一路躲躲藏藏，我们又逃到兴化，和家中的其他人相聚。就这样我在兴化居住两个多月，从此再也不敢吵着要回家了。
在日军攻占南京的时候，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实施所谓“三光”政策，也就是烧光、抢光、杀光，所以从南京到江都，一路上所见到的景象，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杀人放火，**掳掠”。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工作的父亲，想是在逃难回家的途中，不幸死于战乱，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的面。直到十八岁那年，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有一堂作文课，我写下了《一封无法投递的信》，表示我对父亲的哀悼，用以追忆。
回顾历史，当年日军攻占南京，造成“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惨剧，日本士兵泯灭人性，固然令人发指，其实中国的军队派系之多，彼此倾轧，互不团结，尤其守军将领唐生智是一个庸碌无能之辈，完全没有大将应变的智慧与能力。当日军兵临城下时，他第一个弃城逃走；在此之前，他把南京通往长江以北的一切船只，完全封锁，所以在日军进城以后，军民过江不易，致使数十万军民惨死在石头城下，或扬子江边，伤亡之惨重，令人不敢回想。
一年多以后，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正月，我和母亲从江都出发，沿途寻找失去音讯的父亲。其时京沪路上一片萧条，人烟稀少，到处都有日军站岗，我们一般平民百姓，只要在肩膀上挂着一个“红太阳”的臂章，日军大都放行。
我在寻父的途中，路经栖霞山寺，虽然当时年幼无知，也感觉到前途茫茫。不过大概也是我的福德因缘吧，由于战争，反而成就我在栖霞山剃发出家。回忆从抗战开始到我出家，一年多的岁月里，游击队和日军不断在家乡的小镇上，进行拉锯战。白天日军扫**，夜间游击队反攻。那个时候，儿童并不知道枪炮子弹的凶残，经常在战争过后，争相跑到刚才作战的区域，以数死尸为乐，看谁数得最多，谁就是赢家。后来出家为僧，回想起那一段在“生死边缘”游走的日子，真不知道当时是如何打发过去的。
只是，日子虽然走过来了，但苦难并没有完全过去。就在出家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十七岁那年，我忽然染上疟疾。记得那时正值秋天，一般叫做“秋老虎”。根据老一辈的说法，在秋天染上疟疾，存活的机会很少。我自己也抱着等死的心情，其实应该说死活都没有想，因为觉得在十七年的岁月中，人生并没有什么享受与快乐，所以不觉得活着很好，也不觉得死亡有什么可怕。在那个年代里，尤其是在深山古寺的大丛林里，如果一个人死了，也没有人知道，甚至连死亡证明都不必开立，只要送到山上的火葬场火化。大众要到早晚课时，发现灵前多了一个牌位，程序多了一个灵前回向，才知道又有一个人死了。
染患疟疾最明显的病兆，就是全身忽冷忽热。当我在病榻上寒热交加的时候，恩师志开上人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得知我已卧病半个月，特地派了方丈室的道人送来半碗咸菜。大概因为无盐无油，最适合病患食用，所以后来我竟然不药而愈。回想当时接到半碗咸菜，我真是感激涕零。因为自从出家以来，从未受过别人的关爱，因此虽然只是半碗咸菜，但我内心油然生起一分感动，觉得我的师父真好。同时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心中默默发愿：将来我一定要弘法利生，以报师恩。
翌年，我升学到镇江焦山佛学院，那是全国佛教界最高学府，一般学生很难考进。在焦山佛学院三年的时间里，记忆最深刻的是，二十岁那年，我全身皮肤生脓，长出一颗颗的“脓疮”。因为步行艰难，有一天同学们都去过堂用午斋，我一个人坐在庭院的石凳上照顾学院。忽然一对年轻的夫妇看到我，好奇地走过来问我：“你今年几岁了？”经他这一问，我忽然想起当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就回答他：“我今天刚好二十岁。”问者可能没有听出我话中的意义，他把我的话当成“我今年二十岁”。
在我全身长满脓疮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会罹患这样的恶疾呢？记得当时全身的皮肤溃烂流脓，只要穿上一件衣服，就整个粘贴在皮肤上。每回要把衣服脱下来换洗，就像脱了一层皮一样，血肉模糊，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惊人。
当时我阅读佛教史，知道唐朝的悟达国师曾在腿上患了“人面疮”，也就是伤口像人面一样，甚至还有嘴巴，必须喂以饮食，才能抑止疼痛。后来遇到一位圣僧，告诉他这是业障所致，不是肉体之病。悟达国师经圣僧指点，以水洗涤，消除罪业。后来为了启示后人，悟达国师因此作了《慈悲三昧水忏》，流传至今。
在那个青涩的年岁里，我想起了悟达国师的故事，只有虔诚皈依观世音菩萨，礼拜忏悔。当时也没有人谈到这种病可以医治，但记不清是如何获得同学给我一粒“消治脓”的药，吃下去后隔天立刻消肿，不数日也就完全康复了。
后来根据别人的说法，这是因为在抗战期间，死人的尸体浸泡在河水之中，生人饮用之后，瘴毒积在体内，经过一段时间，瘴疠之气发作，所以产生的怪病。别人姑妄言之，我也姑妄听之，因为能够不死，重新燃起再生的希望，也不禁万分庆幸，感谢佛恩，因此更加坚定相信“佛力不可思议”。
一九四八年，我时年二十一岁，应聘在出家的祖庭大觉寺边上一间国民小学担任校长。说来惭愧，我一生不但从未进过小学，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承蒙宜兴教育局委任我当校长，大概因为乡村人才难找，他们听说我从南京回来，以为我必然见过世面，学有专长。其实我毫无经验，不过为了振兴佛教，在我的生涯规划里，早就希望为佛教开办一间农场，兴设一所国民义务学校。这是我期望已久的工作，如今有了这个机会，我自然全力以赴。同时我也相信“做中学”，自觉能力应该可以胜任。
可惜，当时国共战争又起，经常在学校里上课，听到“砰”一声枪响，知道附近又枪杀了人。不管白天或深夜，经常听到狗吠，都让人胆战心惊。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部队毫无军纪，我不知道是哪个营队，只要他们从寺里经过，所有牙刷、毛巾、肥皂，立刻不翼而飞，其他能顺手带走的东西，也都被那些穷苦的军人搜刮一空。
终于有一天，记得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半夜里被人叫醒，睁开双眼一看，几十个武装军士用长枪短枪对着我，喝令道：“不要动！”我当时并不害怕，只是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军队。正当我还在纳闷时，不由分说地已被五花大绑，强带着跟他们在黑夜里穿过田野，越过荒原。大约一小时后，我被带到一所空屋，里面早已捆绑了数十人。我一到达，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长官的样子，大吼一声：“把他吊起来！”所谓吊起来，就是用绳子扣着两手的大拇指，悬空垂挂在那里。
我当时一听，心想这下可能要受苦了。但是随即看到他身旁的一位同伴在他耳边耳语两句，他马上说不要吊我，只把我捆绑在一旁。于是我就待在这间空屋子里，看到今天枪毙两个人，明天原本健康的人，好端端地被带出去，不多久就皮开肉绽地被用门板抬了回来。
这时候我想到佛教说的：“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伤他人，看看轮到我。”就这样到了第十一天，忽然叫到我的名字。我被用绳索捆绑着带出空屋，也不知道将会被带往何处。只见一路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大家如临大敌一般。我心想，这必定是要把我绑赴刑场，应该是要被枪决了。
一个人面临死亡的那一刻，心里的感受如何？一般人很少有这种经历。当时我并不畏惧，只是感到万分遗憾，心想：我才二十二岁，到这个世间上来，什么事情都还没做，就这样又悄悄地离开了人间。师父上人一定不知道，此刻我就要被枪决了，母亲也不知道，她的这个儿子只能活到二十二岁！人生真像水泡一样，“啵”一声，水泡破灭了，世间一切又归于平静。
这样想着想着，已被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只见里面放着各种刑具，包括老虎凳、铁钳子、铁链、三角带、狼牙棒、木棍等。我以为免不了要受刑，如此即使没有在刑场上被枪毙，也是活罪难逃，最后也会跟其他难友一样，皮开肉绽地被用门板抬回去。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那位主管竟然当场释放了我。我记得当天由师兄带我回寺，途中所经的道路虽然屈曲，但还算平坦，可是我的双脚却不听使唤，一路上就像跳舞一样地回到寺中。我并不是因为害怕而颤抖，只是经过十多天的关闭，两只脚已经不善于步行了。
我在宜兴的那段岁月，被关了十多天的土牢，竟连对方是什么党、什么部队都没有搞清楚。这时我思忖着，虽然又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但是当地的治安如此恶化，实在不宜再逗留下去，因此告别师兄，回到南京。
在南京，初任华藏寺监院，再任住持。但因时局实在动**，尤其徐蚌会战，国民党失败，南京已经陷入一片纷乱。在京沪的路途上，逃亡的难民之多，大家争先恐后地抢搭交通工具，有的抱着火车头，有的人盘踞在火车上，一脚在车内，一脚在车外。路边的死尸随处可见。我目睹此情此景，心生不忍，因此发愿集合同道，希望组织“僧侣救护队”，救伤恤亡。
然而，“僧侣救护队”岂是民间之力所能组成？只有寄望公家机关能够成全。那时我指望“僧侣救护队”能做一个短期的训练，唯一可去的，就是台湾。所以在二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我领导了七十余名僧青年和一群男女青年，抵达了事前茫无所知的台湾。只是从此我又寄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行走在“生死边缘”的险路上。
我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来到台湾，但是没有入台证，幸经前“内政部长”吴伯雄先生的尊翁，时任“警民协会”会长的吴鸿麟老先生出面为我作保，我才得以获准留台。但是当时台湾省政府听信广播，说大陆派遣五百位僧侣到台湾从事间谍工作，因此我和来自大陆的一群僧青年，不分青红皂白被分别关在台北、桃园等地。
其中，慈航法师被关在台北，我和律航法师等一行十余人，被关进桃园的一所仓库里。有一天，忽然传来命令，将我们绑起来拉去游街。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一所警察局，里面一人见状，大骂一声：“谁叫你们把这些和尚带来的，赶快带回去！”于是我们又被带回仓库，就此在里面住了二十三天。
最后幸经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曾任“台湾省主席”吴国祯先生的父亲吴经熊老先生，以及“立法委员”董正之先生、“监察委员”丁俊生先生等人营救，才把我们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人民只要一经逮捕，很少能活着出去的。即使侥幸获释，也已遭刑求而伤筋断骨，体无完肤了。我们虽然没有死于冤屈，也没有受到刑罚，但从此难获台湾各地寺院的信赖，他们不能接受来自大陆的僧青年。不少人到处挂单遭拒，在生存艰难的情况下，许多有为的僧青年就这样流失了，殊为可惜。
其实也难怪，因为当时距离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为时不久，我们在台湾很自然地就遭人排斥、误解。事实上，“二二八”的悲剧，是民族的不幸，当时台湾人民死伤很多，但是大陆人士伤亡也不在少数。今日评论“二二八”事件，完全忽视大陆人民死难的事实，坦白说也并不公平。
在那一段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我非常感谢慈航法师喊出“抢救僧宝”的口号，以及妙果老和尚对我的厚爱，特别留我在圆光寺安单。我也感恩图报，尽力为寺中的大众服务。只是我在台湾，还是一直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不安之中。例如，我被邀请到台中编《觉群周报》，这是太虚大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于上海发行的一份刊物。我从中坜到台中，只编了一期，听说警察要逮捕我，吓得我再也不敢到台中去了。
之后，台湾的“警备总部”经常有人密告我，有时说我偷听大陆广播，有时说我晚间换装出外和人聚会。其实我一生从来没有使用过收音机，哪里会收听广播？我平时除了讲经说法、弘法布教以外，也不习惯于在世俗的场合里聚会。甚至佛光山开山以后，也有人检举我藏有两百支长枪。事实上佛光山至今两百支棍棒都没有，哪里有两百支长枪呢？
曾经有一次，我在宜兰欢迎章嘉活佛到访，致辞时我说：“欢迎我们的领袖章嘉活佛。”治安人员竟然说我要造反，要拥护章嘉活佛当领袖。根据台湾南区“警备总部”常持琇司令说，我遭人检举的密函，在他那里少说有一二尺高，可见我被人诬陷的罪名之多。所幸都能一一化解，也可以说我走在“生死边缘”上，都能化险为夷，平安归来。
虽然我自身的安危难保，但我记得当时有一位陈秀平先生，服务于电力公司，被冤屈为“匪谍”，我为了保证他的清白，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保。后来陈秀平先生帮我在台北创建智光中学，并且担任校长。另有一位李小姐，也被诬指为“匪谍”，三天两头被叫去问话，有时一问就是一整夜，有时半天，甚至一连几天地疲劳审讯，并且还限制她的居住自由，最后也在我的全力营救下，终于获得昭雪。
我初到台湾那几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挂单在圆光寺时，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然后拉着手拉车到中坜镇上，六时抵达市场，唤醒卖菜的小贩，为寺中八十人备办生活所需的油盐米菜等，来回总得五六小时。
为了争取时间，我也学会骑脚踏车，有时购买的东西不多，我就骑脚踏车就近到“大仑”的小街上购买。我骑脚踏车的技术并不纯熟，有一天，跟往常一样，我骑着脚踏车准备上街。当车行在羊肠小道上，忽然看到远远的前方，有两位幼童迎面走来，我一急，大喊一声：“让开！”由于喊的声音力道太大，人车倏地腾空弹了起来，然后掉进大约有三层楼高的深沟里。
由于我掉下去的时候，头先着地，而且结结实实地撞上一块大石头，所以顿时头晕目眩，眼冒金星，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心想：这下子我必死无疑！
不知经过多久，我坐了起来，看看左右，心想：“咦！人死后的世界，怎么也和人间差不多！你看，黄土地上，石子累累；沟渠岸边，草木萋萋。”再定睛望去，不远的地方，已经摔得支离破碎的脚踏车，轮胎、零件散落一地。这时我才慢慢回过神来，发现原来我并没死，还活在人间。
我摸摸全身，竟然一点伤痕也没有，连头上撞击的地方，也是毫发无伤，甚至没有疼痛的感觉。因为没有摔死，我不禁兴奋地一跃而起，不过还是舍不得我的脚踏车，于是把散落一地的碎片，一块块捡起来，再拿出车后的绳索加以捆绑。我想把它当成废铁出售，至少也能卖个三两块钱，因此就一路背回寺中。在当天的日记上，我写下这样一段话：“平时都是人骑脚踏车，今天我被脚踏车所骑；人骑车，车骑人，偶尔转换一下立场，倒也公平。”
这一次从“死亡边缘”回来，就如童年掉入冰窟一样，侥幸自己又捡回一命，所以我在圆光寺居住一年有余，每天为常住拉车购物，扫除四周落叶，供应六百桶井水。劳动之余，偶尔抽空写些短文，投稿给台北的报章杂志，一经获得刊登，不但有些稿费，更是我生命中一份莫大的鼓励。
在这个时期里，我的思想上忽然生起一个妄念，认为自己罹患了肺病，每天朝思暮想，“我患了肺痨”的念头一直在脑海里萦绕，身心饱受煎熬。原因是曾经听过一位老师说，一个人如果过度辛苦劳累，营养不足时，很容易罹患肺痨。
或许是自己的疑心吧，所谓“疑心生暗鬼”，疑心也能成病。我在圆光寺的这段时光里，一面为常住劳动服务，一面忧虑着自己的肺痨。有时候我也想，自己身强体壮，应该不会有肺痨才对！但是肺痨的阴影，仍然盘旋在心中，始终挥之不去。
直到一九五〇年的冬天，正是番茄盛产季节，有人说，吃番茄可以治肺病。我一听，太好了！那时候自己虽是一介贫僧，但买番茄的能力还有，所以一口气买了一抽屉的番茄，有时间就吃。一段时间后，我心想：吃了那么多的番茄，肺病应该好了吧！
实际上，我并没有染患肺病，而是生了“疑心病”。不过我吃了番茄，心理健康了，身体也跟着健康起来。所以我感觉，世上有许多人“庸人自扰”，自己疑虑得鬼影幢幢，自然活得不安然。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人要自我调整思想，自我改正观念，才有得救的希望。
我对佛教的传播，一向热心于文化、教育。一九五二年，为了编辑《人生杂志》，我曾在台北善导寺纳骨堂骨灰龛下的橱子里，挂单数月之久。期间遭逢花莲大地震，那时寺中重重叠叠直摆放到屋顶的骨灰坛，几乎全被震下，我担心压到我身上，还跟那些灵骨开玩笑说：“拜托，不能压伤我！”
地震过后，花莲市区死伤惨重，我虽然无力无钱，但是仍用《人生杂志》的名义，四处奔波，为花莲灾区里那些活在“生死边缘”的灾民，聊尽绵薄之力。
佛教讲“世事无常”，世间众生有谁能不在“生死边缘”上受着威胁呢？记得那是一九五五年，我率领宜兰二十几位青年信徒，为中华佛教文化馆影印《大藏经》，展开为期四十四天的环岛宣传布教活动。一路从台北，经花莲、台东而到屏东。就在台东到屏东的碎石公路上，我怕最宝贵的一台录音机受不了石子路的颠簸而受损，就把这个重二十公斤以上的东西放在腿上，抱在怀中。
当经过五六小时的路程，车抵屏东后，在一间寺院挂单、礼佛时，我感到双腿疼痛，曲伸困难。原以为是一路上受到录音机压迫的结果，心想一段时间以后疼痛应该就会过去。哪知回到宜兰，在一个小讲堂的阁楼上，一躺就是一月余，疼痛不已，寸步难行，不得已，只有延医治疗。医生诊断的结果，说我得了急性关节炎，双腿必须立刻截肢，否则会蔓延，不但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一旁的信徒听了，无不惊惶失色。但是我却不自觉地生起一个欢喜的念头，觉得双腿锯断也很好，从此我就可以不必到处辛苦地奔波劳动，行脚弘法，而能安住一处，好好地著书立说，可能对我未来的生命，更有意义。
不过，锯断双腿，总是兹事体大，我也没有全然听信医生的建议。就这样经过一段时日后，疼痛慢慢消除，只是长坐、跪拜时，双膝稍感不便。医生嘱咐我要注意保暖，所以直到现在，即使再怎么炎热的夏天，我都穿着卫生裤，以免吹到电风扇或冷气时，让关节炎复发。
数年后，疼痛完全消除，至今数十年来，除了血管硬化、筋脉老化以外，丝毫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不便或影响。不过因为自己这一生，经常在生死危难的边缘走过，因此对生命的存活更加珍惜，更加热爱。但也懂得要勘破它，要能逆来顺受，不要计较，不要执著，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只要你懂得转个身，自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经过“关节炎”的事件以后，应该是五十岁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在荣民总医院做身体检查。当时因为创建佛光山的关系，小有名气，承蒙荣民总医院各科主任医师对我特别厚待。经过两天检查后，一位主任级医师为我做检查结果说明。看他似乎很为难，几次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很难启口的样子，我立刻告诉他：“检查结果如何，直说无妨！”
医生反问我：“你曾经跌过跤吗？”当时五十岁的我，自信身体健壮如牛，怎么会跌跤呢？因此很肯定地回答说：“没有。”
医师又问：“出家人怕死吗？”这就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了。因为如果我说“不怕死”，感觉太过矫情，蝼蚁尚且贪生，人怎么会不怕死呢？如果我回答“怕死”，只怕医生要笑我是个没有修行的出家人。我只有回答他：“死亡不是太可怕，倒是疼痛很可怕，因为疼痛有极限，超过能忍受的极限，疼痛的反应会喊叫，会呻吟，那时可就英雄变狗熊了。”
听了我的这番话，医生这才直接告诉我：“你的背上有一个黑点，经过切片检查，还不知道结果如何，不过请你明天再来复检一次。”我说：“不行，明天我要到宜兰，为一位圆寂的老比丘尼达德法师举火荼毗。”他说：“后天也没有关系。”我说：“也不行，后天我要到高雄，有个会议要开。”
医生苦笑着对我说：“你的健康、生死，也不能不重视呀！”我只有谢谢医生，说：“我会再来。”
从荣民总医院回到台北普门寺，徒弟们关心，问我检查结果如何。我幽默地告诉大家：“我今天去切片。”他们并不懂得什么叫“切片”，我说：“就是从身上割下一块肉，切成一片片。”大家一听，急忙再问：“切的是哪一块肉？”其实这是一句玩笑的话，所谓“切片”检查者，就是从身上采取一些组织，抹在玻璃片上，以显微镜观察，以此判断身体的健康状况，哪里是把肉切成一片片？只是由此可以得见，当时一般人对医学名词的无知，对医疗常识的见解是如何肤浅了。
经过两个月后，我早已忘记了这件事。但是有一天北上到普门寺，徒众告诉我，荣民总医院来了几次电话，一直催我复检。我这时突然想到，医生曾经问我是否跌过跤。我惊觉到，几个月前台风过境，吹倒了佛光山大雄宝殿前的一棵大树，我爬到栏杆上，想把树干扶正，一个不慎，整个人往后仰跌在磨石子的走廊上。我想这大概就是背后出现淤血、黑点的原因。
于是我马上赶到荣民总医院，把这个发现告诉医生。医生也如释重负般“哦”了一声，说：“原来如此！”同时不禁为我欢喜。
这段过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好像又从“生死边缘”再次安然历劫归来一样。直到一九九五年，国际佛光会理监事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那天晚上，我忽然感到心脏一阵阵地刺痛，整夜难以入眠。当时以为是晚餐吃多了奶酪，引起消化不良所造成，不过回台后，我还是随即到荣民总医院看诊。结果经心脏科专家江志桓医师做“心导管”检查后，他说我罹患了心肌梗死，需要开刀。
承蒙时任副院长，并曾担任两位“蒋总统”御医的姜必宁医师为我成立了一个心脏手术的小组，要我选择一个主刀的医师，进行“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我选择了相当年轻，曾在南非开普敦接受心脏开刀训练的张燕医师为我主刀。当时我并不认识张燕医师，但是我知道，在那个心脏手术还不普遍的时候，必须找一位经验丰富，年纪又轻的医师，比较能接受挑战。
后来，张燕医师升任台中“荣民总医院”心脏科主任，我们成为互动良好的朋友。他曾随我到过加拿大的落基山脉，也到过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名都，至今已有十二年历史。回想当年他在开刀房为我进行八小时的手术，事后他很自豪地对我的弟子说：“你们关心你们的师父，但是只有我看过你们师父的心是什么样子！”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说：“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我以疾病的因缘，也能交到朋友，真是幸何如之！之后，他们邀请我担任“台湾心脏协会”的理事，我欣然应命，至今一直以参加此会为荣。
最近，我又再次于“生死边缘”走了一回。那是二〇〇六年，为了日内瓦佛光山会议中心落成，我前往欧洲，在瑞士一个小山区住宿时，忽然中风。所幸只是造成轻微的手臂动弹不得，但我仍带着衰残老迈的身躯，主持巴黎道场的破土典礼，以及日内瓦会议中心落成开幕。在会中，我请海峡两岸的大使欢聚一堂，握手言欢，自觉得意。
我这一生，不但自己在“生死边缘”来回无数次，也曾为别人的生死做过一些服务。例如，曾经照顾过一位第三期肺痨的同道，直到痊愈；也曾为往生的老僧担负棺木，送至火葬场火化。一九六七年越战后期，不少难民纷纷逃亡，我曾献金购船，帮助难民逃离战火。后来这些旅居在世界各地的越棉寮难民，都成为我很好的朋友。
在香港，也有不少被关了多年的船民，我曾多次前往为他们说法。乃至香港赤柱监狱，一些被判终身监禁的死刑犯，我曾与他们做过“生死边缘”的谈话。也曾在台湾的土城监狱，聆听一些垂死囚犯的心声。我觉得一个人纵使犯法判刑，也要用爱去教育他们，例如苏姓等三位青年，多次被判死刑，也多次从死亡边缘又被救了回来。我曾在土城监狱和他们面对面讲说生死，讲说因果，讲说冤屈，讲说缘起缘灭。
其实，人生本来就一直在“因缘果报”里流转，也在“死亡边缘”接受考验。有信心的人，无论生死危亡，一切尽付笑谈之中。实在说，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生死就等于人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就是这么简单。因此，生，未尝可喜，死，也未尝可悲；生了要死，死了要生，生死就如时钟一样，轮转不息。死亡，并没有边际；人生，就在生死存亡之间，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