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生如梦幻，梦醒一场空；也有人说，人生如浮萍，漂泊不定，聚散无常。其实，人生好比一条“路”，人生的前途要有路，才能有所发展；如果前途没有路，应该就表示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

人生的路，要靠自己走出来，自己走不出自己的路，总是没有把人生活得淋漓尽致，因此每个人都要重视自己的“生涯规划”。

我曾经把自己的一生规划为八个时期，以每十年为一时期，第一个十年是“成长时期”，第二个十年是“阅读时期”，第三个十年是“参学时期”，之后依次是“弘法时期”、“历史时期”、“哲学时期”、“伦理时期”、“佛学时期”。

我能到人间来，得感谢父母生养了我的身体，他们帮助我在世间成长；但是自己前世的福德因缘，让我今生能够依照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发展，更是值得庆幸。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苦恼的小孩，由于家里贫穷，出了母胎连母奶都不足饱腹，但是我天性容易满足。对于童年往事，现在已经不复记忆，只是偶尔听母亲叙说，我经常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食物拿出来，分享给其他小孩子吃；其实家贫，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享给别人，母亲的话只不过说明，我从小就有喜舍的性格罢了。

我还依稀记得，三四岁的时候就和外祖母学会念《般若心经》，也和七八岁的姐姐比赛吃素，这一切大概都是受外婆的影响。童年的我，经常跟着外婆进出“道场”。其实当时我并不懂得什么宗、什么教、什么神，只记得大多数的道场里，都悬挂了“十殿阎罗”的图：一殿阎君秦广王萧，二殿阎君楚江王曹，三殿阎君宋帝王廉，四殿阎君五官王黄……当时在小小的心灵上，就刻印了“人不能做坏事”的观念，做了坏事，上刀山，下油锅，那是多么痛苦、可怕的罪业呀！

我虽然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读过什么书，但在童年时，就会背诵寺庙墙上所贴的《三世因果经》：“有食有穿为何因？前世茶饭施穷人；无食无穿为何因？前世不舍半分文。高楼大厦为何因？前世造庵起凉亭；福禄俱足为何因？前世施米寺庵前。相貌端严为何因？前世花果供佛前；相貌丑陋为何因？前世恶心嫉妒人。聪明智慧为何因？前世诵经念佛人……”

我最感激的是，父母生养我，不但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我一个影响一生一世的性格。所谓“性格”，我生性勤劳，从小就喜欢帮助做家务，举凡扫地、洗碗、擦桌子，我都会主动去做。再者，就是我有一颗“仁慈”的心。

我从小就喜爱小动物，一群蚂蚁被围困在路边的水塘中，我会替它们搭桥，让它们通过。幼小的昆虫，我也细心把它养大再放生。我喜欢养小鸡、小鸭，尤其喜爱养鸽子。记得有一次，为了一只鸽子飞失了没有回来，我最初急得饭都吃不下，最后竟至投河自尽。所幸我深谙水性，自己又浮了上来。但是这一切，都被大人责怪，认为简直是小孩子胡闹。

我对家中所养的小狗，每天只准喂食一餐，甚为不满，总想：人可以吃三餐，为什么狗只能吃一餐呢？家人说：只有给它吃晚餐，它才肯看家守夜。我无法认同这种说法，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偷偷把碗盛满了饭菜，再将狗引到僻远的地方让它吃，我宁可自己少吃，也要替狗加餐。

一只残缺的小鸡，破壳而出还不到十天，有一次被雨水淋湿了羽毛，我怕小鸡受寒，就把它摆在炉灶的入口，想借炉火帮它把羽毛烤干。哪知小鸡见了人，受到惊吓就往炉子里钻去。我一见大惊，赶快伸手把它从炉火里抢救出来。但是它的羽毛已被烧光，一只脚也烧掉了，甚至嘴巴因此缺了下喙。

被烧成这个样子，照说小鸡应该是必死无疑，但我想出种种方法照顾它。起初喂食很麻烦，因为小鸡只剩上喙，不能啄食，所以三餐我都用杯子盛满米谷喂它。如此养了一年多，小鸡不但没有夭折，反而大到可以下蛋，尽管所下的蛋小如鸽蛋，但总是活了下来。这件事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成就了一件大事业一样，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对生命的爱护。

另外关于勤劳，记得是八九岁的时候，因为家里贫穷，看到父母为家庭日用艰难而辛苦，于是就有心想要帮忙。但是一个年幼的儿童，能有什么办法呢？想到狗在路上屙屎，我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起床，然后到路上捡“狗屎”，把它堆积在一起，几天后也能卖给人家当肥料，而能赚得几个铜板。

或者我常也在下午时分，出门捡拾路上的牛粪，然后学习大人的做法，把稻草剪碎，将牛粪及稻草用水和在一起，贴在墙上晒干后，一块牛粪几角钱卖给人当木炭烧，如此也能赚钱。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开始，我的家乡扬州江都被战火摧毁，烧得只剩下一片瓦砾，到处都有铁钉，以及各种器皿损坏后的破铜烂铁。我把这些捡起来卖，虽然不值钱，但当时小小年纪，也觉得为数可观。甚至在桃李银杏出产季节，乡人吃过桃子、李子、杏子，里面的核到处乱丢，我也满街满巷地捡拾，累积起来也可以卖点小钱。

过去自己一直觉得很难为情，不敢把这些事告诉别人；现在环保意识抬头，我觉得自己童年所做的，不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也是对环保的实践，同时也增强自己的信念。不论什么人，只要对公益有所帮助，我觉得都非常有意义。

十岁以前的童年，我把它称之为“成长时期”；十岁以后，我就步入了读书学习的时期了。我在出家前的一两年中，断断续续也读过几年“私塾”。所谓“断断续续”，原因是我们每天读书要缴四个铜板，有钱的时候就带着四个铜板去读书，如果没有钱，当天就主动为自己放假。私塾的老师也习惯如此，学生来了，就教他一段四书，不来也不会责怪。

断断续续当中，也不知道自己能认得几个字，直到十二岁那年，我在师父志开上人的座下剃度出家。最初在南京栖霞佛学院读书，全班约有学生五十人，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许多，大部分在二十岁以上，只有我还在幼童之龄。同学当中，不要说青年，连少年都没有，我只有自惭形秽地混杂在那些大人学生之中。他们都曾经听讲过《成唯识论》《因明学》《般若心经》等，而我对这些经论，都如鸭子听雷，老师的语言，对我而言，只有声音，完全不知道讲的是何义。

所幸在私塾里认得几个字，这时总算能够派上用场，我经常到栖霞佛学院的图书馆，借几本文学书籍来阅读。我记得自己所看的第一本小说，就是《精忠岳传》。对于岳飞的“精忠报国”，以及他的兄弟们“英勇果敢”的表现，都让我产生非常强烈的尊敬与向往。

后来又接触《七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榜》《儒林外史》《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经常看得入迷，甚至真是看到废寝忘食。之后又阅读不少西洋文学，先后看过英国《莎士比亚全集》、印度泰戈尔的诗集、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以及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小仲马的《茶花女》，美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还有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等。

这时候感觉到知识无涯，慧海无边，每天虽然在丛林里过着专制、无理要求的生活，受着无情的打骂教育，但是我乐在阅读之中，其他一切也就不去计较了。

在那个时候，我爱看小说，终于慢慢被老师发现了，成为黑名单上的学生。老师认为，一个不用功阅读经论，只是沉迷于小说的学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罢了！但是不管别人怎么样嘲笑、歧视，我对东西方的小说、文学作品、历史传记，还是读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因为经论看不懂，只有阅读这些世间著作，能够增添我的知识见闻。

那个时候，因为阅读，我也渐渐展现了自己的学习成绩，例如《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他们叫什么名字，什么绰号，用什么武器，穿什么衣服，我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甚至我还列出三四十人，觉得他们不够资格当一百零八将中的好汉。

对于《三国演义》，我则崇拜不已，尤其当中对于人物武功的铺陈，很有层次，例如“吕布战三英”，可以看出吕布的武功胜过关云长、张翼德；而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可见关云长的武功又是远远胜过一般的英雄武将。

对于《三国演义》中，把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黄忠、马超，列为“五虎将”，我认为最为公正。当中尤以赵子龙那种不计较、不比较、不闹情绪，只是一心辅佐刘备，令我最为钦佩。

我在栖霞佛学院读书的六七年当中，可以说都是被人歧视、打压。例如，有一次语文课中，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目，叫做“以菩提无法直显般若论”。在那种年龄，对于什么叫做“菩提”，什么叫做“般若”，我都搞不清楚，又如何议论？如何能畅所欲言呢？结果老师给我的批语是：“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当时一看，还扬扬得意，以为老师写了诗句赞美我，后来经过别人说明，才知道老师是在嘲笑我。所谓“两只黄鹂鸣翠柳”，它在叫什么你知道吗？“一行白鹭上青天”，你又了解了什么呢？所以总说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文章“不知所云”！

又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故乡”。这种浅显易懂的题目，又是跟自己切身有关，加上我读过一些文学小说，懂得怎么样形容故乡，所以就写道：“我的故乡有弯弯曲曲的小河，河流上有小桥，两岸翠绿的杨柳低垂。每当黄昏落日余晖下，农舍的屋顶炊烟袅袅升起……”老师又给我批语：“如人数他宝，自无半毫分。”这一看就很明白，老师认为这篇文章是我抄袭而来，不是自己所作。

写得好，是抄袭而来；写得不好，是不知所云。幸好我的性格善于转化，没有轻易被摧残、打倒，所以后来我一直主张，对青年学子要用爱的教育，要鼓励他上进。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老师的一句话，一点鼓励，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可是对一位青年学子而言，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是多么需要师长大人的鼓励啊！

不过，在我人生的学习之路上，也遇到过很多好的老师。十八岁我升学上焦山佛学院，有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薛剑园教授，为我们上文学课程，还有思想开放的圣璞法师，指导我们的国学。另外还有芝峰法师、大醒法师、圆湛法师、戒如学长、普莲学长，尤其在家的教授为数更多，只是有些名字已经不复记忆了。

这么多年轻优秀的师长，为我们教授数学、外文、生物学等，我一时只觉心开意解，世间学问向我蜂拥而来。我忽然思想大开，进步神速，所以就不断向江苏省镇江的各大报副刊投稿。其中有小诗，有散文，有语体文，不但皆被录取，后来他们竟然还要请我当副刊编辑。这对一个没有进过正式学堂的青年而言，真是莫大的鼓励。这是我人生中最感快乐，也是最短暂的一段学习过程了。

二十岁那年冬天，我离开了焦山佛学院，就此结束了我十年的学习生涯，接着就迈入了我人生另一个十年的参学时期了。

离开焦山佛学院以后，我回到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在白塔国民小学服务不到两年，之后就到南京华藏寺，参加同学们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可惜因为时局动**，国共战争开始，已经不容许自己有所作为了。因此在得到家师志开上人允许下，只带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其他东西一概舍弃，赠送给同学智勇等亲友，我率领了七十余名的青年同道，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就这样渡海来到台湾。

初到台湾，人地生疏，用“走投无路”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所幸获得吴伯雄先生的尊翁吴鸿麟老先生为我保证，办理户口，才得以留台。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妙果老和尚收容我挂单，才能免于流离失所之苦。在当时，即使穷途潦倒，我仍然坚守自己对佛教的信念，保全一件僧衣，先后曾经拜访过慈航法师，听过道源法师讲说《大乘起信论》，也曾和大醒法师长谈，并且帮他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乃至和东初法师讲说佛教的未来，同时帮他主编《人生杂志》。

我也曾经亲近过章嘉活佛，尤其印顺长老初到台湾时，驻锡在我教书的“台湾佛教讲习会”，因此得以朝夕亲近请教。我对于长老治学的严谨，思想理路之通达，无限钦佩。

记得那个时候，承慈航法师送我一套《太虚大师全书》六十册，以及印顺法师的著作。另外，我也拥有《印光大师文钞》《虚云老和尚法汇》、圆瑛法师的著作，还有一套《胡适文存》，等等。我坐拥书城，面聆这些大德的教益，回想这十年中，真是其乐无比。

我除了参学、教学以外，偶尔也在报章杂志写些护教的文章。一篇文艺短篇小说《茶花再开的时候》，承中兴大学教授秦江潮先生特地从台北亲临圆光寺给我指教；一封写给京剧名旦顾正秋女士的信，抗议她在永乐戏院演出有损佛教形象的戏剧，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在《觉生月刊》上写给朱斐先生的一封信，导致他把《觉生月刊》停刊，另创《菩提树杂志》。另外，一篇短文批评《中华美术》所刊出的佛像，把头脚切断，是对佛教不敬，招来东初长老对我的不满。甚至佛教同道间的指责，也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我感叹自己只是在佛教里生事，对佛教没有真正的贡献。所幸章嘉活佛护卫我当选“中国佛教协会”的常务理事。但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同时也不想连累容我挂单的新竹青草湖灵隐寺，所以就设法到了山后交通不甚方便的宜兰，一方面韬光养晦，一方面在那里实践我对佛教新教团的设立，就类似太虚大师的“菩萨学处”。从此我告别了十年的参学期，开始迈入另一个以文学弘法的十年了。

我在宜兰，最初成立念佛会、歌咏队、学生会、文艺写作班；我有“教育部”登记在案的光华文理补习班，我创办幼儿园，也成立幼教师资训练班。我把宜兰市四十八个村，用佛教的义理，组成光明班、菩提班、清净班、慈悲班……四十八个班，每班选出一个班长，有系统、有组织地弘扬佛法。

虽然一下子办了这么多活动，但我并不会太忙碌，因为歌咏队有杨勇溥老师帮我教授，太极拳班，有武功高超，即使二三十人联合起来都不是对手的熊养和老先生帮我指导。另外还有宜兰中学、兰阳女中的多位老师帮忙领导各种社团。

我在忙碌之余还能抽空撰写文章，我的《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十大弟子传》《佛教童话集》《佛教故事大全》，就是在宜兰十年的初期完成的。《释迦牟尼佛传》和《十大弟子传》，我都是用文学的笔调撰写，尤其《释迦牟尼佛传》，曾由“监察委员”游娟女士编成连续剧，在台视八点档期播出；也曾拍成电影，在金国戏院上映。《玉琳国师》更加发挥威力，曾被空军广播电台列为小说选播，也拍成电影，尤其勾峰先生二度编成电视剧《再世情缘》，在电视台连续播出一个多月。

我在这个时候，鼓励慈庄、慈惠、慈容等人，在台北三重开设“佛教文化服务处”，除为佛教界做一些文化服务以外，也出版通俗化、大众化的佛教著作，如佛教的小说选集，如唱片的发行等。我自己也在全省各地巡回讲演之余，努力撰写文艺作品，尤其作了许多佛教歌曲，如《弘法者之歌》《西方》《快皈投佛陀座下》《菩提树》《钟声》《佛化婚礼祝歌》等。通过雷音寺歌咏队队员的演唱，甚至编成舞台剧，在台湾各地表演，一时造成轰动。但这也引起传统佛教人士对我的不满，认为我荒腔走板，怎么佛教还唱起歌来，真是大逆不道，这不是要灭亡佛教吗？

但是佛教并没有因为唱歌而给唱完了，反而在几十年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慈惠法师主办的“人间音缘”，每年都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集合在台北唱歌弘法，可见佛教提倡歌唱，不但没有伤害佛教，反而接引了一批批优秀的青年进入佛教，对于带动佛教的年轻化、知识化，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在宜兰弘法十多年后，一九六四年时年三十八岁，先在高雄创办寿山佛学院，接着购买了大树乡麻竹园五十多公顷的土地，就此开创佛光山，想为佛教创造历史，开创佛教的另一个新局面。

佛光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开山建设，初意是想设立佛教学院，为佛教培养弘法人才。后来基于发展中的需要，除了安僧办道以外，并且创办各种佛教事业，诸如养老育幼的慈善事业，以及幼儿园、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设立等。

初建佛光山时，我知道自己应该要进入为佛教创造历史的阶段，于是为佛光山订定四大宗旨：一、以教育培养人才；二、以文化弘扬佛法；三、以慈善福利社会；四、以共修净化人心。

我同时也为随从的弟子们，制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条”，我希望他们能在工作生活中，确实奉行“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的原则。我把童年的性格和信念，逐渐加以实现，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实，所谓“国际化、人间化、生活化、艺文化”的人间佛教，就这样确立了。

从四十到五十岁的十年之间，因为是佛光山开山初期，点点滴滴，只要是善举，我从不排拒。例如，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设立普门高中，甚至后来相继创办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真的都是“以无为有”，正如《般若心经》所谓的“空中生妙有”。

尤其为了“以教育培养人才”，我创办佛教学院，聘请杨国枢、韦政通、陈鼓应、王淮、唐亦男老师等人，到佛学院教授《老子》《庄子》，启发同学的哲学思想。乃至牟宗三、唐君毅，甚至韩国的金知见，日本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教授等人，都曾邀请他们讲学。

另外，为了带动佛教文化，我经常“以文会友”。当时的文学家，如郭嗣汾、公孙嬿、朱桥、何凡、林海音、高阳、司马中原等人，都跟我成为很好的文友，甚至刘枋女士还曾在佛光山长住过一段时间。

我对一些学术人才，一向都是非常尊重，所以在一九七七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陆续把藏经加以标点、分段、注解，重新编印成《佛光大藏经》，同时还邀请大陆学者王志远、赖永海、方立天、楼宇烈、王尧、杨曾文、王雷泉、陈兵、方广锠、程恭让等人，将藏经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中国佛教经典宝藏》。

我主办各种学术会议，出版《佛光学报》，后来又发行《普门学报》等。尽管我一生都很努力在为佛教推展文教事业，但是在佛光山开山期中，佛教界的某些领导人放话，扬言要打倒佛光山丛林学院，不准我兴办教育。其实，天主教、基督教在台湾创办了东海、辅仁、东吴等多所大学，佛教界也没有人要打倒它们，为什么我为佛教所办的一所小小佛学院，就要打倒呢？

尤其当时我要召开“世界汉藏佛教会议”，因为我获选为“中华汉藏文化协会”理事长，召开这样的会议有义不容辞的正当性。但是佛教人士杯葛我，要大家不要参加，不要跟我合作。我经常带着一种悲悯的心情，想到可怜的佛教，就只剩这么一点生机在苟延残喘，难道我们不能爱惜它、维护它吗？

此外，佛光山开山数年之后，由于各种因缘推动，我分别在高雄、彰化、台北设立分院。虽然来自教界与政治的阻力不少，但我顺应时势的需要，不但没有被打压、阻碍，反而以创造历史的精神，后来陆续到美国创建西来寺、中美寺，到澳洲创建中天寺、南天寺，到欧洲创建巴黎道场、德国禅净中心，到非洲创建南华寺，到马来西亚创建东禅寺等。我为海内外二百多所寺院道场订定“传统与现代融和”、“僧众与信众共有”、“修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艺文合一”，作为佛光教团推展人间佛教的方向，我想这也是佛教发展的时代趋势，所以后来又成立国际佛光会，在五大洲成立一百多个协会、分会，真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了。

时光荏苒，人已半百，在五十岁左右，除了在世界各地兴建道场，创办佛教事业以外，这时我想到佛教不能只重外相，应该要有一些实质的内涵。虽然多年来我一直做的都是“人间佛教”的事情，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才想到“哲学的人生”，因此我对人间佛教开始做了一些规划，我要确立自己的模式来宣扬人间佛教。

首先为了让人间佛教有特殊的内涵，我不能不考虑哲学思想上的建立，所以历年来国际佛光会召开世界会员大会，每次我都发表一篇主题演说，例如，《欢喜与融和》《同体与共生》《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圆满与自在》《自然与生命》《公是与公非》《人间与生活》《发心与发展》《自觉与行佛》《化世与益人》等，这些都是我在这十年期间所酝酿的思想。甚至对当代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宗教之间、族群问题、生态环保、安乐死、优生保健法、生命教育、生死学等，我都给予重新诠释。

为了诠释这些问题，我在世界各地举办讲座，或是召开座谈会，现在都已经结集出书。尤其我在《怎样做个佛光人》里，提倡佛光人要“先入世后出世、先度生后度死、先生活后生死、先缩小后扩大”；佛光人要“有宗教情操、有因果观念、有惭耻美德、有容人雅量”；佛光人“不私收徒弟、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化缘、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佛光人“以佛法为重、以世法为轻，以道情为重、以俗情为轻，以实践为重、以空谈为轻，以是非为重、以利害为轻”；佛光人“不以经忏为职业、不以游方为逍遥、不以自了为修行、不以无求为清高”；佛光人要“光荣归于佛陀、利益归于常住、成就归于大众、功德归于檀那”。

我也替佛光山设立“参禅规约”，并且为建设人间佛教规划蓝图。在佛光山，我以“全面照顾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让人的一生都能在佛光山完成”为发展蓝图；对社会，从个人的新生，到家庭佛化、社区佛化，乃至以服务社会为工作的意义，都加以叙述、阐扬。

在此期间，我为了替人间佛教做一些古今映照、传统与现代融和的工作，因此把根本佛教的“戒定慧”三学提出来，作为人间佛教的思想依据。在戒学方面，我主张戒律是佛教的根本，是佛法的生命，是诸佛化世的本源，所谓“戒住则僧住，僧住则法住”，戒律的重要，由此可见。但是戒律要合乎时代性，要合情、合理，要尊重人情、人性。当初佛陀也倡导“小小戒可舍”，现在的宪法都能顺应时代而改革，戒律也应该因时制宜，随着时代发展而融通应变，但是在应世化俗之余，不可过分方便而流于庸俗化，因为戒律必定是维护僧团最重要的法宝。

在定学方面，我认为不管在家、出家，佛光人都要有修身治心的法门。过去在台湾少有禅堂的设立，但现在佛光山在国内外的分别院，每家都设有禅堂和念佛堂。这也说明，佛光山虽然主张“八宗兼弘”，但重在“禅净双修”，多年来对此一直非常努力地在提倡、推动。

在慧学方面，佛教是不同于一般宗教的，就是有慧学般若，讲究对宇宙人生真理的探讨。遗憾的是，佛教徒大都重视信仰，不太重视阅藏读经，所以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成立读书会，目前大概有两千个读书会，至少有数百万人在读书。不过，若想提升佛教的慧学，大概还要看将来大家的深入程度了。

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主要是倡导生活的佛教，以促进人际间的和谐，带来社会的公平，达到世界的相互尊重包容，让所有人都能幸福安乐地生活为目标。所以，人间佛教希望大家讲道德、守信用、明因果、持五戒；唯有发扬人间的美德，散发人性的光辉，才能共创人间的净土。

对于人间佛教的弘扬，我除了著有《人间佛教系列》的各类书籍以外，在《人间佛教的戒定慧》里，更把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一一表露。

人间佛教就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之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要有人间的性格、人间的伦理、人间的秩序；人间佛教要从“人”做起，甚至要从“自己”做起，凡事不要求别人。为了不把报恩的责任推给阿弥陀佛，我在佛光山成立“功德主会”，把信徒定位为“佛教的老板”，并且订定各种功德主的福利办法，一方面替佛教报恩，同时也让信徒在有生之年都能享受佛教给他们的福利，让他们都能“往生”佛光净土。

尤其到了六十岁左右，我忽然想到自己已届花甲之年，跟随我的徒众弟子，出家弟子就有千余人之多，我在退位时曾宣布，我在佛光山的行政工作可以退位，但是我跟徒众的师徒关系没有退位。因此想到多少可敬、可爱的父母，他们把子弟交到佛光山跟随我出家，其中多数都是经过父母培养，受过大专高等教育，至少也是高级中学毕业后，再经过佛光山丛林学院的教育，也算是大学学士了。

虽然我年幼离开故乡、亲人，但在我心底，所有天下年长的男女，都可以做我的父母。为了对所有徒众的父母表示尊敬，举办了“佛光亲属会”，让所有徒众的父母、家人，每年都到佛光山团聚两天，不但父母、子女可以畅叙亲情，也让我有机会跟他们报告子弟出家后的前途希望。所以这时的思想，又转入到应该为人间的“伦理关系”有所建立的阶段。

我有一千多名出家入道的弟子，我那么多的“佛门亲家”，虽然一年只聚会一次，但是大家都为儿女能得到一个好的安身立命的道场，感到欢喜、荣耀。有的上台讲演，表达他的欢喜，有的述说当初送子学道的心情。佛光山这许多青年子弟，也不辜负父母的希望，有的在各大学教书；有的从事文化事业，编辑报纸杂志；有的从事养老育幼的慈善事业；有的在世界各地名校，继续各种研究……佛光山二百多个寺院道场的行政、社教、法务，都是由这一群人担当，所有的父母亲家，也经常在世界各地来去旅行，到处为家。甚至佛光山还优待徒众父母，将来可以随子弟住进佛光山养老机构安养，或者百年之后，归葬佛光山万寿园陵墓。尤其佛光山任何一个子弟的父母，也是全佛光人子弟的父母；从一两个子弟之家，到几千人的世界大家庭，其融和安乐，真是难以言说。

《梵网经》说，一切长者男子是我父，一切长者女子是我母，一切年轻男女是我的兄弟姐妹。诚哉斯言。当初我撰写《释迦牟尼佛传》时，写到佛陀为逝世的父亲担棺，为报答母亲之恩而亲上忉利天为母说法，甚至为迦旃延的弟子均头沙弥，铺设床位，让他在自己的房中暂住。佛陀对尊师重道、孝养慈亲，以及爱护后学，树立了典范，谁说佛门不重视伦理呢？佛光山提倡人间佛教，意味着佛教的出家人不是遗世独立，所以我倡导寺院道场为“四众共有”，我倡导各种不同种族要“同体共生”，我鼓励佛光山的儿女，在父母年老生日时，回俗家省亲祝寿。

世界的秩序，就是要靠伦理道德来维护，就如儒家的《礼运大同篇》说：“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更重要的，要让“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所以佛光山除了推动文化、教育之弘法利生的事业以外，对于人一生的完成，养老育幼、生老病死的事情，更是特别给予关注。

人的一生，其实只有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生”，一是“死”。死的时候固然要死得无牵无挂，死得自在安然；生的时候，更要活得无忧无虑，活得平安快乐。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不断、“恐怖分子”猖獗，扰得人心惶惶。世界要和平，不但要发挥人性的慈悲、无私，还要讲究缘起性空、六度四摄、因果报应等，这些佛教的教义都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无形力量。

我认为世界和平的促进，宗教应该身先表率，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要把“有容乃大”的胸襟，从宗教之间推展开来，进而影响社会各个团体，这是宗教界的责任，也是对现代社会的贡献。

我一生倡导“融和”，除了力促佛教界的融和之外，尤其致力于“宗教融和”。为了结合宗教力量来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多年来我经常在世界各地与各宗教进行互访、对谈、交流。久远的不谈，就拿近几年来说，例如：

一九九七年我应邀前往梵蒂冈与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会面，共同祈求世界和平，此事被誉为“世纪性的宗教对谈”。

一九九八年，我应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弘法，同时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面，为中国佛教与马来西亚回教史，留下新的一页。

二〇〇一年，我在澳洲与卧龙岗市长George　Harrison，及英国国教卧龙岗地区的主教Bishop　Pipen，针对宗教与文化交流，彼此交换看法。同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针对“宗教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我也应邀与天主教的瑞恩神甫，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等人，共同主持“宗教对话”。二〇〇三年，我在巴西圣保罗的SE大教堂，与天主教枢机主教Dom　Claudio，针对宗教对本世纪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贡献，进行“宗教对话”。

此外，美国西来寺于一九八八年落成后，二十多年来一直与相距五分钟路程的摩门教会保持友好关系。西来寺每年举办世界和平祈愿法会，邀请各宗教领袖以各自独特的宗教仪式，共同为世界祈求和平。

最近我甚至还为北港妈祖宫撰写《妈祖纪念歌》，我认为宗教之间应该要建立“同体共生”的关系，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就如人体的五官，要相互共生，才能共存。对于宗教之间的往来，我主张：教主不同，彼此要尊重，不可混淆；教义各有所宗，应该各自发挥；教徒之间则可以彼此沟通往来。

由于我经常与各宗教之间保持密切的互动，因此彼此也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例如，我与天主教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台湾枢机主教单国玺、罗光总主教、丁松筠神甫等，都成为朋友。甚至天主教所办的智利圣多玛斯大学、台湾辅仁大学、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先后颁赠给我荣誉博士学位等。

其实说来惭愧，由于自己从小基本教育没有打好基础，虽然在佛门里有禅、净、律各宗的参学，称得上资历完整，但是我的人生道路走来也有一些起伏，崎岖不平，变化莫测，很多难以掌握的事情，也只有随顺因缘所转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出家一甲子以上的时间，虽然也有一些为教为众的理念，但由于自己没有“学有专精”，对佛教纵有些许的贡献，也不值得自我夸耀。尤其过去为了弘扬人间佛教，所写的都是一些通俗性的文章，虽然已如预期，发挥了接引社会人士普遍认识佛教的功能，可是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直到七十岁古稀之龄后，我发现自己的佛学可以再作进一步的深入，因此在二〇〇一年发行《普门学报》，一方面提供学者有发表学术论文的园地，希望进一步提升佛教义理研究，为人间佛教建立思想体系，同时我也亲自为学报撰写论文。

近十年来，我在《普门学报》发表的学术论文包括：《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性刍议》《从四圣谛到四弘誓愿——论大小乘佛教融和的开展》《论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义——诠释三皈》《五戒及生权的内容》《六波罗蜜自他两利之评析》《人间佛教的蓝图》《比丘尼僧团的发展》《佛教兴学的往事与未来》《佛教与花的因缘》《佛教与自然生态》《佛教丛林语言规范》《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人间佛教的戒定慧》等。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对佛教的学术问题有所留意。不过在此之前数十年，因为出身在临济宗门下，对禅门的思想、语录，我一直喜爱撰文，对净土的念佛，更因一生参加过的佛七不下数百次，也有心得。

另外，过去青少年时期，在佛教学院所受的课程，大都是唯识学的经论，现在也不禁在心头慢慢明亮起来。虽然我的心中还是喜欢般若空性、缘起中道，不过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总是为各种众生所喜爱，所以我对于佛学的基本信念，并不喜欢分宗立派，分别你我，造成宗派之间的相互对立。

我尤其不希望学者们用研究佛教的角度，互相排斥、批判，这是自相残害，对佛教并无益处。我主张佛教的“圣言量”，你要信就信，不信也就罢了，但不可以用此经论，打倒彼学说，用彼学说，打倒此经论，这样只会分裂佛教，造成佛教的分歧，丝毫无助于佛心证道。

因此，我认为佛学是一大总相法门，佛教虽然“方便有多门”，但是“归元无二路”，就等于人生的道路，也是一直向前。佛道虽然遥远，只要我们树立生命的指针，假以时日，必定都能同证佛道，圆满菩提，这才是人生道路的终究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