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清代诗人黄仲则，为追悼他老师而写的一首七律诗中的一句。

1997年2月，在黄伟经先生同黄秋耘老师所作的访谈中，秋耘老师曾亲口背诵过这首他十分喜爱的《悼亡师》——65年以前，少年秋耘考入清华大学后，在入学的作文考试文章开头，曾引用过这首旧体诗。后面还有这样的句子：夜半有风开幔帐，水深无梦到黄粱……料得夜台频太息，此时忆我定彷徨。

当我重读《黄秋耘文集》中“风雨年华”卷中收录的这篇访谈文章时，秋耘老师已在一年前离我们而去。想不到真是应了文中悲凉的诗意：夜半的冷风吹开了老师住处的门窗，大水漫漫何处能梦见老师呢？只能倾听他从另一个世界发出的声声叹息……

叹息，为了这世上的苦难。由于悲悯与哀愁。

秋耘老师过世已近一年，怀念与追思中，我却一直没有写下关于他的纪念文字。

面对多年来我内心所格外敬重的黄老，书写竟然变得如此困难。因为我知道，他这一生中所能做的事，都已尽力而为；他的精神追求、丰富的情感和激**深沉的内心世界，都已留在四卷本的《黄秋耘文集》中了，不需要在身后由别人来为他树碑立传。

况且，以我疏浅的学识与阅历，回顾与记述先生，真的令我惶恐不安。

算起来，认识秋耘老师已经十六七年了。不记得是在什么样的场合由于什么事情而熟悉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时期文学的热潮仍方兴未艾，读过他的《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丁香花下》，还有后来发表的《雾失楼台》，作为一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作家，他笔下那般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使我备感震惊。从他浓重的广东口音中得知他竟是我的“老同乡”，心里更觉亲切。1985年第四次作代会上，黑龙江省代表团有一些人，阻挠我当选理事的提名。此事传开后，有几十位作家仗义执言联名上书主席团，反对这种做法。很久以后我才得知，签名的作家中，竟然也有黄老。对于他的正直，由此感同身受。后来他对我的作品谈过中肯的意见，我自然就将他认作了老师。

那时候秋耘老师虽已年逾花甲，却因各种文学活动之需，常来北京开会，频频奔波于京穗两地，所以每年都有机会见面。他每次来北京之前，都会先从广州发来一封短笺，告知他抵京的时间，让我到时候去找吴泰昌先生询问他的住处，以便约谈。先生对后生晚辈如此认真谦恭，颇有君子之风。一次邀他来家做客，谈得高兴，到了午餐时间，我与丈夫欲在住处附近的一家餐馆请他吃饭，他不愿让我们破费，坚持只要些简单清淡的蔬菜，我恭敬照办。席间他曾饶有兴致地对我讲起他的平生经历，讲到50年代他在北京所经历的反右等历次运动，讲到“文革”以及70年代为什么从北京回到广州。平静的叙述中充满了悲愤正义之情，还有对自己毫不留情的评判与检讨。最令我惊讶的是，秋耘老师看似那样温文尔雅的一个文人，抗战时期竟然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军人。他戏称自己是军人和诗人的混合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物。渐渐熟识之后，从他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和略显忧郁的性格气质中，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评价真是十分准确。而这似乎水火不容的两种特性，究竟是怎样水乳交融地生成的呢？可惜，我终是没有机会问过他。

一次我去广州开会，到他家里看望，他和夫人留我吃午饭，有莲藕清炖排骨汤和馄饨炒面，我很喜欢，吃了不少，他就很开心。1994年我又一次到广州，《羊城晚报》的女编辑胡区区陪我去看秋耘老师。那时他刚搬过家，区区也不清楚新的地址，我们两个人在梅花村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了，他对我们的到来很是惊喜。但那年秋耘老师已经有帕金森氏综合征的初期症状，还有心脏和关节的问题，行走不便，话语不多。我只记得他的言谈中，对于时下的社会状况忧心忡忡。在我认识他的十几年中，他始终带有一种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承载着苦涩而沉痛的精神重负。那一次则是更加忧郁了。我很难过，却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宽慰的话。不忍太多打搅，谈了谈自己的情况，再三地请他保重身体，就告辞了。临走时许诺说，再来广州定会去看望他的。但未曾想后来的几年中，再也没有机会去广州。除了过年过节偶有电话向他问候，那次在梅花村寓所见到他，竟然是最后一次。如今留在我耳边的声音，只是他从电话线中传来的微弱的广东口音了。

那么多年，他在广州，我在北京。那时候的电话尚未像现在这样方便普及，地理上如此遥远的距离，使得“师道”更多是通过“函授”进行的——如今回忆起来，我和秋耘老师的交往与交流，都留在书信中了。

我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这十几年间，秋耘老师写给我的五六十封亲笔信。信上的抬头，自始至终无一例外都用“抗抗同志”这个称呼，而信尾的署名，多用“秋耘”、时用“昭彦”、偶用“彦白”。他始终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老友或是忘年之交，倒是让我惭愧得很。

我想简要地摘录一些信中的内容，对于人们了解秋耘先生晚年的所思所想所为所虑，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重新穿过时间的隧道，触摸岁月锈迹斑斑的四壁，我看见那个不朽的灵魂，仍如燃烧的火把，在黑暗中闪烁着不灭的思想之光。信件都已按照年代序列一一编号，其中，以20世纪80年代的通信最为频繁。

秋耘老师在1985年12月24日给我的信中写道：在京期间，我跟清华、北大、北师大的青年同学们开过五次座谈会。我认为，他们提出很多有益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值得我们这一代人认真反思。（笔者注：黄老在“反思”两个字下面加了黑点）北师大有一位同学很坦率地忠告我：“阁下清名未替，人犹有望，务希保持革命晚节。”我很感激他，这是对我有力的鞭策。对于我来说，“清名未替”已经评价过高了。我这一辈子所做的蠢事和错事是不少的，不过还没有同流合污，堕落为“贪官庸吏”，也是事实。

1986年的通信大多是谈他正在写作的《风雨年华》。

1986年2月18日：我南归后，专心致志修改《风雨年华》续篇，争取第一季度完成，与正编合成一卷出版（约22万字）。责任编辑所提的意见，基本上我都可以接受（主要是删掉一些他认为有碍的片断），但他要求我增加一章写1957年——1966年的经济建设成绩和各方面的积极现象，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加入经济建设一直向上发展，则三年困难从何而来？这一点尚有待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主要取决出版社的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如何。我准备作一些让步，但以“不说假话”为原则。

1986年4月14日：《风雨年华》的续编总算改出来了，虽然删掉不少，跟正编合在一起，还有廿万字左右。老实说，这部书下半部的可读性比上半部强得多，因为所写的大多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自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记述“干校”那一章，题为“荒原上的狼群”，那个时代“干校”的生活，人对人简直像狼一样残酷，“干校”的周围都有几个甚至十多个枉死者的新坟。

1987年2月15日：拙作回忆录早已印好，但出版社下令“暂缓发行”，涤尘力争亦无效果。“暂缓”二字用得绝妙，（笔者注：黄老在“绝妙”二字下面加了黑点。）可以缓一月半月，也可以缓三年五载……世事如棋，惊涛骇浪，不欲多言。春寒料峭，诸惟珍摄。

1988年6月25日：我还在写长篇小说，已写了十万字左右，间也写点短文。上月那篇“面向文学，背向文坛”反应较强烈，毁誉都有。“广告文学”更引起大风波，不过我也不在乎。其实文章引起争议，是大好事，最怕是有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

进入80年代末期，黄老的心情越发沉郁。但他即便在病痛之中，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并且不忘在信中关心和鼓励我。十余年后重读这些文字，依然让我感动。

1989年2月16日：此间文坛空气之恶浊，尤甚于北京。不闻书香，只闻铜臭。古语说，世风日下，人欲横流，庶几近之。

1989年11月7日：我自四月底从无锡太湖南归后，因患心肌劳损，时感眩晕，近虽稍见康复，然极不想写作，迄今已辍笔数月之久。人已老年，无可奈何，惟有读书明道而已……听说《文艺报》主编易人，又上海的《文汇月刊》亦拟停刊，未知确否？近日各地的报刊拟停顿者甚多，上海达二十七种，广州也有十多二十种。

1989年11月25日：在这段时间里，你练练钢琴，多读一些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很好！一定要甘于寂寞，耐下心来学习。写些作品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多给人指点，确实达到成熟的程度才好发表。（笔者注：黄老在“成熟”二字下加了黑点。）

1990年1月19日：我写的长篇，初稿已经完成，约廿万字，但肯定不会有出版社接受的，还是藏之名山，等百年后再说吧。

1990年10月3日：我会永远记得，每次我到北京出差的时候，最愉快的交谈和会晤是在你家里的会餐，在那个小小的精致的客厅里，我们谈得那么无拘无束，使我这个生性孤僻的老头子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知心是不容易的，也勉强不来的……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聚首一堂，促膝谈心呢？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的。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得到。岁月不饶人，加上“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大大“滑坡”……我已经七十二岁了，人活到这个年纪，不能算是短命，但是我还想多活几年，静观世变，万一我这个性急的人比你们先走一步，也不必为我悲伤……

自1992年以后，黄老的身体每况愈下，心情也备感郁闷。为了减少他复信的麻烦，我给他的信渐渐减少，隔一段时间打电话向他问候，给他讲讲自己的生活和想法，希望能给他一些精神慰藉。晚年的秋耘老师，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深受病痛折磨，心境沉重而无奈。他在1993年7月1日给我的信中写道：“直到现在为止，四肢仍不大听脑子指挥，走路和写字都有困难，思考能力也逐渐衰退，使我苦恼不堪，每天只能随便翻一下报纸，读点不费脑筋的闲书，总之，是过着无聊的日子，几乎与残疾人差不多。”到了1994年，他给我的信，已是由夫人蔡莹代笔。进入1996年，他的身体似乎有些好转，竟然读了我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2月2日有亲笔信给我：大作《赤彤丹朱》已拜读，你每一部新作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进步，真令人高兴。这一部其实是自传体的小说，难度较大，你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足以**了。

在我保存黄老给我的全部信件中，日期到这里戛然而止——1996年2月2日，当时我绝不会想到，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他是带着对真善美的殷切期盼，带着未竟的理想、沉思和精神十字架离去的。

晚年的黄老，除了身体的原因，他的孤寂与失望更多地来自心灵深处。作为一个抱有虔诚的人道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于物欲横流的自由经济和商业时代，有一种强烈的抵触与反感。眼前这个喧嚣而物质的世界，与他一生为之努力奋斗为之历尽艰险的那个平等民主的社会理想，似有本质的差异，可是他已经没有力气，用笔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了。

在我的文学道路上有幸认识的那些令人敬重的前辈作家中，秋耘老师的文德与人品，一直在无形中影响着我。有时我会觉得他像一棵巨大的榕树，以繁茂的浓荫，为后人遮蔽、阻挡烈日风霜。从那些伸展的枝条上，发出茁壮的气根，一直钻到土壤的深处，然后形成新的枝干，最后成为像“小鸟天堂”那样由一棵树发展而成的一整座树林的岛屿。

“三年谁与共心丧，遗墨摩挲泪几行”。再次摩挲秋耘老师留下的书信与作品，泪眼迷离之中，隐没在南国青山绿水之中的亡师之灵，已如我温暖的祖籍和故乡，让我永远地凭借、依托和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