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中的拷问(1 / 1)

——读杜高先生《又见昨天》

昨天正在远去。昨天已经远去。远去在淡忘、冷漠与麻木之中。

在这里,“昨天”已经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一种不堪重负、不堪回首的记忆。是过错与罪孽,是恐惧与凄惶,是一个让人避之不及、讳莫如深的话题。无论是错者还是惧者,都想用“今天”的喧闹来加以掩饰和删除往事。“昨天”已是一片长出新肉的旧伤口,只有不小心碰得重了,才会引起久违的疼痛感——不同的只是,有些人的疼痛仅仅在肌肉的表层;有些人的疼痛钻人骨髓,甚至扎到心的深处。

偏就有这样的痴者,在今天,勇敢地揭开了自己早已结痂的疤痕,把噩梦般的昨天细细拆卸,丝丝缕缕、根根筋筋,毅然**在众人面前——杜高先生所著《又见昨天》,是一部追述“昨日”真相的别样文本。

说是“别样”,是因这部书来历的离奇,由于该书体例的独创性,由于在同类书籍中鲜见的自审性视角,使得该书具有了高纯度的真实感、强烈的阅读吸引力以及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在今天浩繁的新书架上,它无言无声悄然独立,我们也许只是偶然回首,却瞥见这一本庄重素洁的小书,于灯火阑珊处闪动着微弱而顽执的理性之光。

那是一个漫长的“昨天”。长达几十年的审查、劳教、监视、批斗,使得岁月中每一个“昨天”,都变成无休无止的摧残与奴役的精神牢狱。“昨天”对于今天来说,已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代词;在“昨天”里没有个人与自我;在“昨天”里望不见希望的“明天”。“过去”成为“过不去”的创痛,当年那一个生气勃发文采飞扬的年轻人,咳自肺腑的血块年复一年惨然落地,胸腔内的气泡被不断替换成自卑、自责与自虐的浑浊汁液。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真实的“昨天”却不可思议地从历史的尘埃里跃然而出——在那个专门出售“前天”旧物的潘家园市场。曾经秘密封存于铁柜中的六册“杜高档案”,在“今天”的某日成为奇货可居的另类商品,而被一位研究“昨天”的学者李辉发现。档案材料当年的政治属性,无情地蜕化为今天的商业属性。这种离奇的转换方式本身,即是对“美好”的“昨天”的怀疑与否定。

难以想象杜高先生“又见昨天”时,那种百感交集的复杂心境。他面对的是自己的青春年代,一个曾被戕害被毁坏被践踏的自我。杜高也许本可以把这个不便触痛的昨天悄悄掩藏,就像很多人很多次所做的那样——忘却?涂抹?修饰?视而不见或是拒不认账。但杜高清醒地意识到,那个昨天已经不属于杜高个人,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苦难。

这也许是杜高先生有生以来最艰难也是最酣畅的写作。“文革”结束后,自肃反运动开始强加于他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终于被一一平反改正,他从长沙回京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那些优秀的戏剧影视作品书写了大量锐性的评论文章。而惟有这部为“自己”而写的《又见昨天》,似乎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胆略。在这部由一系列“判决书”、“请示表”、“认罪书”、“批判会记录”、“检查书”、“交待材料”、“死亡名单”、“平反决定”等等如泣如诉的真实史料勾连而成的回忆录中,杜高先生以年逾七旬的老迈身躯,直面历史的风暴与硝烟;并将自己曾经的怯懦与幼稚、无助与绝望,真诚地**于读者。即使在烽烟暂熄的今日,也并没有太多的人有勇气赤身**在阳光下行“日光浴”。而《又见昨天》却敢于以自身为药引,以沾满血泪的真凭实据为墨汁,追述体制与个人命运的因果关系;并赋予了那件被作为商品出售的解密档案以思想和文化的属性。当昨天的苦难“附件”成为叙述的主体,这一记述文本反过来又成为红色暴力的铁证。教科书往往是经不起追问的。被还原的历史真相,将拷问所有施难者与受难者的灵魂。

《又见昨天》的叙述语调平实而温和。是曾经狂风恶浪、劫后余生的泰然与平静。那种实话实说、并不刻意宣泄情绪的文字,更增强了往事的可靠性、可信度与感染力。

十月文艺出版社历时多年陆续出版的这套“百年人生丛书”,已有多种重量级文本面世。杜高先生的这本书尤其让我们警觉:一个不善于在“今天”拷问“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