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忠告：你对命运说“不”，一切就变得不那么苦。

——《绿宝石的眼睛》

我在一天时间里，从日本到印度，又经西欧、东欧，再横越太平洋到美国，把个拥挤的地球，急匆匆走了一圈。

我没有乘坐航天飞机或运载火箭那种现代交通工具的机会。我只是用我的眼睛，从一排排变成了中国方块字的小说译稿上，兴致勃勃地走过去，像小时候跳格子，或是像坐火车时望着车厢连接处下疾驰而过的铁轨枕木。我发现世界上凡有火车的地方，车厢车头可以千奇百怪，但那作为铁路基础的枕木，其坚固的程度几乎无一相异。我环绕它，巡视它，无论在地球哪个遥远的角落，我都听见那个固执的声音对命运所作的回答。

那是一个由女人自己塑造的地球，这颗太阳系中惟一有生命居住的行星。我不认识天涯海角那些肤色、眼睛、头发各异的女作家，我只看见一颗颗女人的心。那是浸透了苦难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果实，也许它酸涩，也许它泛淡，但我知道它们每一颗都饱含爱的浆汁。

女人从来用自己的心写作。一个男人说过。那也许是最自然、最自由的写作动机与境界。（脑子里长满荆棘、布满岩石？）心，是一湾温柔的湖、一泓清澈的潭、一片澎湃的海。当你远征去、凯旋归，当你踌躇满志，当你筋疲力尽，你都会不顾一切地奔向它的怀抱，洗涤你落满伤痕、尘土的身体和灵魂。女人的心灵是一块奇妙的再生之地：生命、希望、力量和爱情。

她自己或许变成了一页页稿纸、一本本杂志。用那些被男人垄断了几千年的文学，在蓝汪汪的大洋里，拼出自己的陆地，拼出一个自己的五大洲。应该说没有女人是不会有“人间”的。那么没有女作家呢？很多个世纪以前，谁是第一块从海底升起的礁石？（班婕好？蔡琰？）那个跛足的文学巨人瘸着一条腿走了许多年，终于走不动了。他说被历史锁在他脚脖上的女人，用千年的泪水蚀锈了他的铁鞋，露出苍白而健全的脚趾。她们说她们原来就是那另一只脚。

从此那一只脚落下的地方，就有了自己的脚印。她们不再按照男人的意志来解释、理解这个世界。她们本来就是为了创造而降生的。那些个易感的心灵，束缚得太久，归还得太迟了。她们生来是为了创造——创造真实的人类和人类的真实。她们要证明自己。

于是便有了我“坐地日行八万里”，遥瞰的一块新大陆——面前这6篇不同国籍的女人所写的作品。

其实也许算不了什么新大陆。无论是故事内容，还是写作技巧，或是语言、构思、人物，都没有我们期待的新鲜玩意儿，甚至也没有沾一点时髦的诸如新小说派、结构主义、魔幻现实的边边。它们是规规矩矩的良家女子，从生活的现实到现实的生活。平凡、琐碎得我几乎都失掉了兴趣。

在这个男人暂时被束之高阁的世界里，女作家们似乎永远在重复一个古老而陈旧的弱女子的故事。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生存、婚姻、晚年。爱情、事业、独立、平等……

不幸的女人和女人的不幸——难道这就是女性文学、女性作家们永恒的主题？

那个跛足巨人走得多么沉重、多么迟缓、多么犹豫呵。

会写字的女人，用字母、字块辛辛苦苦垒起的大陆，又被永不平息的大潮所吞噬。

我记得自己说过：我愿意首先作为一个作家，然后才是女作家。

那年在庐山参加笔会。一日，听说有人找，以为会和什么老朋友重逢。门口却站着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三十出头，神色恍惚。她抓住我的手，眼便湿了。坐下，无话。好一会儿，才知她专程从南昌追来，为了要同我谈些心里的话。心里的话多半不是什么快乐，周围的人，怕是没一个愿听，才专门要找作家。她有两个孩子，南昌有一个不准她看书交友的丈夫。自己在外地的工厂，回一次家，便要挨一次打。本来早可以“离”了，只是因为她多病，偏不能服用任何抗菌素，病倒了，无可救药。万一有三长两短，孩子留给谁去？想也不忍。广州有个十几年前的男友，主动来寻她，她偷偷去了广州，以为心里那十几年的债，可找着了主人。可是从广州回来，爱却不见了踪影。究竟离是不离？调是不调？爱是不爱？千头万绪，走投无路……我留她住了，要帮她出主意，却只是一个劲儿问：“你跟你丈夫，到底过不过得下去？”她只是一个劲儿含糊其辞：“那孩子呢？”……一同下山到了南昌，以后又通了一阵信，她最终还是自己同自己纠缠不清。我便几乎要对她发火：既然过得下去就不要抱怨，要抱怨就快下决心。她再没有回信来。我有一阵很内疚。那时我才明白，做了母亲的女人为着孩子是这样犹疑不决的。我实在不是一个完整又标准的女人。

“信子两手捧着茶盅，透过窗子眺望那过午的大洋彼岸。”

客居美国的日本女作家米谷富美子的《远方来客》，就是这样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一片女人的内心世界，细致得几乎不厌其烦。作者越是不厌其烦地描写主妇那种细碎、沉闷、辛苦的日常生活，平静记叙主妇对于自己同弱智的儿子、暴躁的丈夫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大洋彼岸的日本家乡的怀想，越是可见主妇无可解脱的困境。这种沉闷与琐碎没有惹恼克己宽容的女主人公，却终于惹恼了读者，使读者对这个本为自立而出走，远涉重洋同一个美国人结婚的女子，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建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家庭产生隐隐同情。女主人公信子患精神障碍症的儿子从教养所回家度假，从此成为她家庭的“客人”，而信子又将成为这位“客人”，成为这个家、这块国土永远的“远方来客”。在信子与儿子、信子与丈夫、丈夫与儿子之间，处处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精神障碍，真是一个严肃而冷酷的嘲弄。在那个永远无法摆脱的矛盾中，信子作为母亲，或许是胜了；作为人，或许是输了；作为客，或许是麻木了。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她仍会坚忍地活下去，为着她永远的义务和希望。

日本海、太平洋；日本面孔、美国身材的儿子；现代美国生活方式，日本的感情、心理；美国人的节奏、日本人的心态——交错穿插，一幅颇为新奇的画面。在渐渐品出小说中跨海越洋的地域差、文化差、时差、物差的微妙时，我开始感到小说在构思上有独特的尝试。

“猫明白它不会再找到一个家了，便离开了那个地方。”

我想起小时候上学去，总要在小巷子里路过一个小杂货铺，专卖切好的甘蔗、老菱、荸荠什么的。一个瞎老太婆睁大着那双白茫茫的眼睛，一只手收钱，一只手摸摸索索地抓那些东西递给买主。常常有淘气的孩子把一个铜板或是圆铁片当做硬币塞给她，一只手抢过东西就跑了。她不能去追，便使劲眨着白眼，把铜板朝着笑声处扔过去，骂一会儿，也就作罢；空下来，便拆一堆小山似的棉纱头……

我在江南水乡陆家湾插队的时候，外婆总是三天两头从镇上叫一只运货的小船，穿过两岸桑林密密的小港，到我住的村子里来给我送吃的。她有一只其大无比的绿搪瓷杯，里头装满了笋烧肉、煎鱼或是千层包子。后来我执意离开那地方去了黑龙江，她真的伤了心，有好几年时间不理我。我回家探亲，专门到舅舅住的灵隐上天竺去看她。她似乎忘了以前的事，还给我吃笋烧肉和鱼丸子。我每次走，她送我到楼梯口，我说声再见，她便低低地自语道：“明年回来，不知见不见得到了……”一年又一年，她送我，便重复那句话。终于有一年秋天，我收到家里一封厚厚的信，打开了，里头是一块黑纱。我在哈尔滨整整戴了一个月。等我再回杭州，楼梯口再没有她的声音了。又一年清明，我和妈妈专程到乡下去给她上坟，其实我知道，她并不是我的亲外婆，妈妈是她从育婴堂里抱来的……

赫蒂死了，死在那所空****的破房子里，两周以后才被发现。那只叫蒂贝的猫失去了保护人，最终也是与老妇相同的命运。赫蒂为了蒂贝而拒绝去养老院，在养老院里她本来可以活得久些（也许更短）。一个繁华的伦敦，对于赫蒂来说，是一个梦里的虚无。她惟一所有的，是那只捡来的猫。人类、家庭、子女早已背弃了她。这个世界上疼爱她、懂得她的，只有一只猫。

《老妇和猫》的作者莱辛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记得那么冷静、客观、公正。甚至没有同情、哀叹、指责。她似乎同那老妇一般平静地对待既来和已去的一切。那隐忍，或许是因为她的老妇连抱怨的资格也不具备；那默然，或许是因为她的老妇已经对周围的一切习以为常。作者用一种与社会同样冷酷的口吻来叙述老妇的遭遇，无疑是冷酷得入木三分。赫蒂混混沌沌的一生中，从来并不觉得那么痛苦——她痛苦得不动声色，痛苦得自得其乐——如此畸形荒诞的人生，人是多么微不足道。而女人、老妇人，抑或更渺小。渺小的女人竟然还有那样执著的爱心，对一只猫，对这个冷酷的世界。呵呵，她真是那么渺小么？

毕竟，它让你想起了许许多多往事。老人、孩子、朋友、自己……挣扎、沉浮、苦斗、生生死死……

“我仅仅是存在于概念和用来称呼看不见的物品的词语的世界上。只有黑暗是实在的，只有它在四分之一度音和半音中颤动。我的生活中只有那充满了各种音响的无边黑暗。如同现在——我们背后的这个夜莺歌唱的森林。”

这是一部十分成熟的作品——《绿宝石的眼睛》，作者哈·阿乌德尔斯卡是擅长于广播剧创作的。难怪她会把一场几小时的对话处理得如此精彩，如此动人。仅仅是两个人物、一个地点，竟然有情绪的大起伏，大升降。这是一个充满了误会、争执、仇视等各种悬念、充满强烈的性格对照、回忆中的经历对照从而走向互相理解的令人信服的心理过程。几乎每一句对话、每一次转机、每一回思想交锋、每一次谅解和好，都是那样的准确和细腻，情感与思维丝丝入扣。作者具有一种强大的牵引能力，把她的读者乖乖带进了华沙郊外森林边的黑暗，然后再从树叶和夜莺的歌唱中将光明从远处唤来。夜幕撤去时，那两颗心都浴在晨光中，洗尽尘埃，绿宝石闪闪发光……应该说，这种以对话为主体的小说是很难写的，要在一个很局限的场景中完成两个人物大幅度的自我审视和心理演变，每一个对话层次都必须有丰富的底蕴。然而作者从容不迫地带领她的读者在黑暗中周旋，走向迷宫深处，却又豁然开朗。两个人物的事业、命运、婚姻家庭、处境，在她笔下不仅互相作了鲜明的参照，常常还反其意而用，令人瞠目沉吟，而后翻然大悟，其味无穷。

这部小说让我想起了女友珊珊。我认识她10年了，竟还没有写过一点关于她的文字。

总是本来更像小说的那些人的故事更难变成小说。

她与我同岁。前不久我住院时，她天天下班后骑车到医院来看我，给我熬了绿豆汤带来；然后同我讲她的周末游泳计划或是关于自我价值实现的苦恼。她说周围有些人，考试得100分顿时狂妄自大，错一道题又沮丧得想自杀。是不是这个民族的典型性格？自卑与自负的焦点始终未能调好……她说话累了，便站起来为同病房的病友倒水，她走出门去的时候，她们惊讶地发现她走路时一条腿有些困难。她进来了，谈笑风生地坐在那儿，我从她们的眼睛里看出，谁也不相信她是个残疾人，或许只是一只脚伤了筋。她坐到好晚才走，那些天她写论文太累，想给自己放松放松。她是另一个医院的医生。她走了，病友们便迫不及待地问：“真的？”“真的。”“怎么得的呢？小儿麻痹？”“不，我不知道。”“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她那条腿是怎么回事。10年来，她从未提起过它，就好像那只是因为鞋子不合脚似的。因此我也就从未建立起有一个残疾朋友的概念。有一年她到杭州，我居然领她爬上了宝俶山，为她拍照，选择最佳镜头，我说：“蹲下。”她说：“这里不好。”我回答说：“蹲下。”她终于红了脸，说：“我蹲不下。”我吓了一跳，脸顿时也红了，满心歉意，决心把她照顾好。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又多次忘记了她的腿疾。我只记住她影集里中学时代滑冰的照片上，苗条秀美的身材和脸庞……似乎是因为“**”，全家被扫地出门。也许在干校，也许在农村。马车、拖拉机？一场永远留在记忆深处的厄运……

珊珊是独养女，便要换煤气、接站、买车票、挤车……于是她竟然学会了骑车。珊珊上大学学的是中医，毕业后成为一名称职的中医师。工作几年后，成为中医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后又出国留学……

我终于注意到她的腿，也才注意到她的顽强和自立。可是以前我为什么总记不住她的腿呢？这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同一个残疾的珊珊交谈，我的朋友在心灵上同我如此平等，在精神上她是一个健全的人。于是在这里，身体的残疾与否早已变得无足轻重，我们的忧患困惑休戚相关。我还记得我在一个下雪天的晚上去告诉她，我想出了一个小说题目叫《爱的权利》，我躲在她的小屋里改完了我的中篇《淡淡的晨雾》……她给予我的总好像比我给予她的多些。她一向更看重自己心灵的健康。如今她远在美国马里兰州，开了中医诊所独立行医，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国医生。

《绿宝石的眼睛》中的马雷克的苦恼，似乎已经涉及以上这样一个思想层次。他总是同自己过不去，愤世嫉俗、怀才不遇。我想这个人物对于中国的青年读者同样很有意义。遗憾的是，作者对这种痛苦的挖掘浅尝辄止了。自从认识珊珊以后，我渐渐悟到：以一个残疾人对于生存的顽强抗争精神，去感染、启发一个陷于精神苦闷中的健康人，实在是缺乏思想力量的。如果他们不能在精神世界的同一层面对话，面对共同的人生课题，那么心灵的交流很可能是浅近、表层的。所以，伊娜的绿宝石眼睛所能照亮的黑暗也就非常有限了。

女人写女人，既可从当代女作家的小说中窥探当代女人的生活，也可从女作家笔下的当代女人生活，来发现女作家自己。这一组小说如果说给我留下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东西，那就是我又一次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听见她们不幸又不屈地对命运说：“不！”——也许我们会因此变得更苦，但我们只能如此。

我最后读的是那个剧本《女强人》。

也许它比以上的作品更富现代感，我一口气读完了它。读完之后便有长久的怅惘，进而转为疑虑。一个闪念十分无情地从脑际掠过：这个作品会出于一个女作家之手？

我才想起来去寻题目下作者的名字——阿尔布卓夫。我相信这绝不会是女作家。女作家笔下的女强人绝不会是这样一个玛雅。我绝不想标榜自己也属于女强人之列，因为我根本缺乏那种男性的魄力。但我开始怀疑高莽先生饿着肚子亲自来找我约稿，会不会是他一个小小的错误——他牢记我是女作家，却忘记了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大概不会像阿尔布卓夫先生那样看待玛雅。尽管这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妇女解放与自然、社会要求的深刻矛盾；在戏剧形式上也有新的试验和创造。尽管我并不认为玛雅的生活合乎人性，我却在玛雅扭曲的人性中看到了代表着一部分社会舆论和习惯势力的伴音与艰难挣扎以求自立的女人之间的分歧。这种基本立足点的差异使我无法对这一剧本有更多的赞美。对此我只能表示抱歉了。

几千年来，男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荣誉和幸福、事业和爱情，对于成功的男子永远是一个良性循环。而女人——为什么雄心勃勃、富有心计的玛雅得到了莫斯科郊外的科学工作者别墅，却要付出高于男人几倍、几乎失去全部女人的欢乐的代价？为什么？玛雅又为什么会变得不像女人？玛雅之所以失去自我，是女人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仅仅问一个为什么就够了。

玛雅说过：“我不会在任何东西面前退却。我还要为这个姑娘复仇——向所有的人！我一步也不后退，不！不！”

而面对着为新时代的知识妇女的真正解放作出牺牲的“女强人”，一些铁石心肠的男人会冷冷地笑着说：“活该！”一些温和的男人也许会摸摸你的头发，说：“回来吧，还是回来的好。”

为着《女强人》的大幕落下之后，留给男人和女人们更多的甚至是反面的思考，我们将由衷地感谢阿尔布卓夫先生。

我回到了自己的国土和自己的位置。

我相信我们的女作家们在读到以上的作品之后，会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微笑。如果我们能够确有更多的自由来描写我们这个时代女人的生活，我们用黑色的方块字垒成的陆地会更加坚实丰富。如果我们能够越过女人自身的心理障碍，我们的作品将会更多地漂洋过海！

我们将永远对命运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