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个感恩节前夕，曾跟着英语老师到当地一家教会做志愿者，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准备一顿免费的晚餐。

彼时不过才离开单纯的工作环境和父母，对于“流浪者”的印象也不过是中国繁华街道边不辨真假的乞丐形象。

但真正近距离接触到那些人之后，才知道原来曾经的认识是多么单一。来来往往的人中，他们有着各样的肤色，在他们脸上能看到复杂的表情。

或呆滞，或狡黠，或空洞，或无望，每一张脸似乎都写满了故事。他们远离正常的社会生活，过着独立的、常人不可理解的生活。言语间偶尔泄露一点曾经历过的人世苦难，叫人不胜唏嘘。

如今的社会，很难再有所谓时代的苦难加之于身，更何况是美国这个相对民主的社会，更多的苦难是来自个人或者家庭。

每每提笔想写一写那些故事，却都觉得心中空泛，无从下手。或许作为一个顺着普通人的人生轨迹成长起来的人，很难靠着短暂的接触和一时的感触去触摸真正人性的苦难。

读过那么多的书，能把苦难写得抽丝剥茧、深入骨髓的，萧红大约算得是其中的翘楚。

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每看一遍都要掩卷叹息。憋压在胸口的苦楚无从释放，有一种想哭哭不出来的悲凉。

茅盾给《呼兰河传》写序，几千字的文章里，满满当当都是“寂寞”。她生来寂寞，成长寂寞，爱得寂寞，走得寂寞。

她的文章也在历史中寂寞了很久，近年才重新走到人们眼前。然而世俗的目光却越过那些力透纸背的才华，更多地落在了她的感情纠葛上。

无论是不无嘲讽的指摘，或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她更多地被塑造成一个在爱情里拎不清的女子，在男人之间辗转流离却始终居无定所，几度被遗弃。

然而，一个人的人生往往不能离开所在的时代独活，所谓的行为分析，离开了特有的历史背景，都是毫无意义的。

如今的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和可供选择的道路，但从前女子们跳出的舞步，不论是优雅华丽或是踏错节拍、踩脚跌地，我们都没有权利去嘲笑。所谓能独立自强、全然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成全。

抛开傲慢和偏见，在那些令人喟然长叹的故事里，有所悟，有所得，才是使自我成长的正确态度。

萧红曾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她的天空是什么样的？

从一出生时，她的天空就不算广袤高远。1911年，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富裕的地主家，本名张廼莹。父亲张廷举毕业于黑龙江省立师范学校，母亲也是饱读诗书、受过传统教育的女子。

虽然后来被推举为“开明绅士”，张廷举并没有将开明带给女儿，反而将父爱从她的生命里尽数剔除，给予她的只剩轻视、反感，动辄拳脚相加。而母亲对这个长女的爱，也稀薄有限。

萧红童年里唯一的温暖是来自祖父的，所以在灰色的《呼兰河传》中，能叫人喘息的那一点亮色，就是她和祖父的一切。

写作时，她正身染重病，在香港伶仃无依，不出两年便死去。她在病痛里细数着童年，祖父的一切，记得那样清楚。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一过了八十岁，祖父就死了。”

然而那份温暖，也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点燃的在冬夜北风里摇曳欲熄的柴火，短暂后是无望的寒冷。

在她的散文《祖父死了的时候》中写着：“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的。”“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所以，她才会对鲁迅如兄如父般的关爱，有着近乎孩子般的依赖。

不得不说，在家庭生活中，父亲对下一代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陆小曼的骄纵，是父母娇惯溺爱的倒影；冰心、林徽因都是父亲宠爱下长大的女儿，因此她们后来的人生之路都较为健康，在感情问题上也都理智而清醒，能远离剑走偏锋的情感。

而同为冷眼看世情的张爱玲，她性格中的孤冷，也同父爱缺席有着莫大的关系。

萧红的一生便从缺爱开始。

一个幸福的童年，父母的深情呵护，哪怕只是短暂的，也足以照亮一个人的一生。在人生的狂风骤雨里，心底有一处源生的温暖，是可以支撑着走下去的希望，也是方向。

贫瘠的亲情，在萧红成长的岁月里，将那颗心碾压成多疑、敏感、不安。她对于人世间的温情和爱意，有着超乎寻常人的渴望和依恋。正如一个经历过饥荒的人，对食物有着近乎病态的贪求。

1938年，丁玲在临汾见到了萧红，她眼中的萧红“说话是自然而真率的”，丁玲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

萧红的潜意识里，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她的母性迟迟不能成长，所以她会两度抛弃亲生骨肉。她会在辫子上扎着绫子，走路蹦蹦跳跳。她不愿意长大，因为童年里有毕生唯一的温暖。好像只要不长大，那些温暖就还在。

她不是张爱玲式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漠视旁观，而是带着一颗纯真的心，冷眼走在人间路上。你会看到她文章背后浩**壮阔的悲悯，看透人世的不堪后仍然倔强保留对世间的热爱。

无论二十三岁写成的《生死场》中的月英、金枝，还是三十岁完成的《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那些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自我意识的女子，连反抗都没有。

娓娓道来中已经将旧社会对女性的**写到极致。于细微之处的写实，于不动声色里的讽刺，于喃喃细语中的控诉。

没有人能像她一样，以一女子的孱弱，能直面人性苦难。在白描中剖析那些被扭曲的不能觉醒的愚昧人性，却仍带着一份同情的怜悯。

她笔下的女子，都和她一样，在低矮的天空下谋生。当更多的人被逼进现实的泥潭而不能喘息的时候，她却努力地抬头，振翅欲飞。

十四岁时，父亲做主将她许配给门当户对的“好人家”。小学毕业，父亲便不允许她继续上学。责骂、殴打都没能阻止她求学的心，她顶嘴、反抗，挑战他的威严，终于换回父亲的让步。

初中毕业，她随着表哥陆振舜逃婚而去，为的不是爱情，而是为了继续到北京上学。她们以甥舅相称，同住一个四合院里。

她并不是反对父亲定下的这门婚事，实际上她同汪恩甲往来频繁，感情不错。

可世事人言，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于是她逃婚私奔。她的出逃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黑龙江省教育厅以教子无方解除张廷举教育厅秘书一职，张家子女受不了呼兰的舆论压力，纷纷转学离开家乡。

他们最终没能抵抗住来自家庭的重压，而她在同学中也寻不到能帮助自己的力量。萧红只好回到了家乡答应结婚，却被汪家退婚。

萧红将汪恩甲的哥哥告上法庭，诉其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兄长在教育界的名声，只好在法庭上做证是自己要求解除婚约的，官司遂以萧红败诉告终。

她被囚禁起来，七个月后再一次逃走，在哈尔滨四处流浪。

父亲一怒之下，将她开除族籍。

萧红再一次遇到了汪恩甲，两人重新和好，并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不久便身怀有孕。九一八事变后，汪恩甲的父亲汪廷兰被日本人杀害，他为筹钱和打探父亲消息，一去无踪，从此再没消息。

此时，两人已然欠下旅馆几百块钱的外债，身怀六甲的萧红面临被卖的危机，她于是写信向《国际协报》求救。

1932年7月12日的黄昏，萧军带着报纸编辑的安抚信件和几本书，走进了那个昏暗的房间。从最初的无意久留，到后来的促膝长谈，不过半天的时间，她以满腹诗情才气，成功地让萧军爱上了自己。

一场洪水成全了他们的倾城之恋，萧军趁乱将她解救了出来。

他将她带向了文坛，他们一起写作。虽然相爱，但爱的方法却不同，让相处变得步履维艰。在传统大男子主义的萧军“爱就爱，不爱就丢开”的爱情哲学面前，五年后，曾经相濡以沫的两个人终于走向了感情的末路，她最终离开了他。

萧红说：“我就向这温暖和蔼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她爱得用力，别人给予一点温暖，她就以全力回报，直到跌得头破血流才会转身。

魏微曾说过，萧红是一个活在希望之中的人：“人家对她一点点好，她就记着了，早已泯灭的对生活的希望又起来了。”

不谙世事的她，在下一场爱情里努力修正上一场爱情中的错误。虽然在旁人眼中，她是一错再错，任性轻率。

当陆振舜和汪恩甲的懦弱叫她吃尽苦头，那么她就寻找一个刚强的；当刚强的萧军背面流露了暴力和滥情，她便去和性格温和的端木蕻良在一起；当端木蕻良被战火隔断而别的时候，她便对能于病榻前悉心照顾她的骆宾基全心相托。

她的爱情落拓吗？萧军一生都在赞叹着她的文学才华；端木蕻良是抵挡住家庭的压力坚持要和她举行婚礼，给她一个名分、一个婚礼的人，他直到萧红去世十八年后才再娶她人；骆宾基陪伴了她人生的最后四十四天。

她若真如此不堪，怎么会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爱上这个怀着别人骨肉的女人？

乱世如斯，人性在战火纷飞、疾病、离乱里呈现更深的复杂性，没有什么能一概而论的。那些往事在众口相传里显得越发不可捉摸，如同歌里所唱：“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我们看萧红的文字，没有后天打磨的匠气，没有刻意的斧凿痕迹，我们会为她浑然天成的文采所折服。看似平平常常的文字、漫不经心的言语，却又有一种能撼动人心的力量。怪不得鲁迅会特别看中她，说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然而只有她自己知道，这种看似天赋背后的努力。萧红曾对聂绀弩说：“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

因为习惯了默默地付出，连用功这种事情，也都是默默地进行着。哪怕是颠沛流离里，哪怕是饥肠辘辘之中，哪怕贫困和疾病如巨蟒缠身，都不曾阻止她写作。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要经历过多少的悲伤苦楚，才能将苦难写得这样丝丝入扣、透纸生凉？

李商隐的诗写道：“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

杜甫也说过“文章憎命达”。

大约太幸福的人写不出触抵人心的文字来。因为幸福把心怀充盈得太满，腾挪不出空间去悲怀。幸福也许简单得是一个轻呼、一个欢笑就足够表达；但悲伤却需要春花秋月、草木花鸟、天地万物的陪葬。所以才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才有“苦恨秋江风与月，偏管断，这些愁”。

再低矮的天空，也要努力飞过。她自有她的性格缺陷，谁又能没有呢？时代的局限，更非人力能抵抗。但却不能不看到，她在努力地飞翔，她从没向现实低头。

她向往着爱和自由，“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那样无忧无虑的简单的自由，用尽一生去追寻。虽然她没有得到，但她在那低矮的天空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十年文学生涯，在兵荒马乱、自顾不暇的乱世，在近乎绝望的生活环境里，在她短短的被贫困、痛苦、疾病绑缚的一生中，留下了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她从未停止过对文学的追求和努力。

“莫笑我是多情种，莫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也无须在一个女子所谓的爱情婚姻的成功与否里来论断她的价值。她虽然最终从天空坠落了，可天空中已经留下了她飞过的痕迹。

你说她的人生是失败的，我不能同意。但凡努力过的女子，她是自己的英雄，她的灵魂也将永世美丽。

平凡甚至贫困的出身、天生平庸的长相、不够美满的原生家庭、不够富足的生存环境……这些都足以将你的天空变得逼仄低垂。

然而，再低的天空，总也高过脚下的大地，也高过低洼的沟壑。

如果你不努力振翅，永远都看不见远处的大海、连绵的山脉、不一样的风景，永远都不知道飞翔是一种怎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