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不分贵贱，校门向每一个年轻人敞开。”

“校长不是官僚，校长室向每一个学生开放。”

1915年，大哲学家冯友兰 20岁，是从河南来到北大求学的学生。1918年，冯友兰要办一件事，需要北大校办开证明。

时间特别紧急，照正常手续办下来，肯定是来不及了。于是他放开了胆量，直接去见蔡校长。他进了校长的院子，院子一片寂静。校长室门虚掩着，没有一个保卫人员，没有服务人员，也没有秘书，只有校长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办公。

冯友兰进去说明来意，蔡先生就和蔼地说了句：“这是好事，当然要批证明书。”然后写了一个字条给他，让他拿到文学科去办。

冯友兰回忆：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没有校长架子，穿着长衫，贵为校长，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肃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

办公室的门永远向学生敞开，全天下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个人了吧。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前，北大就有招收旁听生的制度，需要旁听生支付一学期两元的旁听费。蔡先生一来，旁听制度就更加开放了。他说：“每个人都有求知的权利，大学应该是对外开放的。”

蔡校长来了，北大不单有正式生、旁听生，还有偷听生。这些旁听生里有大作家丁玲、大作家茅盾、大作家沈从文、大作家瞿秋白，靠着旁听，许多学生成为了一代大家。

有个注册的旁听生叫曹靖华，他旁听俄语，后来成为著名的翻译家。每次说起蔡先生，都深情地说：“没有蔡先生，就没有我的翻译之路。我是蔡先生的学生。”可以说，那时候全天下的读书人，都是蔡元培的学生。

马叙伦教授说：“蔡先生在时的北大，校园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听；二是图书馆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看；三是食堂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吃；四是浴室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洗；五是体育场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玩。”

还有一次，一个叫王昆仑的北大学生问蔡校长：“我姐姐想读北大，北大招不招女学生？”

女孩上大学，这在当时的社会可是离经叛道的事，甚至还会影响一个学校的声誉。而蔡元培却微笑着反问了一句：“她敢不敢来？只要她敢来，我就敢收。”

就这样，王昆仑的姐姐王兰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女大学生。

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有魄力的校长，全天下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个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