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散文翻译底困难。文学是很难翻译的。这还是从小说、戏剧、论文方面着想。味是不容易传达的,有时简直就不能传达。懂两国语言文字的人用不着翻译。用得着翻译的人应该是不懂原文的人。不懂原文的人,对于用原文的人底生活习惯环境……等等,或者是没有认识,或者是没有经验,所以得不到引用原文的人对于该原文所有的意味。他们只能在译文中去求此意味,然而在译文中与原文意义相同的句子,不必有原文中所有的味道。重意的作品问题小,重味的作品问题大。有的时候,问题大到毫无翻译底用处。红楼梦似乎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作品,然而有好些地方似乎是没有法子翻译的。我们不必从两国文字着想,我们从不同时代的中国人着想,我们也可以看出这困难,有好些地方是现在的青年人所不能体会的。这些地方要翻译起来,其麻烦可以想见。
2.诗差不多不能翻译。诗差不多是不能翻译的。诗之所重,即不完全在味,也一大部分在味。即有时我们注重意,我们也似乎是想因意得味。我们可以引用王静安先生底名词说,诗所要传达的是意境。所谓意境似乎不是意念上的意义,而是境界上的意味。这意境更是不能独立于历史、风俗、习惯、环境、山河、城市……等等。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意识,体会,意境是得不到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诗中的意境大都是“特殊”的。我不大愿意用这两字,可是,我想不到别的字。这本书里的特殊两字总牵扯到具体,或者说总牵扯到普通所谓东西或事体,而在本条特殊两字没有这意思。诗底意境当然可以用普遍的字眼去形容,但是念诗的人所得到的意味,并不寄托在这普遍的情形上面,而实在是寄托在诗对于他所引起的,他自己经验中所供给的,类似特殊的意像上面。即以“千山鸟飞绝”那首诗而论,每一字都有普遍的意义,如果我们根据普遍的意义去“思议”,对于这首诗所能有的意味就会跟着鸟而飞绝了。诗既有此特殊的意境,它底意味大都是不容易以言传的。用本国文去传达本国诗底意境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何况用别种文字去表示它。大致说来,译诗总牵扯到重复的创作。
3.哲学文字有容易译的有不容易译的。哲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差不多完全是理性的,另一部分不完全是理性的。前者靠分析靠批评,后者靠综合靠创作。前者近乎科学,后者近乎宗教。大多数不学哲学的人所注重的是后者,从前的中国人所注重的似乎也是后者。现在学哲学的人有注重前者而不注重后者,也有注重后者而不注重前者,也有二者都注重的。就翻译说,前者是容易翻译的,后者是不容易翻译的。知识论是比较容易翻译的,玄学或形上学是比较不容易翻译的。中国哲学底纯理成分少,所以也不容易翻译。中国人底“道”字恰巧有希腊文中的logos,在别的文字如英文似乎就没有相当的字,其它如天、性、命、体、用、诚、仁、义、礼,都是意味深长而意义在别的文字中得不到相当的字眼去表示的。在这种情形下,翻译即令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之困难的。
4.即令能译,原动力也许仍得不到。这种困难不必是意义不清楚的困难。有的时候,因为字句底意义底多歧而有意味底丰富,如果翻译出来的字句底意义不是多歧的,而是限于某一方面的意义,原来字句底意味当然会有损失。有的时候,因为字句底意义虽可以翻译,然而翻译底字句没有原来字句底意味。假如我们能够把(3)条所举的中国字底意义,先用中文明白地表示出来,能够把它们彼此之间的意念上的关联,精细明白地组织成一意念上的结构,然后在另一文字,例如英文,创造相当的新字以表示此整个的结构,也许我们在意念上把原来的字句完全翻译出来了。在此情形下,原来的字句所表示的意念,就纯思说,或纯理说,已经是翻译成功了,然而就意味说,或就情感说,原来字句所能引起的情感译文中一点都没有。哲学字句底情感上的寄托有时是原动力,这种情感上的寄托翻译不出来,这种原动力也得不到。即令我们能从译文中懂得原文中的意义,我们也不见得能够受感动。圣经里有这么三句话:“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对于这三句话,现在的中国人底感想如何,我们不敢说,我们可以想到从前的中国人底感想。从前的读书人对于头一句话,会把中国人原有的情感寄托到它身上去,会想到天人合一的意味或味道体真的境界;可是对于第二句与第三句,难免经验到一种格格不相入的情形。这就是说,他大概得不到基督教徒底情感,而基督教徒底情感,也许是比较地寄托在第二句与第三句上面。从前的中国人得不到基督教徒底情感,也就得不到这情感上的推动力。从引起情感上的意味着想,头一句底翻译比较成功,第二句和第三句底翻译都失败了。然而从另一方面着想,头一句底翻译也是失败,因为所引起的意味不是所要传达的意味。请注意这三句话底意念上的意义问题并不十分困难。意念上不十分困难的翻译尚有这样的问题,意念上有困难的翻译,其问题更多了。
5.哲学文字底另一种困难。以上是就意义虽能由翻译传达而意味不能由翻译传达这一方面着想。这也许还不是普通的情形,也许普通的情形是意念上的意义也难于翻译。哲学有一种情形不是普通所谓科学所常有的。科学不常引用日常生活所引用的字,即不得已而引用,它也用种种方式表示意义底不同。哲学似乎常用日常生活所常引用的字,却不给它们以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意义,而又引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以表示意思,其结果是我们很容易把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及意义渗入非常的意义。这种情形不但无分于东西而且差不多无分于古今。差不多到最近的多少年内,哲学上的表示方式才有点技术化。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但翻译困难而且就是在所谓本国文字也有困难。在(3)条所举的中国字中似乎就有这里所谈的问题,“性命天道”一方面有哲学上的意义,一方面又有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中国哲学对于中国人本来就有不容易懂的问题(英国哲学对于英国人也有同样的问题……)。在本国文字有这样的问题,翻译底问题更大。专就意念上的意义说,也许有思想因翻译而清楚的,但是,即令有这样的情形,它也少到可以不必顾虑的程度上去了。本段所讨论的问题引起思想与语言底问题,这我们在下节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