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文明的精髓就在于希腊公民享有的自由，这种自由涵盖了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完整的自由体系，而不像其他城邦那样，连自由都被限制在某个框架内。

古希腊文明并非纯粹的原始文明。和其他文明一样，它在岁月的积淀中，不断借鉴吸收了先前更古老的文明。但无论面对什么文明，希腊人都能够使之为己所用，借助外来的基础打造希腊独有的智慧创意。他们喜欢以商人、旅行者或漂泊者的身份去国外周游，每到一处都不忘记带上怀疑的精神、理性的思辨、好学的习惯以及批判的眼光。

思想家康德说：“个人是自由的，他只服从于法律而不服从于个人。”热爱法律，尊重并服从法律，是自由的核心内容。雅典法律是全体雅典公民的意志体现，因此是无私而公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且不失尊严。

自由表达思想是雅典公民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不是别人的奴仆，他们只服从法律，而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雅典公民拥有言论、批评和讨论的自由。作为被讨论的对象，雅典的政治是完全公开透明的，不会对雅典公民有任何隐瞒。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对现行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是被民众推选出的执政官也没有滥用权力的空间。

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古希腊人认为，允许公民自由地思考和发表言论，比靠法律强制来维护自由更重要。雅典人可以自由地思考哲学、政治和现实生活。阅读古希腊著作时，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希腊学者都不会在自己的著作中为权威注释，在讲述某种学说时，也只是用前人的论述进行介绍。他们没有盲从学者的习惯，都善于独立思考。在希腊各学派中，只有伊壁鸠鲁学派有点树立权威的想法，但也仅此而已。他们尊重自己的独立，也尊重他人的独立。

在公民大会期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演讲者，他们可以对政策发表任何议论，为自己拉选票或表示支持某人。在雅典的街头和剧院还有各种戏剧表演。戏剧家阿里斯托芬以其政治剧而闻名，雅典的名人、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将领都曾成为阿里斯托芬嘲讽的对象。但从没有人因为进行讽刺表演而获罪。

伯里克利曾这样赞美雅典的自由：“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难看的脸色，以伤害他的情感，尽管这种脸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而宽容的。”

同一时期，其他城邦都陷入党派斗争的旋涡中，经济文化萎靡不振；而在雅典，人们的财富与民主思想日益茁壮，智慧与教化受到希腊人民的关注和追求。

荷马时代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贵族式的文化，而在黄金时代，经济与政治的繁荣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情感意识。《荷马史诗》成为公民教育的普及读物；传统的神话传说也被剧作家们一一改编，变成世俗化的隐喻故事，涵盖伦理道德等复杂纠葛的内容。几个世纪以前的宫廷宴会、贵族节庆，也变为全民的自由娱乐。

雅典的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里没有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金字塔，也没有体现统治者威严的巨型雕像。从建筑的韵律、雕塑的线条，到陶器的花纹，都呈现出和谐静谧的美感，让人心旷神怡。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愿意和群众的欣赏口味息息相通。希腊人从来没有忘记过心身的放松，他们的生活优雅而欢乐。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一部分奋勇抵抗斯巴达人的雅典战士在战场上牺牲了。在这些殉国将士的葬礼上，伯里克利发表了著名演说。他慷慨悼念将士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更对雅典黄金时代的文明成就做出一番自豪的陈述。他说：“我可以断言，我们雅典是希腊的学校，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素质，都有资格走向沸腾生活的各个方面，又同时具备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的气质。正因为这些优良品质，我们的城邦才得以拥有今天的实力。”

有人对雅典黄金时代的民主政治提出质疑，因为其受益者其实只占雅典人口的少数，多为富裕有闲的公民。而他们的妻子一生都守在家中纺织劳作，连一场戏剧都不能观看；定居雅典的外邦人也受到歧视；终日劳作的广大奴隶所面临的糟糕待遇更是不必说了。但纵观人类历史，直到现代，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雅典民主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的包容性，它把最高权力直接交到了每个公民手里。

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轮流执政、抽签选举的民主容易造成党派倾轧、滥用权力、冲动决策等弊病。任何一个政体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正是这种民主把雅典推上了历史的巅峰。至少，这样一个混乱不宁的政府可以提供一种学习的视角。议会中的投票者，可以聆听全雅典最精明的人发表演说，耳濡目染，法院陪审员就具备了敏锐的思维，公务员在责任的磨炼下也更具判断力和执行力。历史是能够原谅雅典民主政治的一切过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