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云：“自古害人，莫甚于谗。”父听之则视孝子为逆，君听之则视忠臣为贼，兄弟听之则反目，夫妻听之则离散，足见其杀人于无形的威力，其实进谗言说穿了正是借刀杀人的招数。

那么究竟何为谗言？其为何有如此大的威力呢？谗言就是诬蔑与不实之语，由于他人在各方面的能力远胜于自己，一时又无法打败对手，遂起了嫉妒之心，进而制造是非和谗言。

谗言之所以害人，在于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捕风捉影。但是，人的一生总是无法摆脱小人的嫉妒与谗言。

孟子也不例外。南怀瑾先生分析孟子住在齐国的后期，他的周围已经有很多人在向齐宣王进言，欲除之而后快，因此齐宣王逐渐对他有些不耐烦了。先生在无奈于齐宣王听信谗言的同时，也非常同情孟子的处境，他认为，一个领导不能随便听信人言，无论是人才还是非人才，好人还是坏人，甚至全国人都说其人可杀或可用，也不能受到群众情绪的影响，必须有自己的原则和主张。

小人进谗言，或者一个人想报复另一个人的最佳机会，往往都是在探测或者听到领导对某个人的言行感到有点困惑，或者有点看法的时候，再顺水推舟向领导说这个人的坏话，甚至编造事实蒙骗领导，无中生有，从而实现诬陷、排挤这个人的目的。

古往今来，小人的谗言总是让人防不胜防，即使再英明的领导者也容易陷入谗言的陷阱中而错弃贤才，更不用提那些昏庸之辈了。

隋炀帝时，臭名昭著的大臣裴蕴是靠“谄媚”之功赢得隋炀帝信任的。裴蕴深得“谄媚”之要领，他首先下功夫观察出隋炀帝不爱听相反意见、喜欢听好话的性格。于是，他便时时处处表现出顺从听话的样子。他任御史大夫时，隋炀帝想给谁加罪，他就曲法顺情，构成其罪；隋炀帝欲宽宥谁，他便重罪轻判，甚至将之释放。就这样，裴蕴越来越受到隋炀帝的宠爱，官也越做越大，隋炀帝也对他言听计从。

一次，司隶大夫薛道衡因违背隋炀帝之意遭到谴责，裴蕴便“落井下石”，在隋炀帝面前数落薛道衡的种种不是，结果隋炀帝就在盛怒之下杀掉了这位忠诚的司隶大夫。裴蕴的恶劣行为使人民日益厌隋，从而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有许多人像隋炀帝这样，因听信谗言，使得忠贞之士遭到迫害，国家蒙受损失。吴王阖闾之于伍子胥、楚王之于屈原、秦王之于韩非、宋高宗之于岳飞，真是信手拈来，不胜枚举。

《菜根谭》中说：“谗夫毁士，如寸云蔽日，不久自明；媚子阿人，似隙风侵肌，不觉其损。”其大意是：小人用谗言毁谤或诬陷他人，就像一点点浮云暂时遮住了太阳，只要风吹云散太阳自然重现光明；小人用甜言蜜语阿谀奉承他人，就像由门缝吹来的邪风侵害肌肤一样，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伤害。其实，真正向领导进谗言的人，是将谗言和媚语结合在一起的，从而使其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一个新领导到单位就职后，总有一些人会先行到新领导面前汇报工作，同时极尽亲近之能事，以表示亲热和忠诚，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去诋毁平时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特别是在新领导面前搬弄原领导的是非。这是将谗言和媚语结合的典范！

谗言的破坏力如此之大，应力戒。那么如何破除呢？作为领导者，首先，要善于识破进谗言之人的拙劣伎俩。宋人林逋就在《省心录》中提出了“谗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的识别方法。这里的“谗言巧”中的“巧”，是花言巧语之巧，投机取巧之巧，巧舌如簧之巧。这种“巧”里有阴谋，有假话，有破绽，只要仔细辨析，并不难将其看穿。

其次，要不信不理不辩。看破进谗言者的伎俩后，作为领导者，能当即批评或善言规劝固然好，不便当即道破的，要做到心中有数，应该不相信、不理睬，冷眼以对，不可轻易为谗言蒙蔽。明朝冯梦龙先生曾提醒我们：“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对所有谗佞之言，一定要冷静分析，万万不可轻信之，更不可乱下结论，以免做出错误判断，从而冤枉好人。

最后，要及时看破和揭穿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诗人艾青说：“猫向你献媚，它瞅着你碗里的鱼。”真是一针见血！常言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凡是在领导面前无端诽谤他人、挑拨离间者，大都有抬高自己或谋求个人私利的企图。如果这个企图已经**裸，就要及时指出并严厉批评；面对目的不明朗的谗言，则要耐心等待，不可操之过急。总之，不要让进谗献媚之人横行霸道，从而使得自己陷入远贤臣、近小人的危险境地。

语言是人与人交往的首要工具，英明的领导者要善听、善辨、善纳、善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可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