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曾引用过孔子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即第一个制作陶泥人用来陪葬的人，不会有后代吧！这就是一种行为心理学。因为他虽然没有用活人去陪葬，但所做的陪葬陶泥人和活人一样，在心理上，还是存在以活人陪葬的想法。南怀瑾先生用一个例子来论证这种行为心理学的观点，他说：“许多标榜素食的人，跑到素食馆里，大吃素鸡素鸭。虽然吃到的仍旧是豆腐、豆皮、豆干等，但如果心理上存了吃鸡吃鸭的念头，就和吃荤没有两样。”与前面的“始作俑者”相同，都是意在说明行为是心理的一面镜子。

因为人的心理是行为的依据，通过行为可以很容易捕捉到一个人的心灵品质。

《世说新语》的《德行》篇中载有“管宁割席”的故事。管宁、华歆年轻的时候曾一起到外地访师求学，二人关系很好。有一次，管宁和华歆一起在园中锄菜，发现地上有一块金子。对此，管宁无动于衷，依然挥锄不止，就当锄去瓦砾一样；华歆则捡起金子扔到一边。还有一次，他们同坐在一张席上读书，恰好一位达官贵人乘坐华丽的官车从门外经过，前呼后拥，好不热闹，管宁就像没听见一样，仍旧读书，而华歆却跑出去看了一会儿才回来。等华歆回来后，管宁就把坐席割断，并对华歆说：“你不是我的朋友了！”

管宁割席，只因二人的追求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后世人认为管宁是不为荣华所动的君子，而华歆是向往富贵的人，其人品高下自现。

正是行为如镜可观心。只有德馨才能身正，向来具有金玉人品、正直人格的人才是最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也是为人们所传颂、赞扬的人。

清朝光绪年间，孙中山刚刚从日本留学归国。有一次，在路过武昌总督府时，他想见一见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是就让守门人传一张便条进去。张之洞打开这张便条，只见上面写着：“学者孙中山求见张之洞兄。”张之洞没听过这个人，好奇其有如此大的口气，于是问道：“他是什么人？”

守门人说：“一个书生。”

张之洞非常不高兴，提笔在便条上写道：“持三字帖，见一品官，白衣尚敢称兄弟？”

守门人出来，将便条递给孙中山，孙中山看过之后，从容地在上面写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也可傲王侯。”

守门人又将便条传了进去，张之洞看过之后，连忙说：“请！”

孙中山以一介“布衣”笑傲王侯，可见其充盈天地的浩然正气和不惧怕权贵的精神。同时，当时身在高位的湖广总督能折服于孙中山的气势，也可看出他的器量及识才爱才之心。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孙中山运气好，恰遇君子，否则遇一昏官，早给他吃闭门羹了。

为人处世，需要一颗方正的心。但是有方无圆，则性情太刚，太刚则易折，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人，他们愤世嫉俗，牢骚满腹，自命不凡，却又处处碰壁，遇挫折不会变通，很容易歇斯底里，自暴自弃，并把自己推向极端。有圆无方，则谓之太柔，太柔之人缺筋骨，乏魄力，少大志，在生活中难以有大作为。所以方圆相生才是为人处世之本。

“方”乃做人之根本，“圆”乃立世之道。纵观人的一生，无非是做人与做事两个方面。为什么铜钱是内方外圆？这就是中国辩证哲学的集中体现，做事要方，做人要圆。凡事都在圆中预，方中立，这是古人谋事的原则，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世间事物都在方圆之中，而方圆是历史和哲学的辩证。

在《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魏文侯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文侯问文武百官：“你们说我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呢？”百官多是趋炎附势之徒，纷纷说道：“大王是一代明君。”正当魏文侯飘飘然时，问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却说：“大王是昏君。”魏文侯如被泼了一盆冷水，问：“何以见得？”任座说：“大王取得了城池，没有按顺序分给您的弟弟，而是分给了您的儿子，可见您是昏君。”魏文侯恼羞成怒，命令手下把任座赶了出去，听候发落。接着问下一个臣子，这位大臣说：“大王是明君。”魏文侯心中暗喜，忙问：“何以见得？”这位大臣说：“臣曾听说明君手下多出直臣。现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这样的直臣，可见大王是明君！”魏文侯听罢，觉得有理，急忙命人把任座重新请了进来。

上文中第一种人一心曲意逢迎，为人圆滑却失其德，失其筋骨；而任座过于刚正，险些因之获罪；最后一位大臣，柔中带刚，既使魏文侯喜悦，又救了人，是最上乘的处世之道，即内方外圆之道。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圆是处世之道，是妥妥当当处世的锦囊妙计。只有内方，具有正直的品格，为人处世才能无愧于天地，但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过于刚直则易折，因此凡事要学会变通，要讲究圆融，即外圆。外圆是以万变来处理内方这一不变。懂得这一道理，行走于人世间就会游刃有余了。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凡事要掌握分寸，把握好度，正确运用处世的方法谋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让人生之路通达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