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写过一篇《观后感》。当时他说：“不发表，是给你看的。”我谨遵师命。但后来我觉得，这么有分量的文字，应该让它留传于世。

任先生还有一篇《西南联大课余学术报告会》，发表在一个内部刊物上。他也曾专程影印与我，一并收录于下：

《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

任继愈

看过这一套光盘，印象很深刻。它记载的这段历史，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的前因后果，我是见证人。当年亲历者多已逝世，少数健在者也都进入耄耋之年，而且住地分散，有的行动不便。张曼菱以她锲而不舍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使这一工程得以完成，令人感动。她是靠着西南联大的精神制作这部作品的。

西南联大与我国抗日战争相始终。这所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创建，在日寇飞机轰炸的间隙中上课，以极简陋的仪器设备从事研究工作，不但办下来，而且办得有声有色。这个大学在短短八九年中为中国革命锻炼了大批革命骨干，为新中国的建设造就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的成就，在国内外各学科前沿开拓了新领域，在国际上也处在世界前沿地位。联大师生们的成绩是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完成的。

这五集记录光盘，没有堆砌的辞藻，没有大话空话，而是以真实取胜。半个世纪前的生活画面重现在人们的眼前时，依然那么活泼有力，激动人心。西南联大群体的成员都是一些普通人，干的是一些平凡的事，在这些人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品格。他们不等待有了条件才工作，而是创造条件来开展事业。艰难的八九年间，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一个高等学校承担的任务，以昆明当时的条件，做出那样的成绩来，并有所发明创造，称为举世无双并不过分。生活中的一鳞半爪，连缀起来，集腋成裘，蔚为大观。当年师生的言行片断构成一串耀眼明珠。

这部纪录片，没有中心人物，不借助宏大外景，只是聚集了当年师生艰苦日常生活的某些片断，使人看了目眩神摇、惊心动魄，有时义愤填膺。它的效果已经说明这套纪录片的成功。

办学的目的是培养建国人才。建设国家，首先要爱这个国家，必须是关心民族命运的爱国者。联大师生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有左的，也有右的，中间群众也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政治立场虽有分歧，共同的信念是爱国、保卫国家，抵抗外来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这种情况与当时抗战时期的总形势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一致的。国民党军队台儿庄大捷，联大师生奔走相告，欢呼庆祝。

第一流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西南联大不但做到了，而且这两方面都处于各个学术领域的前沿。当时选送出国的留学生，到了国外也是尖子。这说明西南联大早已与国外一流大学接轨。

西南联大理工科的成就，早已引起广泛的注意，很多人耳熟能详。像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开发群体，联大人占了相当比例，“原子弹之父”也出在联大。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当年青年数学明星陈省身、许宝 、华罗庚，物理学方面的周培源、吴大猷、赵中尧，化学方面的曾昭抡、杨石光等等，已为人所共知，不必一一列举。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西南联大教师们的成就在全国也是领先的。这一点似乎人们注意的不多，现在补充说一说。比如闻一多研究《诗经》、《楚辞》，功力深厚，他利用西南地区民族民俗的活化石，使他的学术造诣开了新生面。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利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条件，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新领域，为我国培养了新一代的民族语言研究人才，如马学良、傅懋绩等人都成为国际知名的专家。新中国成立了民族语言研究所，基本队伍是这一时期培养成长起来的。后来为少数民族创制新文字，这批专家成了主力军。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洪谦是介绍维也纳学派的第一人。贺麟系统组织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为新中国造就了西方哲学翻译人才，商务印书馆的西洋哲学名著系列丛书主要是这一批力量完成的，系统介绍黑格尔哲学，贺麟有开山功劳。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他在联大的讲稿，他的哲学著作《论道》是他跑警报时在山坡上构思完成的代表作。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还没有一部著作可以取代它的权威地位。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这部中国通史成为各大学首先选用的教材。历史系雷海宗讲授中国通史，结合他丰富的世界史知识，把中国古代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范围内来观察。他上课只带几支粉笔，不带讲义书本，能将历史事件、年代讲授得准确无误。陈寅恪带了一包袱书，从不翻看，娓娓讲来，令人忘倦。西南联大不采用当时教育部规定的《党义》教材，以《伦理学》取代国民党的“党义”课，全国只有西南联大一家。化工系的教授陈国符是造纸专家，他在西南联大百家争鸣的气氛中研读《道藏》，他公开讲演过《道藏源流考》，后来成了道教研究专家，他的造纸专长反倒被掩盖了。百家争鸣的学风西南联大盛行。罗庸讲“唐诗”，第二年闻一多也开“唐

诗”。闻一多讲《楚辞》，第二年罗庸也开《楚辞》。两人的风格、内容各异，同学受益很多。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只有三五个学生来听讲，闻一多也坐在学生中听讲。郑昕开“康德哲学”课，数学系教授程毓淮也来听课。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多来听课，本科生不多，遂有“教授的教授”的称号。联大工学院的学生有的走好几里路到校本部听文科的课。学生中跨系听课现象蔚成风气。一年级国文课，全校共同必修。共十来个班，讲课的教师中有李广田、沈从文、余冠英等十来位教师，讲授各有特色。这种气氛也只有西南联大才能做到。百家争鸣，学术民主，不但在同辈中盛行，师生之间也不乏这种宽容求是的事例。历史系王玉哲在北大历史系二年级时，对傅斯年研究《齐物论》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见。傅斯年在西南联大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招研究生，王玉哲想报考，又怕傅老师对他有芥蒂，后来报考了，也被录取了，师生相处得好。杨振声指导研究生写论文，学生迟迟写不出，杨约他谈话。原来他的观点与杨先生观点不尽一致，怕导师通不过。杨振声告诉他，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尽可写成论文。师生完全相同，学术怎能发展？学术面前，只重证据，不论资格。当时青年研究生杨志玖看到欧洲一位著名汉学家著文说，“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杨志玖用过硬的原始材料驳斥了这位汉学家。迄今为止，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活动，杨志玖的观点已成为定论。

抗战后半段，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派来志愿空军驻昆明，日寇飞机不大敢来空袭，上课时间比较正常。中缅公路修通后，昆明成了对外交通的通道。联大有时邀请归国过路的名人讲演，我记得的有顾维钧、焦菊隐、徐悲鸿，出国作战、在缅甸密支那城全歼日本侵略军的杜聿明，等等。不同社团组织的歌咏、诗朗诵、话剧等也很活跃。师生们生活艰苦，精神生活却十分活跃丰富。

抗战胜利后，日本投降，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各回原址办学，生活条件、教学条件都有了显著改善。三校分开后，各立门户，日子过得还不错，总感到似乎还缺少点什么。西南联大的形象长期留在人们记忆里，历久弥新。

看《西南联大启示录》感到不足和遗憾的是，这一工程启动迟了几年。陈岱孙、周培源等老一辈先生先后谢世。今天能够提供信息的见证人，都属于西南联大第二代。这个损失已无法弥补。如果再迟几年，这第二代见证人越来越少，即使有像张曼菱同志这样的热心人，怕也难以拍摄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