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省自1895年4月17日，中国甲午海战清朝失败后，被迫割让给日本。至1945年10月25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日本归还中国。（《英国大百科全书》中文版第7期词条：“台湾”）

当时代从“清朝”更迭为“民国”，国人并没有忘记被割让的台湾。出身中国著名世家的陈寅恪将自己的女儿取名“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绝不放弃”的国土情怀。这与闻一多先生“七子之歌”异曲同声。

台湾复归中国，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对于中华民族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意味着雪洗“甲午战争”的耻辱；它标志着推翻封建王朝的中国人民已经爆发出巨大的爱国热情，所以能够承受艰苦卓绝的抗战，从而使世界承认了自己国家的独立性与尊严。

然而由于“国共”内战，人们的注意力被转移，当时对“台湾回归”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与认识。很快地中国就进入了“两岸对峙"的漫长年代，以至内地的人们对台湾收复后的过程一直是隔膜的。

“两岸”成为大陆和台湾的特指：一个特殊的地理和政治分界；而“一个中国”的原则却是双方共同遵守的默契。至2008年，共产党与国民党重建合作，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跨入一个新格局。今日之台湾，对于中国非常重要，它的意义不止是在国防与军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台湾和内地不同的发展模式，表明中华民族在振兴之路上的探索。

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就有毕业生分配赴台，参加政府接收；至1948年国民党撤离大陆，西南联大几位校长和一些著名学者、学子随之登岛。联大学人在岛前后总数约三百人。他们致力于去除“日本化”，投身土地改革、振兴农业、重建教育，对台湾的经济起飞和政治民主化，发生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些在大陆都鲜为人知。

在大陆，西南联大则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了一批高端人才，这在过去那个被国际世界封锁的时代弥足珍贵，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两弹一星”工程的巨大贡献。在日本人狂轰滥炸昆明的二十年后，新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爆炸原子弹的命令书上签字的，就是当年的西南联大学子邓稼先。此外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重大科技成果的突破方面，联大人也起到最骨干的作用。

而在1957年，联大学子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由此成为最先来往于“两岸”的科学家。西南联大学人一直是“两岸”联系纽带的中坚力量。台湾的学人们在历史的波涛中显示出“本是同根生”的民族血脉和不可分割的凝聚力。

邓稼先：“人杰”与机制

邓小平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1999年，大陆对“两弹一星”有功人员举行了隆重授勋，在二十八位功臣中，有八位是联大的教师和学生。他们是：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

“这些人，都是一个人就代表着科学进程中‘一个台阶’的宝贵人才。有时候失去他们中的一位，中国原子弹等重大工程就会迟缓很多日子。”当空气力学专家郭永怀在空中遇难时，邓稼先曾经这样沉痛地说过。这是一批成长于战时大学的学子们，建国后，他们从海外毅然归国，撑起了大陆和平的天空。正是他们这代人为新中国创造的功绩，使人们重新认识到，战时大学在八年战火中坚持“弦诵”的价值。

我见到朱光亚时，他和妻子住在一栋警卫严密的小楼里。他告诉我，为了不给人们增添麻烦，他基本上不出门。虽然也很想回到云南去看一看昔日上学的地方。他们夫妇把听音乐作为消遣。朱光亚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诞生了。我们当时比较要好的少数同学，专门找一个地方庆贺了一番。那个时候我已经萌发了愿望，同时我学业已经结束，学位考试都完了，所以就非常想回来。

朱光亚为我们拿出一些在美国留学时期的照片。其中一张，留学生们在林间围坐野餐，而朱光亚站在中间读一封从大陆寄来的信。

1950年初，我是三四月份回来的。那时感觉到要快点回去。一方面有家庭的关系，那时候我还没有对象呢。我的父亲年老，希望我回来；主要是感觉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当时有一个小的集会，大家的情绪很高。在美国时研究生搞同学会，我也曾经在同学会跟大家一起讨论。不少同学都觉得，应该学完了赶快回去。成立新中国了，应该投身到自己的国家里面，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做一点事，尽我们的一份责任。

我到过王希季的家，他是云南人，被誉为中国的“火箭之父”。中国的第一代火箭和卫星都是他设计的。王希季从联大毕业后，怀着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理想，先后投身军工制造业和电力工业，后来也留学美国。归国后，他最早提出了中国必须争夺“天疆”的理念。

我访问郭永怀的妻子李佩，她也是联大学生。李说，当年留学生们常在她们家开会，商量归国的事情。郭永怀非常坚定。为了能够顺利回国，郭永怀不惜烧掉自己历年的研究资料，他说“最重要的东西都装在脑海里了”。

任之恭教授回顾战时岁月时曾经说：“我常常为没有获得直接的成果而沮丧。然而，由于看到昆明经历了战争的青年科学家的力量和潜能，我觉得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丰富经验和极大满足。”

邓稼先，西南联大学子，抗战胜利时留学美国，后毅然归来，为中国原子弹工程贡献直至牺牲。他的思想、经历和奉献，正是那一代学子的优秀代表。

邓的夫人许鹿希，是北大校友、“五四”前驱许德珩的女儿。许、邓两家是世交。邓稼先归国后，在两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之间，诞生了一个轻松宽裕的小家庭。命运的改变从1958年8

月开始。许鹿希说：

1958年以前，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做副研究员。那时候调动工作，把他调到二机部，二机部是核工业部，做理论部主任。调动那天，钱三强先生跟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要你做这个工作，怎么样？”邓稼先听了这句话，心里就咯噔一下，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大炮仗就是原子弹。他当时就问，我能行吗？钱先生跟他讲了一些道理，他就服从调动。当时家里负担很重。两个孩子很小，两边的父母都有病。邓的父亲是肺病，母亲有哮喘病。

他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家里的事，他不能管了，都靠我了。那时候我三十岁，邓稼先三十四岁，那是1958年。我们的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可是我看他那么坚决，我就说我支持你。

邓稼先的人生之路从此走上了这样的三步棋：抛妻离子，步入险境，死而无憾。

后来我们俩谈了很久，他谈了很多日本人怎么欺负中国人的事。他说什么我听着。之后，他就突然一句话：“我今后的生命就交给今后的工作了，为了干好这件事，就是为了它死了也值得。”他说这句话，我就掉眼泪了。

参加国防项目，有“六不准”。诸如：不准与亲友联系通信，不准告诉他们自己的去向，不准发表学术文章，不准参与学术活动……等于这个人就消失了，不存在了。因为要失去个人的学术活动，有的人就中途不干了。许鹿希对我们说，参加这个国防工程的前后有十多万人，有许多人得了白血病，有人失明。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献身于这样一个荒野上的事业，成败不知。进入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后，还随时可能获罪。邓稼先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去了。家属都不知道他在哪里，通信、联系也要通过组织。杨振宁后来说：“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选择他所走过的道路。”

当邓的母亲病危的时候，他是不知情的。因为事前他已经同意这样的组织约束。许鹿希说：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邓稼先在新疆的罗布泊基地，看判读结果。他们的党委书记就给邓稼先一张飞机票，说你赶快回北京，那时候才告诉他，他母亲病危。在这以前，我怎么样也没办法把他搞回来，他领导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母亲病中已经昏迷很久，难以维持了，就在医院等着。

吉普车准备好了，加满了油，两个司机，轮流开车。从罗布泊，新疆的戈壁滩上，开车到乌鲁木齐的飞机场，飞到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下飞机后，把他直接带到医院，让他看他母亲最后一面。

在他母亲床旁边，放着一张新闻公报，那时候叫“号外”。他父亲、母亲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邓家父母此时的心情，是焦虑与欣慰兼有之。当年，邓稼先在日寇占领下逃离北平，去昆明考西南联大，父亲邓以蛰对他说过：“孩子，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建立中国国防，这是几代人的愿望。杨振宁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崇高奉献精神的儿子。”杨认为，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在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中国的情况太特殊，需要付出的东西太多，已经超出一个科学家所能，只有邓稼先这样无私的朴实的人才能做到。

在邓稼先这一批人的身上，积淀太深了；不仅积累着中国现代最高科技的力量，更寄托着几代人和整个民族不甘凌辱，独立自强的希望，所以他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精神。许鹿希回忆：

过了几天，中科院的副院长严济慈先生到我父亲家。严先生跟我父母都是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很熟的。严先生到我家里，我爸爸就说，搞出原子弹来太好了。他问严先生：是谁有这么大本事把中国原子弹搞出来了？严济慈先生就笑得要命，哈哈大笑，说：“你问我？你去问你女婿去啊。”这句话才真正把这个事给挑明了。这时，我们全家人才知道邓稼先是搞原子弹的。

邓稼先在1985年得癌症，发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1986年去世。许鹿希给我看一张照片，是杨振宁到病房最后看望老友，两人站在一起，年龄较小的邓却显得如此苍老和虚弱。这时邓的嘴角上带有血丝，全身大出血，不久就逝世了。而另外几张，是邓稼先当年在美国时与杨振宁的合影，邓是那么高大帅气，英姿勃勃，明显比杨要年轻。照片中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弟弟在做一种滚球游戏。邓稼先早逝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身体大量地接受辐射，遭到核污染。许鹿希：

邓稼先在1958年8月接受任务的时候，他已经下决心为这个事业不惜一切。我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们受过日本鬼子的侵害。对他生命最大一次的威胁是：我们曾经失败过一次。有一次一颗弹从飞机上掉下来的时候，应该是拿降落伞慢慢落，落到一个高度；可是没有降落伞，它是自由落地，又有风吹，它就跑得很远，完全摔碎了。摔碎的弹片，大概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一个弹片，全摔碎了。当时是“文革”刚刚完，那个降落伞没有造好。等到这个倒数起爆的时候，没有蘑菇云，没有响动。到底这个核弹哪去了？派了很多防化兵去找。可是防化兵不认得那个摔碎的弹片。邓稼先就亲自去找。

每一次爆炸之前，要专家签字。一般都是邓稼先亲自签字。签字就是他对祖国负责。而这一次，邓稼先签好字以后，这个弹没响。许回忆：“基地的领导说，老邓，你不能去，你比我的兵值钱。他说这么恳切的话，让邓稼先不要去。邓稼先当时顾不了这些，立刻上了吉普车就走了。跟邓稼先一起上吉普车的，有二机部的赵副部长。”

吉普车在那个戈壁滩上到处找，大致知道方向。邓稼先一下子看到了摔得很碎的一大片。他就对赵副部长说：“你们停住，你们进去没用。”把别人都隔在外面，他自己去。

他进去，弯着腰，一步一步在地上找。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摔碎的弹片。他当时什么也不顾了，他就用手把那个

东西捧起来。这是有非常强的放射性物质，对人的损害是不得了的。一看，他就知道没有核爆炸，只是摔碎了。他退回来，跟赵副部长说：平安无事。

中国人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邓稼先此状更危于“虎穴”。他是用生命在对抗核辐射。事后查清，是降落伞出的问题，不是邓所负责的方面出的问题。这一次留下来了照片：

就是这张照片，高个子的就是邓稼先，矮个子的就是赵副部长，他们戴着白帽子、白口罩，穿着白衣服、白裤子，站在戈壁滩上。这个是他退出来了。忽然要求拍一张照片，手捧着弹片，以后身体就非常坏了。

邓稼先当时主动提出拍一张照片，他知道这就是他的生死极限。其实现场所有的人也都知道这个分量。这令人想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类殉道的话。这件事情一说出来就引起了我们摄制组强烈的震动。一个核武器研究的总负责人，亲临现场自己去接受致命的核污染。为什么邓稼先这么重要的科学家要亲自去现场遭受这样的核辐射？

邓稼先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不允许人们进行科学的判断和分析。他和自己的科学家团队时常处于被“批斗”和入“学习班”的冲击中，有一次学习班还打死了一名炸药专家。核试验随时会被无理停止。许说：

科学是允许试验、失败、找出原因、再改正、再失败、再找出原因，最后才成功的，没有说那么顺利，一次就成功的，不能说一点弯路不走；走一点弯路就说你是“反革命破坏”，说你是“反动学术权威”。那时候不讲理，利用完全不懂的一些年轻人乱喊，失败就说是破坏。

在住院的最后日子里，邓稼先对自己的事业进行了最后的交代。

当时国际上别的核大国核武器已经到了理论极限，这核武器差不多到了一个极限就不能再做了。这个时候别的核大国就会压中国，不让中国再做。中国必须赶在没有签订“核禁试”之前，也把中国的核武器达到理论极限。他在病**向中央写了一封建议书——在他以后中国核武器应该怎么样发展。

1996年7月29日，在邓稼先逝世十周年那天，中国做了最后一次核实验，第四十五次。挑这一天，就是一种纪念。第二天，1996年7月30号，人民日报大字标题“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申明，中国从今天起，暂停核实验”。中国在联合国合约上签字了。

邓稼先的最后留言是：“我死而无憾。”这句话，令坚强者流下更加坚强的眼泪。

那天在邓家小屋，采访结束时，有人问到“奖杯”，许鹿希的嘴角上出现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她始终没有拿出来这东西来。她珍重的是这个小屋里的每一件遗物。她让我们一一地拍摄了邓稼先的眼镜、茶杯，还有电话和折叠椅。许鹿希有一股气概，不愧名门之后。她懂得邓稼先的人生追求。

在这个简朴的小屋里，我想到了中国古老的传说“铸剑”：当铸剑人的女儿跳进熊熊大火的熔炉中，宝剑得到“人”的祭献，而铸造成功。这就是传世的莫邪宝剑。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防身宝剑、正义之剑，这把剑也是用报国志士的生命铸就的。邓稼先是为这个民族而生的志士。许鹿希说：“没有一个国的核武器是一批科学家干完原子弹的。干完原子弹、干氢弹，干完氢弹、干……我知道别的国家都是换人的。邓稼先他们是从头干到尾，干一辈子。所以这一辈子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西南联大校歌里唱出：“中兴业，须人杰。”“人杰”，并非只是有一技之长，或有数技之异者。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虽千万人，吾独往矣”的英雄。苦难的中国，是人杰辈出的国家，这份最可贵的资源，不是金元可以交易的。

我时常在想这个问题：中国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国”基础。美国靠最先进的机制和金元霸主的优势来结构这个国家，它的人才和资源是从全球各个地方，通过市场的竞争网罗而来的。所以美国必须保证它永远处在发展的前沿和高端，它才会有这种吸附的力量。一旦失去这个优势，情况很难预料。

而中国，近代史上数百年之久都一直在最糟糕的体制中挣扎。它是靠着本土的人们对于这个民族的挚爱和信念，自觉地付出与献身来维持和渡过危机的。中华民族的存在与发展的力量，源自它深层的文化精神和凝聚力。那些坚守本土，与自己民族在一起同进退的“人杰”，对于中国的生存功不可没。

在世界上很多弱小民族落后地区的历史上，都会产生这样的“人杰”，他们有如圣贤一般的道德光芒和献身的精神，感召和引领着那些不幸的人民。例如：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缅甸的昂山季素。他们与自己的群体之间差距非常大，有如神与凡人。相反，在那些机制比较合理的发达国家，如欧美，则不太会有这些超群人物；即使是国家首领，也不过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人才而已，在个人道德方面并不完整。因为他们是靠机制作保障的，领袖人物受到制约，即使有些缺陷也无伤举国利益。在这样的社会里，领导与群体的素质，基本上没有多大差距。

“人杰”是一种奇迹，却往往是对个人幸福和人生的违背，“人杰”为总体而牺牲，拯救在苦难中的国家和地区。而“人才”则比较正常和自然，他们是以维护个人权益为原则的，他们属于“市场”与交易。正常社会的道德，应该不是以牺牲个体生命与生活为要求的，正常的道德只是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

我又开始思考，在“机制”与“信念”之间，事情的发展并不是绝对的，二者也在发生着转换与互动的关系。一个好的机制，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会令人们发生好的信赖之情和信仰，它所提升的是全民的普及的一种道德规范。而一个恶劣的机制，却会毁灭人们的信念与情感，结果是总体的道德滑坡，即使出现个别的献身英雄，也难挽救大局。正如胡适所说，有好的机制，才能保证好的道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