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学潮成为唤起民众，推动抗战的重要社会行为。大学南迁后，原“一二·九”学运的骨干也转移到了昆明。西南联大成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联大时期有两次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潮：“倒孔”运动和“一二·一”。

因知识界名人从香港撤退时，特权阶层占先登机而引发的“倒孔”，是一场针对具体事件反对腐败与特权又带有自发性的学生运动。参与者事后风流云散，不以政治为归宿。

“一二·一”，则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纲领、有组织地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民主运动。“一二·一”运动的纲领，表现于当时民主墙上发表的《国是宣言》。《国是宣言》以毛泽东著作《论联合政府》为依据起草，表达共产党当时的政治要求，即：在胜利后，建立多党联合下民主中国。这个要求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愿望。

“一二·一”运动为后来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以及很快展开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蕴藏了巨大的潜能；可以说是在道义上摧毁了蒋家王朝。“一二·一”的骨干后来奔赴解放区，成为共产党的干部。

义愤引发“倒孔”运动

李曦沐，原国家测绘局局长，当年联大历史系学生，受中共“地下党”领导。联大人一般不知道李曦沐，只知道“李晓”。他告诉我：“我是东北人，家乡又沦陷，所以抗日的要求就特别强烈——要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我们唱着《松花江上》，流亡的人都流着眼泪唱的。”他改名李晓，是自己参加革命的一个标识。

李晓亲身经历过“倒孔”运动，他说：

1941年1月6日，我一年级的时候，联大发起“倒孔运动”，打倒孔祥熙。孔二小姐当时不是从香港飞到重庆吗？当时在香港很多大学者、名人都回不来。日本人攻占香港了。他家用航空公司的飞机把保姆、洋狗都弄回重庆去了。一下飞机，洋狗下来了。《大公报》上面登这个事，气愤极了！

赵宝煦，北大政治系教授，当年是联大政治系学生。“倒孔运动”的时候，他还没到学校，但他也知道这个情况：

那个时候香港沦陷，日本人占领香港，我们之前华南沦陷，好多文化名人都跑到香港去了。可香港也沦陷了，国民党政府就派飞机抢救文化名人，比如说像郭沫若、宋庆龄这些人回来，那大伙都去重庆机场迎接。可是接着接着，这也没来，那也没来，因为飞机确实很有限。突然孔祥熙的二小姐，孔二小姐，拉着一条硕大无比的洋狗下来了。这一下就爆发了，因为好多名人来不了……你来我们也不管，你拉着这么一条大洋狗在飞机上，还有保姆。所以就发生“倒孔运动”。

当最后一架飞机飞抵重庆，人们翘首以望，而一批滞留于香港的人物如学者陈寅恪、邹韬奋等没有登机。在急迫、担心的气氛中，洋狗出现了。当时在机场就如同点燃了炸药。群情激奋。西南联大也派了人前去机场迎接陈寅恪，可是陈先生却不在飞机上，消息直接传到了昆明西南联大。李晓说：

当时吴晗给我们教“中国通史”。吴晗就讲这个事情，说南宋的时候，贾似道玩蟋蟀，人称“蟋蟀宰相”。他说现在孔祥熙是民政院副院长，他把洋狗从香港用飞机运回来了，“洋狗院长”！学生气愤得很哪。从一年级开始，我们住在昆华中学，就游行，之后到新校舍，各个院都出来了，游行示威。游行喊什么？打倒孔祥熙，拥护龙主席。当时龙云任云南省主席。国民党的宪兵在城外，宪兵十三团。龙云的地方宪兵在城内。我们游行队伍走的时候，龙云的宪兵在队伍两边维持秩序，顺便起点保护作用，没戒严过。

生

物学家邹承鲁，是一个一生专注于学问的人，当年他也参加“倒孔”。邹承鲁说：

那个时候学生几乎没有不参加的，都非常气愤。陈寅恪那个时候去香港治病还是干什么，日本占领香港之后，困在香港，差不多都没回来。但是很快我就知道，很多人留在香港，最后一架飞机是装孔祥熙的家人，教授没有能够上来。所以我们全上街去了。

李晓所叙述的“倒孔”起因纯属学生义愤，没有预谋和组织的过程，也没有人在其中发挥特别突出的作用。在龙云的保护下，这次学生运动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和迫害。李晓知道许多政界细节：

“倒孔”运动发生之后，康泽就到昆明来了。康泽，国民党特务头子，要抓人。当时马识途等人说，咱们转移到乡下去。龙云不让特务抓。龙云在昆明主政的时候，没有人被捕。或者他透露出消息，大家就转移了。或者他说“不准你在我这儿抓人”。每次开大会，游行示威多少次，没发生任何问题，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昆明学生运动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和这个关系很大。西南联大这样有为，我的文章里也写了这个问题——如果西南联大不在昆明，而在四川，就不可能学术是这么自由，就不可能民主运动这么高涨。

康泽到昆明，显然想查出一些有关“组织”和反政府的罪名来，由于龙云的保护，只得罢手。其实在1941年阶段，昆明和联大的地下党处于沉睡时期，学生亦没有什么社团组织。王汉斌说：“1942年、1943年这两年，念书念得不少，当时在昆明就是两个世界，白色恐怖，所以当时地下党在联大的党组织撤退了。另外一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爆发了‘倒孔’，学生对现状不满，但是整个来说还是白色恐怖。当时是比较沉闷，我们就念书。”

蒋政府派飞机到香港去接文化名人，这本来是一次德政，为保存国家元气和凝聚民族抗日战争而尽力。而孔家的行为当属私人行为，不是政府行为，同时也是违反政府本意的。“倒孔”是一次自发性的学潮，针对个别现象和个别官员的过头行为，符合抗日战争开始后全民同仇敌忾的大局，当时民族矛盾重大，学潮并没有对政府、政权、体制发生质疑，对于政府官员是一次警示，告诫他们国难当头，遇事应当收敛。

余波未尽，到1943年，孔祥熙到联大来演讲。赵宝煦身历了联大学生对孔院长的这一次“欢迎”。他回忆道：“我1943年以后经历过，孔祥熙去讲话，整个墙上就是大字报了，长篇累牍的。孔祥熙去讲话，那是一个很热的场面。‘倒孔运动’两年以后。国民党总想把这批学生能收买下来，所以，突然就派孔祥熙来这儿作报告。”这个时候，西南联大是北大校长傅斯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的已经不是张伯苓了。三个校长一人干一年，轮流执政。这一年是梅贻琦：

梅贻琦是非常聪明了。梅贻琦说，这次孔部长来，我们西南联大就是广场。图书馆是草棚，草棚前有一个旗杆，演讲都在那个台子上。他说，云大是地方大学，你们这儿有礼堂，我们没有礼堂。那么就在你们这儿，到时候我带着学生来。所以就在云大礼堂。

这个时候“倒孔”过去了两年，两年以后他来，学生还没毕业呢。所以大家就憋着，等着看他。

在学校里，当时最闹腾的就是二年级。因为一年级两眼黑糊糊，什么也不知道。三四年级要毕业了，要找工作，他也没心思来活动活动，而二年级是“倒孔”主力。

到孔祥熙来的时候，很多人是四年级，这个时候他们没在学校，因为配合美军在滇缅登陆——西部战线一结束，美国军队就和中国军队来打日本，美国军队在缅

甸，就需要有大量的中文翻译。所以就征调西南联大四年级的学生，都不念书了，征调去当翻译。当翻译的，就在昆明。两年前他们“倒孔”，现在说孔祥熙要来，这些学生都回来了。那个时候是军事编制，教官带着。他们来晚了，云大那礼堂窄，很小，结果就在外面，在院子里。立正、稍息，就等着。

孔祥熙来，梅贻琦介绍时，他不说“我介绍财政部长孔祥熙”，他说：“孔祥熙先生是教育家，我以教育家的身份欢迎教育家孔祥熙先生，因为孔祥熙在山西办教育。”

这个孔祥熙不识相。他一开始讲孔孟之道。你想，那个时候抗战老打老败，日本已经打到贵州境内，离贵阳很近了。打到贵阳，马上就到昆明。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紧张。他在那儿慢条斯理讲孔孟之道，底下就哄，就吵，然后就问问题。说：“你发了多少国难财？你怎么这么富态？”后来梅贻琦就说，现在休息一下，就想让他休息。

这一休息，外头当时“倒孔”的健将，都穿着军装在那儿站着，然后里面和外头就跺脚。教官害怕，他怕惹事。教官他没办法，他就“立正，向后转，齐步走”，他给带走了。这些学生走呢，他不好好地走，他迈正步，咚咚咚。所以里头一听外头，呼噜就都散了。

这个时候，孔祥熙就急出一句话来，他说：“中国有一句老话，你对一个人评断要盖棺论定。”这一幕完了以后，当时他讲的仁义道德，大家记下来，很快就贴上大字报，而且就加批语。

当年学子，还真有些“无冕之王”的劲头。“倒孔”表达了当时社会各界对于特权阶层的愤怒。学生们智慧地利用了政治，利用了两种局势的对抗，从而保护了自己。但这种幸运极少。绝大多数情况，学生是被政治角斗的双方所利用和迫害的。“倒孔”运动的学生们没有受到当局的追究，也没有因此被划分为“左”、“右”。他们依然被征调参军去完成抗战的使命，没有因为这次学潮而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和个性，他们亦没有产生持续反对政府的行为和组织。

美国学者易社强在著书时说，飞机上那条大洋狗不是孔二小姐所带。但当年参加“倒孔”的学生们不同意此说法。笔者认为，抗战时期是中国新闻最活跃最自由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舞台，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很透明和易被揭露，新闻业并没有被垄断。联大学生因“洋狗事件”发动学潮，传向全国，教师如吴晗也在课堂上公开指责。这不可能是一条假新闻。西南联大师生的素质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不会为一条不可靠的新闻而轻举妄动，并且从“洋狗”下飞机到孔祥熙来昆明讲话，中间经历了一段时间，这个事情应该早得到澄清。然而事态依然在延续，愤怒依然在发泄。

倘若洋狗真不是孔二小姐的，那么孔家完全可以同样在报纸上说明这件激起全国公愤的事情。为何一无说辞？后来孔祥熙到西南联大讲演，也可以辩明此事。孔家声誉关乎蒋政权，岂有蒙受不白之冤的道理？易社强先生著书多以查阅资料为据，但这件事情，有活着的当事人在面前，用当年的逻辑推断，更加有力量。

由于蒋政权下四大家族的贪污腐败，在抗战形势下毫无收敛，激起人民愤怒。“洋狗事件”不过是导火索。“四大家族”中尤以孔祥熙家族最为骄奢，所以学生选中他为目标，表达了民意。

这次学潮被社会看作是书生意气的爱国行为，没有在参与者身上留下政治烙印。参与的人们有诙谐的回忆。“倒孔”运动没有造成深远的政治影响，没有产生政治化的人物，后来没有被记载入史册，所以只是当年校园里的人们还记得它。实际上它就是人们心目中那种单纯的爱国学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