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小区里的保洁工和邻居阿姨对话，阿姨说现在城市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保洁工感慨地说：现在稻子不值钱，一担谷子就40来元钱。1万元钱，我们要卖250担谷子才能换到，等于我几年的收成。城里人一顿饭钱，在我们乡下，可以干多少事情啊。

同样是1万元钱，在城里富人手中，可能只是一顿饭钱；而在乡下保洁工那里，却是个惊人的数目，几年的收成，可以干非常多的事。如果用经济学原理解释这种现象，可以这样说，同样是1元钱，对于一个富裕的城里人和一个贫穷的乡下人，其边际效用是大不相同的。

经济学上所谓边际，就是增加的1个单位；效用，就是消费某种物品给人带来的主观满足程度。边际效用，就是增加1个单位某种物品的消费给人带来的主观心理满足程度的增加。1元钱的边际效用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比如一个亿万富翁，你给多加1元钱，这增加的1元钱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也就是说，增加的这1个单位的钱，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满足程度的增加；但对于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你给他1元钱，他会高兴老半天。

假定边际效用可以用数字表达，那么，这1元钱给穷人增加的满足程度如果说是100个单位，而给富人增加的满足程度也许就只有1个单位。假设一个国家由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组成，今年国家税收比去年多了1元钱，我们来研究这1元钱应该给谁，才使得社会总福利增加最多。显然，如果依上面的理论，这多收入的1元钱应该给穷人。因为给了穷人，社会总福利增加了100；而如果给了富人，社会总福利仅增加1。所以，从这个道理出发，社会收入分配应该偏向于穷人而不是富人才对。

著名的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提出收入均等理论。他认为，增加社会总福利的方法之一，就是将钱从富人手中向穷人手中转移。因为即使是社会总收入未增加，从富人手中拿出1元钱，福利损失是1；而这1元钱到了穷人手中，增加的福利是100，两者相抵，社会总福利仍增加了99个单位。只有全体社会成员收入相等了，1元钱对于社会全体成员边际效用相等了，这种财富的转移才因为没有增加社会总福利而变得没有意义。

但是，事物推理往往具有两面性。从1元钱对于穷人与富人效用的不同，也可以得出与上述偏向于穷人结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切都更应该偏向于富人。

因为"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要追求个体的效用最大化，穷人和富人都有追求自己增加的效用最多的权利。因为1元钱给穷人增加100个单位的效用，而给富人只增加1个单位的效用，因此，穷人容易满足，富人的满足度要达到和穷人一样，必须收入是穷人的100倍才行。那么，结论就是给穷人每增加1元钱，就应该给富人增加100元钱。

于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庇古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利己的经济人，真要讲平等，应该是满足程度的平等，也就是幸福程度的平等，而不应该是钱财上的平等。因此，富人本身就应该拥有比穷人更多的钱，而且也应该比穷人更在乎钱。

更有一些中庸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本身就没有可比较性。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幸福与否，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社会没有办法将他们的效用进行排序，也没有办法协调他们之间的不同的利益。

社会有了穷人与富人之分，也许就注定了经济学本身的分化，即使是前提一致，最后的结论也因为有了穷人与富人而完全不同。穷人争的是穷人与富人的平等，而富人争的也是富人与穷人的平等。不过两个平等的含义各不相同而已。

无论有多少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对穷人与富人没有什么区别，但社会却一日也不可不在穷人与富人之间进行选择；而社会上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不同，也就是1万元钱对于富裕的城里人与清贫的乡下保洁工之间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