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年的沉默之后，美国仔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在贴在冰箱门上的一张黄色便利贴上。

有一个叫利奥的人找过你，说是你的一个老朋友。

他留下了电话号码。

今晚见，吻你。

艾玛

附：谁是利奥？

理论上我本可以很简单地回答那个问题，他也自我介绍说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然而我觉得那种表达太过空洞，并不能准确地表达出利奥在我的生命中占据怎样重要的位置。又或者说，谁知道呢，我在他生命中的位置。

跟艾玛互相留便利贴是我们为了打发时间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尽管我们交往有一年了，但仍处在一种萌芽的状态，我们还没有到那种为了填补**退去留下的空隙而去互相讲述一天中每一个细节的程度：你去哪儿了，你要去哪儿，你中午吃什么了，和谁吃的。几个星期以来，艾玛选定我的公寓作为她的庇护所，而我则继续按计划让自己养成一些新的生活习惯。我经常慢跑。当我双脚再次踏上那不勒斯的那一刻，我的第一个想法便是：我想要一个带海景的办公室。

每天我都靠着一片具有神奇般舒缓效果的止痛药让自己忘记过去。渐渐地，我和丽贝卡的失败婚姻变成一段褪了色的回忆，那是一段恐怖的回忆，一场噩梦，而我选择了回老家这个最经典的方式去逃避。为了逃离我不得不放弃了双胞胎的抚养权，变成了那种惯常的每十五天里只能陪他们度过两天的父亲。在周中的日子里是工作让我保持忙碌，我创立了一家专门给环境领域的企业提供咨询的小公司。有时候晚上会去我母亲那儿，晚饭后她会给我占星。我们从来不谈论我父亲，我们不知道能谈论什么。

周末的时候在米兰和双胞胎一起对我来说是一种依靠。我们一起在户外度过很长的时间，我觉得街道是让他们成长的唯一像样的地方。我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他们恰好在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好奇的年纪。大的那个，从丽贝卡肚子里早出来一分钟的那个，着迷于跑酷，小的那个热爱画画。我们会去博物馆和公园，没有目的地漫步。他们会利用外表的相像交换身份、意见甚至是怨言。

“爸爸，我的脚疼。”一个说。

“我的不疼。”另一个说。

“我们停一下吧，我求你了。”

“我们继续走！”

街上的行人会对我们微笑。尽管他们有着深色的皮肤，但是和我相像。我们在一起看起来很奇怪。我们走着走着，直到之前喊着要继续走的那个开始脚疼了，或者之前喊着要停一下的那个又想要继续走。

“我就知道，你总是觉得他有理。”

“你总是觉得他有理！”

“我想回家。”

“我不想回家！”

为了信任，我倾向于不挑起战争。我本可以赢的，甚至，在我的律师看来我将会毫无悬念地赢下官司，但是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我不得不把我家庭里所有带着血腥味的篇章带到法庭上，伤疤将会再次被揭开，痛苦将会再次汇聚成河：难道我们所有人已经遭受得还不够吗？

不存在一个如何成为好父亲的秘诀，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想静悄悄地陪伴我儿子们的生活，尽量不留痕迹。没有任何强加的想法，没有任何干涉，没有任何不符合他们个人生活的计划。并没有什么需要打赢的战争，有的只是需要恢复的伤痕，这是我唯一想要传达给他们的教导。如果我父亲也教过我这一点该有多好。

美国仔之后我就再没有过朋友了。并不是没有机会去结识，尤其在同事之间，但我和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只停留在一种直接而肤浅的交流上。在我们面前，时间早早地就收紧了它的发展前景。

我们涉及的领域越来越专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工作的节奏迫使我们最佳化休息时间，事业的前途把我们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从一个国家赶到另一个，突然间我们的女人们想要孩子、房子，想要稳定。然而我们也想要。或者，也许我们不是以那一种方式想要，也许她们也不是以那一种方式想要但假装想要，因此我们所有人都确信自己想要得到一些事实上我们一点也不渴望得到的东西，彼此艰难地拉扯着走进这个集体精神病院——我们称之为家庭。

接着再也没有过任何友谊可以跟我和利奥的相提并论了。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发现去探索，也没有什么宏伟的事业去实现，更没有什么时间去沉溺于不间断的聊天、音乐和香烟中。我们在波澜不惊的谈话和经历中成长，将所有的个人满足都托付在一种建立在忠诚，或者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之上的夫妻关系中，然而尤其是托付在来自商法律师的定期电话中，警告我们不要冒险偷税，可以心安理得地开发票。

当丽贝卡昏迷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我没有什么人可以指望了。如果那时利奥在我身边，我会第一时间向他寻求帮助。但是向别人讲述我妻子是在和她一个同事还有另一个女人**的时候差点窒息而死，根本无法开口。在那些周旋在医院、护士和粗粮粥之间的日子里，我记得我曾想到过美国仔：突然地我会问自己，他究竟在哪儿，在做什么？

说实话，那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很多很多次，当我偶然回想起过去的时候，关于我们友谊的画面都会浮现在脑海里。

有一次，在我和丽贝卡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在那不勒斯度过的短暂圣诞假期里，丽贝卡让我陪她去卡波迪蒙特公园。几个小时后，当我们闲**在林中小路中，她向我讲述着卡波迪蒙特博物馆里的收藏在国外如此不为人知让她感到难以置信，最后我们来到了一片草坪上，在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在那里踢过几场让人难以忘怀的足球比赛。

和那时候比起来，除了流浪狗的数量在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增多之外，并没有改变太多。还是那些草坪，在那里小孩子们为了一个界外球或者一个无效进球而争吵着去征服对手，此外因为他们同时既是球员又是自己的裁判，进球有效无效该由谁说了算呢？在那里他们用书包和夹克做柱摆出假想的球门。那些喊叫、辱骂和打斗，一切都还是那样。

我记得丽贝卡说：“真是荒唐，这样子草坪会被践踏，其他所有人便不能再享受这个公园了。”我立刻表示赞同，毫不吝啬地蔑视批评着，针对着那些小孩子，针对着他们的父母，针对着那不勒斯人对于开发这片宝地和让它产生收益的无能。

我说的正是“收益”这个词，丽贝卡点头赞同。毕竟，我为此专门拿了一个学位。

我们是一对受过教育拥有一份合格工作的欧洲年轻情侣，我们的前途比绝大多数在草坪上快活地、野蛮地、臃肿地踢着球的人更乐观。凭着亲身经历我才能知道他们玩耍的空间是多么有限，他们出生的小巷是多么狭窄、多么阴暗、多么拥挤，他们上的学校是多么潮湿，他们住的房子是多么逼仄，他们父母端上桌子的饭菜是多么粗劣。我们在一个像监狱一样的世界里成长，而那些可以去践踏的草坪才意味着自由。正是在那些场地上，绿色在褪去，粉碎成浓密的暗黄色斑点，而他们创造着那些幸福的夏天，无所畏惧。

很可能就是在那样的时光里，远远超过当我和凯瑟琳上床的时候，我前所未有地背叛了利奥。

利奥是我最后的朋友。我本应该在回复艾玛的信息中这样写的，但相反，我脱下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冲了澡，重新换上休闲装，像每一个优秀的进步主义顾问那样，接着便奔向一整天成堆的会议中去了。然而我却违反了我们通过便利贴交流的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规则：无论如何都要回复。我可以肯定当她回到家中，当她在准备瑜伽包的时候，她会瞥一眼冰箱，然后她会很失望。

抱歉，我走得很匆忙，我稍后再跟你解释。今晚见。

附：晚饭我要买些什么？

但是那天晚上艾玛没有再问我任何事情，也许她忘记了，也许她认为应该由我先提起这个事情。如果我不说，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幸运的是我们都已经足够成熟，不会用不必要的问题折磨彼此。

我们是在一个面对死亡心理课程上认识的，而我们在那里学会的第一条准则是：不要执着于寻找不可能的答案，而要善于提出合乎逻辑的问题。艾玛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她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而我则是为了面对我父亲的突然失踪。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很明确。我们的情绪都很波动，对于无论宗教上还是科学上对本质的回答都不满足。第三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决定放弃并躲进一个酒吧。

“所以你想知道你父亲此刻在哪里？”她问我。

“是的，但我并不关心他在天堂或者地狱。这些东西我不相信。我想知道他此刻在哪里。”

她盯着我，并不明白。“也许你应该试一下墓地。”她稍微带讽刺地说道。

“这正是我想说的，他并不在那儿。甚至也不在其他地方。”

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了她：谋杀和沃尔夫冈·帕坦尼尸体口袋中的支票，警察的推测，接着是爱德华多的失踪，因为找不到尸体，警方的调查在某个时刻也就中断了。

我们每人又喝了两杯啤酒，再之后她邀请我去她家。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留在那儿看着她睡觉的样子。五月的风夹杂着灰尘从窗户吹进来，吹拂着她那头红发的发梢。她有细长的脖子，有点像小马驹的那种，又像是一块石柱连接着那张方形的脸，在白皙的肌肤上干净又精确的线条像是雕刻出来的。那是自从我成为一个幸存者之后第一次跟人**。

我们晚饭吃了从家楼下中国餐馆里打包的日本菜，接着我们看了会儿电视剧。夜里一点左右我们便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醒来去慢跑。然后她出门去了火车站，她要回到在普利亚大区的父母家中参加一个早已计划好的家庭聚会。

再见，亲爱的，我们后天见。

再见，亲爱的，等你到了给我打个电话，周末愉快。

晚一些的时候我饿了，但冰箱是空的，就这样我独自一人在厨房，面对着那张黄色便利贴，附：谁是利奥？有种感觉告诉我，二十多年后，我最后的朋友重新在我的生活中露面并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