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齐国欣赏了著名的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春秋以降，政不再由天子出，礼崩乐坏。庙堂之上的雅乐仅仅保留在不得不举行的仪式中，而私下里各国国君贵族的兴趣更多地转向了俗乐。就像为楚怀王招魂辞中描绘的那样，“二八齐容，起郑舞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如果孔夫子在世的话，一定会斥之为无礼！

秦王嬴政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李斯说“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才是真正的秦地之声也！在李斯眼中，这种真秦之声粗鄙低劣。但是，秦王嬴政放弃秦人击瓮叩缶的传统，喜欢上了《郑》《卫》之声；不再弹筝搏髀，而是留恋《昭》《虞》《武》《象》这些异国之乐。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后者可以悦人耳目，令人舒适快意而已！在统一六国期间，秦王嬴政更是将六国的俗乐纳入彀中，不断将俘获的各国美人钟鼓充入秦宫，以至于秦宫中“妇女连百、倡优累千”，还有的说这些人达到“巨万人”。可以想象，写放在咸阳北坂的六国宫室，倡优累万，钟鼓悠悠，酣舞连连。为了适应雅乐衰落、俗乐兴起的新局面，始皇帝设立了乐府管理帝国和宫廷乐人以及与乐有关的事务，管理的范围既有用于祭祀、宗庙、求仙的雅乐，也有用于日常生活的倡乐，也就是俗乐。

秦朝时期，重要的俗乐除了以《郑》《卫》之声为代表的靡靡之音外，还有优俳角抵这些民间游乐活动。角抵来自战争时代盛行的军事竞技游戏，其中有些动作是两人以力相抵触，“两两相当”，把对方击倒为胜。还有一种说法是这种游戏为蚩尤戏，人们头戴牛角模仿蚩尤大战轩辕黄帝。江陵凤凰山秦墓发现了一把梳头的木篦，画有两人上身**束带摔跤的场景。秦统一后，宫廷中常常举行角抵之戏，一次李斯求见秦二世，“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觳（同“角”）抵优俳之观，李斯不得见”。

西汉初年，由于刚经历了战乱，角抵一度被禁。到汉武帝时期，国力恢复后，又大力提倡角抵百戏，在宫廷的高台之上，大行角抵之戏。元封三年（前108）春，武帝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角抵大戏，关中地区三百里内的百姓争相前来观赏；元封六年（前105）夏，又在上林苑的平乐观举办角抵之戏。在通西域后，角抵成了代表汉代繁盛的标志性活动，为了夸耀国威，每次招待西域使者，皇室都会“大角抵，出奇戏”。

商周时期，礼乐之器一直是重要的陪葬内容。成套的编钟编镈是王公大墓的标准配置。春秋早期，秦的大堡子山西垂王陵就发现了一个乐器从葬坑，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青铜钟镈。此后，在宝鸡太公庙春秋时期的平阳陵区也发现了大型的青铜钟镈。1976年，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在秦始皇陵西内外城间的建筑内发现了一件错金银的青铜钟，钟钮刻有“乐府”二字，说明这件器物来自秦的乐府。从曾侯乙墓以及其他高等级墓葬的发现看，大型成套的钟镈多藏于主墓室内。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下令收天下之兵，做成十二个巨大的金人，也就是支撑悬挂钟镈的鐻，置于宫廷之前。相信将来秦始皇陵主墓室发掘后，一定会发现很多随葬的大型乐器，它们的体量和数量一定会超过那些在诸侯国发现的钟镈。

除了传统的乐器外，新兴起的角抵优俳之观是不是也被设置于陵墓之内？

1999年，在K9901陪葬坑试掘出土了一批陶俑，与其他的陶俑相比，其具有特殊的体态、造型、服饰，完全不同于始皇陵区域以前发现的兵马俑、圉人俑等，最有可能与秦宫廷的倡乐秘戏有关。

这座坑被发现时，这个地方还是下陈村的一片空地。这里前后经过两次大型的发掘。第一次是在1999年的春夏之交，发掘的地点选在村民陈百合家的院子里，由于发掘的面积有限，只是想了解一下坑内到底有什么内容。发掘没多久，工作人员就在清理填土时发现一件大型的青铜鼎，这让人非常期待坑内的其他内容。随后的发掘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出土了属于12个陶俑的个体，基本上可以修复出来6件陶俑。2011年至2013年，这里已被博物院和考古遗址公园征地，并建设了大型的展厅，又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工作。

K9901陪葬坑平面呈东西向长条形，主体部分略向北凸出，总长82.6米，南北宽12.8米~16.7米，坑的底部距现地表4.6米，总面积900.93平方米。这座坑的建造基本上同其他地下陪葬坑类似。首先修筑竖穴土圹坑体，在南北两侧坑壁内夯筑二层台，在土圹内修筑两条东西向夯土墙形成隔墙，两侧二层台与两条隔墙形成三条东西向过洞。坑内主体为自南向北的1~3号过洞。其中1、2号过洞较长，3号过洞较短。3号过洞东西通长20.5米，宽3.1米。

这座坑焚烧严重，发掘不久就在地面之下发现了红烧土，发掘到坑底时，发现这座陪葬坑就像一个发生过严重火灾的火场。木结构的遗迹被烧成木炭甚至白色的木灰，填土被烧得凝结到一起，有些陶俑片被烧得变形甚至轻质化，还有一件青铜大鼎直接被烧得主体部位熔化成一摊铜液。这么严重的焚烧应该跟人为的纵火有关。

和其他大中型的陪葬坑一样，遗物主要埋藏在过洞中的木结构中。劫后留存的遗物主要有陶俑、青铜器、铅块、陶器、石块等。

1号过洞东西通长40.35米，宽3.4米，两端用方木垒起来当作封门木。1号过洞上部及其内部有大量的焚烧遗迹，坑道底部除了一件铁矛外，没有发现其他遗物。

2号过洞最大最宽，东西长37.6米，宽4.08米~4.13米，在过洞的东部有半堵矮墙，将其分为两个空间。这条过洞最宽，出土的遗物应该较多，但是破坏严重。从西向东分别有2件青铜鼎、破碎且经过焚烧的陶俑片、烧熔又凝结的铅块、4个内部有木炭的青铜马蹄、半球形青铜器。在矮墙的东部有3个状似冬瓜的石块、2个方形的石块、20多块形如秦砖的铅块、3~5个陶盆。

3号过洞放置有20多件陶俑。这些陶俑破碎情况不一，有的相对完整，仰俯卧于木板上；大量的陶俑破碎严重，而且还有人为移动的迹象，分散于过洞不同的位置。发掘时，工作人员将这些陶片编为980多件（组），实际上可能属于25~30个陶俑个体，再加上1999年发掘出的6件陶俑个体，这个过洞中大概会有超过30个陶俑。

与之前相比，2012年考古发现的陶俑，有的上身穿有衣服，而且这种衣服还是质地、形式以及装饰都很特别的服装，还有一件陶俑上身堆塑出一种特殊形制的铠甲。此外，和之前大多数陶俑呈站立姿势不同，这次还发现了几件呈坐或卧姿势的陶俑，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重要的是，通过整体发掘，我们了解到之前发现的那些陶俑虽然每一个个体都制作精良，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但它们仍是一个整体，并通过有秩序地排列，通过相互组合，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场景。

这个场景以西端的1号陶俑为中心人物。它背靠西壁，面向东方，在它的前面是排列整齐的两排陶俑。其中最南侧的为体形瘦小的陶俑，背靠墙壁面朝内侧；最北侧的为体形魁梧的陶俑，也是背靠墙壁面朝内侧。在这两列陶俑之间，可能还有一些陶俑排布。1999年发掘的区域内，大概为4件陶俑一排站立。让我们试着将两批发现中一些重要的陶俑回归到这个场景中，看看它们的具体形象和动作，试着复原这些陶俑到底在做什么。

2012年发掘的1号陶俑是一位壮硕的大汉，没有发现头部，上身和下肢**，下身仅穿一件短裤。这件短裤外还有一副裙裾摆于一侧。这位巨人坐在一个消失的坐具上，[1]身体的右半部还稍向后侧倾，右肘似乎还在身体右侧的支架上（这个支架也不见了），手里还握着一件有一定分量的重物；而左臂前伸，左手叉开放在左大腿上。这件陶俑的坐姿前所未见，这个时期传统的坐姿像现在的跪坐，这是目前仅见的秦代垂足高坐姿态的陶俑。从这件陶俑在这批陶俑中的位置、姿态和服饰看，我猜测它是这个场景的中心人物或者特殊人物。

在它的右侧是3号、4号俑，为体形瘦弱的一排陶俑中的前两个。

2012年发掘的3号陶俑头北足南俯卧在木地板上，也没有发现俑头。这件俑通高160厘米（不含头部），呈站立姿，两臂于腹前交抱，双腿分开，动作就像小弓步一样；右腿稍向右侧斜蹬，而左腿稍向左前站立，身体的重心微微压向左前侧。这件俑也是上身和下肢**，下身仅着裳，这件裳实际上是一件上小下大的喇叭口裙。

3号俑的东侧并排站立的是2012年发掘的4号俑，出土时已被压碎，双脚、下肢、头部的陶片基本都没有较大的移动。修复好后，陶俑高157厘米（不含头部），整个身体稍向左侧扭转，左手臂上举，右臂搭于胸前，双腿也略呈小弓步。后来这件陶俑俑头也修复完成，头型较小，颧骨分明，在脑后梳螺旋形发髻。最有意思的是，这件陶俑塑有上衣下裳。上衣有主体、两袖，但是上衣的襟门在后背处，右侧衽压住左衽；上衣的胁间饰有一条带子。主体和衣袖装饰有整齐排列的圆泡。圆泡平均直径3厘米、厚1厘米左右。由于脱落，现存92个泡。下裳也是一件短裙。上衣的领口、衣袖及衣服的边缘装饰有彩绘的几何形纹样，下裳也装饰着云龙纹和几何纹。下裳部位有一个戳印文字，前一字为“宫”，后一字残缺，但从大体轮廓和主要结构可以判断为“藏”，这应该是制作该俑的工匠的名字。这个宫藏也制作了大量的兵马俑，一号兵马俑坑中也发现数十个这位工匠的戳记。

1号陶俑的左侧是一排体形魁梧的陶俑，最前面的是2012年发掘的2号，向东还有5号以及1999年发掘的几件陶俑。

2号俑、5号俑分别面南站立在一块大型的长方形脚踏板上。这两件陶俑已经修复。这件2号俑身高1.84米，还不算头部。它赤足站立在踏板上，上身**，仅穿一件短裙，双手在腹前握着一件橡皮革的卷筒。

1999年发现的3号俑，也没有俑头，通高181厘米。它通体高大健硕、体格魁梧，四肢肌肉发达。左臂下垂，左手拇指紧钩裙带，右臂上举，扭胯鼓腹，腹部向前鼓凸，肚脐深凹。两腿作“丁”字步站立，左腿向前迈半步，左膝微弓，右腿直立。前胸部锁骨高突，右侧可见雕塑出平行排列的多道肋骨，腰间仅穿一件短裙。陶俑右侧脚踏板上，有“高”字刻画陶文。

1999年发现的5号俑，也没有头部，高172厘米，与4号陶俑体态相仿。陶俑四肢肌肉十分发达，鼓腹撅臀，直立在大型踏板上，两臂下垂于前腹部，左、右手手背向外平置于前腹部，手中握着裙前卷成半筒形的方形前搭。推测这块前搭原应是以皮革制成，上端与腰带相连。陶俑两手裙带前后均有一处带花，推测其复原高度在2米左右。它左臂与躯干间有一直径10厘米左右的空隙，推测在其左臂内侧原应有直立的竿状物插置于其间。这件陶俑的裙稍长，有黑色堆绘菱形纹、蔓草纹图案。

虽然我们仍坚持早年对这些陶俑的认识，可能表现了宫廷俗乐的一些内容，但是目前我们很难精确解读这个场景，其具体内容还需要解决一些知识的不足才能得出结论。

首先，这些陶俑的外观、服饰、姿态令人费解。大多数的陶俑，包括体形魁梧或瘦小、保持站姿或坐姿，都真实地雕出皮肤肌肉外露的状态，身体各部位以及整个人体造型结构都很精确，而且与动作、姿态配合得自然到位。这些雕塑展示出的人体、雕塑技艺以及背后的文化观念都令人惊诧。

人的肌肉里有骨骼，骨骼构成了人体的结构。在近代之前，人类文明中只有古希腊地区对人身体的认识达到解剖学高度，产生了大量的基于人体结构的雕塑作品。而在亚欧大陆的东端，此前除了原始社会时期早期人类的雕塑作品外，中国古代文明几乎没有产生过这种雕塑作品。所以这批陶俑一经发现，就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甚至有些学者将其来源自觉不自觉地与地中海地区的希腊雕塑作品联系起来。

总体来说，这批陶俑虽然大部分表现了人体的肌肉、骨骼和身体的结构，但是它们与兵马俑以及秦始皇陵出土的其他类型的陶俑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兵马俑表现的是军队，与这些陶俑因为功能、属性的不同而具有完全不同的外在形式。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兵马俑发现不久，也有西方的学者按照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式提出，兵马俑是近东地区文明东传的产物，这个观点当时就被中国学者所反驳。无论是这批精准表现了人体结构的陶俑，还是兵马俑，都是秦始皇陵特定观念体系下的产物，它们由同一批人制作，制作的时间段也基本相同，使用的材料以及表现出的文化要素也一致。如果对战国晚期到秦代的文化变革有深入了解的话，外来说的观点根本不能成立。

这座陪葬坑还有很多陪葬内容需要进一步认识。比如，虽然这个陪葬坑出土了近30件陶俑，但是大部分都没有发现与之配套的俑头。这批陶俑的俑头多是直接在脖颈处采用接塑的方式制作的，俑头比较容易被砸掉。这些俑头的缺失应该与当时比较严重的人为破坏有关。目前发现的不到10件俑头，也和陶俑的体形一致，分为大、小两种类型。这些陶俑的发髻和兵马俑以及其他陶俑的完全不一样，有的就像一个螺旋形朝天髻。

两次发掘还分别发现了一个青铜大鼎，都出土于2号过洞。1999年发掘的基本完好无损，但是出土位置较高，在棚木之上；2012年发掘的则位于坑的底部木地板上。

1999年出土的青铜鼎是战国晚期至秦代发现的最大青铜鼎，重达212千克，通高61厘米，口径达65厘米~71厘米。这件鼎三足两耳，造型端庄大气，器物厚重。在鼎耳、足、腹部都装饰着铺排繁缛而线条分明的纹饰，主体为龙纹。2012年发现的另外一件虽然经过烧熔，但是从残存的鼎足、鼎耳看，与1999年出土的体量和造型基本一致。

这两件青铜大鼎的发现，不禁让我们思考这座坑为什么会有这种大型鼎，它们从何而来？这座坑里仅仅有这两件铜鼎吗？这些大型的青铜鼎如何被放置到这座陪葬坑，又起到什么作用？

早期的鼎是陶质的，本是煮饭的炊具，夏商采用贵重的青铜制作后，就成为庙堂祭祀祖先的重器，有着通神的功能，是国家社稷的代表。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建立夏朝，分全国为九州，并铸九鼎作为九州和王权的象征。在周代的宗法体系中，鼎更是王室及诸侯等级身份地位的标志。东周平王东迁后，随着礼崩乐坏、权力下移，作为周王权力象征的九鼎屡屡为诸侯所觊觎。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先后称霸，得到周王室的认可，继他们之后的楚庄王，则借问周鼎之轻重大小来觊觎周王的权力，王孙满代表周王室答复楚王“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这时期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仍牢不可破。但是到战国中期，各国国君都已称王，具有与周王名义上相等的地位，在军事实力上，周王室只不过是一个末流小国而已。

公元前307年，秦军“拔宜阳，斩首六万”后，秦武王夙愿得偿，终于乘坐着容车到达了洛邑的周王室，并且在周的宗庙正寝大殿上实现了举周龙纹大鼎的夙愿。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使将军摎攻灭西周。《史记·周本纪》记载：

西周君犇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秦取九鼎宝器。[2]

公元前249年，东周国灭亡。还有一种说法，周王室的九鼎并没有入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第二次出巡中的始皇帝经过彭城，斋戒祷祠，想从泗水中捞出周鼎。他派千人下水，但是没有找到。《水经注》则演义为快捞出来的时候，有条龙从云中飞出咬断了绳索。

无论周鼎有没有入秦，这座陪葬坑出土的这两件大型青铜鼎都是最接近九鼎的王室重器。曾有很多学者指出，从这两个鼎的造型、纹饰看，具有中原风格，其来源指向了三晋和王室九鼎。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鼎也有秦人自己的大气和独特风格，是秦统一天下的信物，它们更有可能出自始皇帝之手。由此，这些鼎出自始皇陵则不足为奇了！

但是，为什么是放置在这座陪葬坑？这无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这座陪葬坑的地位至关重要！重要到可以放入代表天下的国之重器—九鼎，或者说重要到放入足以与九鼎相媲美的帝国重器！

[1]之所以称之为消失，是因为根据其姿态，其身体之下一定会有相应的坐具。但是现场没有发现。一般情况下，这种坐具应为木质结构，很可能因为大火的焚烧而没有保存下来。

[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