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至1997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启动了二号兵马俑坑的正式考古发掘。领队是馆长袁仲一先生，主要的发掘业务干部是博物馆考古队专业人员，以几年前分配进来的考古专业大学本科生为主。国家文物局为这次发掘配备了一支超强的专家指导组，组长是黄景略副局长，成员都是中国考古界的著名学者，如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石兴邦、任式楠、胡继高等先生。

1994年夏，我作为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大三的学生，已结束了在河南渑池县班村的本科实习回到学校。经老师介绍，我们几个人到二号坑来继续考古实习。

1995年，二号坑的发掘仍在进行，我们正式进入博物馆，我开始作为领方业务干部负责T7探方的发掘工作。袁仲一先生是二号坑考古发掘的主持人，他在现场经常说的两个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表达的是他主持这么重要的考古工作的心情。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就参与到这样的发掘中，更是小心翼翼。还好，队里安排了几位老技工在我这个探方，使我的工作很快走上正轨。

我负责的T7探方有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试掘方，当时就已经完成了清理，这次正式发掘，我们需要对这个试掘方重新进行资料记录和整理。二号坑的发掘，在完成了棚木层遗迹的清理后，到1997年底，袁仲一先生叫停了发掘。这个时期我们考古队阵容强大，有20多位业务干部，还有近百名的技工和民工。如果一鼓作气，一定能把二号坑发掘完毕。二号坑的陶俑种类更多，军阵也非常复杂，具有重大意义。但袁先生决定不挖了，因为考古发掘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破坏，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另外还由于彩绘保护的技术难度太大，在技术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再贸然发掘显然是不科学的。

之二留给子孙后代去发掘，而且在发掘出来的部分中，我们也只修复其中的三分之一用于研究和展出，剩下的三分之二要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要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文物出土时的样子。袁馆长当时的决定带给所有考古队成员的是一种震动，他对秦始皇陵发掘的胸襟和眼光，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

虽然参加了二号坑的考古工作，但是我对一号兵马俑坑仍心心念念。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兵马俑，是到二号坑来实习时。大学期间，一些同学来参观过兵马俑，但我错过了那次机会。借在二号坑工作的机会，我时不时到一号坑转转，身边的那些技工也都是一号坑附近西杨村和下和村的村民，他们有的从1974年就加入考古队，还有的高中毕业后便在考古队学发掘、绘图技术，是袁馆长他们一手培养出来的专业技工，吴学功是其中的佼佼者，后来一直干到退休。

后来，终于有了一次机会。博物馆觉得我们的外展太多，而且来来回回就那几件兵马俑，想再从一号坑提取几件精品兵马俑出来。这个任务被我争取到了。我带着三名工人，其中有一位技工叫李双厚，在后五方区域提取了一件将军俑、一件中级军吏俑，还有一件车右。提俑之前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包括局部的清理、照相、绘图，但是这样近距离且亲手清理一号坑的陶俑，心里还是很忐忑的。我记得那是夏天，一号坑内特别热，我们还要在坑边无数观众的注视下开展工作，直至用绳索将陶俑吊上来，打包带回修复室。

除了记录兵马俑一号坑情况的考古简报，大量的学者对兵马俑和秦始皇陵进行了研究，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研究专著、文章。我刚参加工作时的研究其实是从研读这些成果开始的。这些成果的作者以参加一线田野考古的专家为主，因为他们对兵马俑、对秦始皇陵最有发言权。但由于当时刚入职，我在学术上还属于“愣头儿青”，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有章法，便经常向袁馆长请教一些问题，尤其是如何开展研究，特别希望他能给我们指定一些题目来做。袁馆长总是很耐心地解答我们的问题，而且鼓励我们多读书，特别是多读文献，再结合具体工作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开展自己的研究。现在我与新入馆的年轻人谈起这段经历时，大家都心有戚戚焉。我也希望他们早早渡过这个学术困难期。

这一阶段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基本上奠定了秦始皇陵考古的资料基础与学术框架，特别是引起了全社会对兵马俑考古的重视，在中国考古史上前所未有，同时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此后，陵园考古工作基本上是配合当地经济建设而展开的局部清理工作，如1995年因马路拓宽局部发掘了封土北侧建筑遗址，1996年发掘了鱼池遗址动物坑，1997年局部试掘了石甲胄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