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一些热心的朋友从来没有放弃过把汤显祖从小县城调上来的努力。这是与真可竭力要把他拉入空门的另一股相反的力。浙江巡抚王汝训上任前，汤的同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刘应秋嘱他尽快呈报吏部，让汤显祖调出遂昌脱离苦海，任职吏部文选司郎中的顾宪成不等浙江公文上报，就主张让汤显祖回京担任原职。批文迟迟不下，顾宪成甚至提出先调汤到南京任职，或者到条件好一点的州府做个同一级别的同知或通判也成，比如说就近的温州。温州知府刘芳誉听到传说，信以为真，还提前为汤建造了五间书楼，一等他调来就来入住。汤那一时期写给朋友的信中，也经常以乐观的语气说到有“贵人”在替他设法调动。尽管他的好友、同年们没有放弃过努力，且一再降低要求，奇怪的是一直没有确切的消息传来。刘应秋从北京写信给汤，说不知道为什么首辅王锡爵那么不喜欢他。汤这才明白，不是朋友们不努力，实在是自己早年在太常博士任上递上去的那一本《论辅臣科臣疏》，把元老们全得罪光了。

他想起了前些年流传的一出杂剧《郁轮袍》，作者王衡，正是王锡爵的儿子。王衡当年高中北京乡试第一，言官检举不一定是凭真才实学，建议再来一次复试以鉴真伪，曾让王锡爵认为这是开国二百年来内阁大臣所受的前所未有的耻辱，愤而提出引退，而自己所上那一疏虽是弹劾申时行的，却正好是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王衡此剧虽然写的是唐代诗人王维承受着世人毁谤他考试走后门的指责然后奋发的故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借王维自比，可知他对这一折辱始终耿耿于怀。刘应秋的信中说，王锡爵耳朵皮子软，一切事情都听儿子主张，首辅大人对自己没有好脸色看也就没什么意外的了。

王衡《郁轮袍》

或许是失望于再也无法回到京城，更是苦于衙署消磨时光，还要应付搜山掘金的矿使，16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汤显祖一直有着一个按捺不住的念头，想回老家临川去完成计划中的写作。1598年春，他终于完成了从风尘小吏向职业作家的转身。这年三月，汤显祖赴京参加三年一度的述职考察毕，眼看上调京城的希望渺茫，即向吏部告归，也不管上面是不是同意，决意回转临川香楠峰下的祖居去了。晚明官员纪律松弛，后来连六部尚书出走朝廷也不去替补，他这一走，也不算免职，县令的虚衔还是保留着的。

他这一负气任性的举动，更多的还是屈居小城多年升迁无望的抗议，潜意识里，他还是希望有朝一日重返京城的。可能是不经意间他曾把回乡的念头透露给朋友，消息传到遂昌，当地士民即派代表北上，在扬州钞关截住了汤显祖搭乘南归的商船，要求他回任遂昌。拗不过父老挽留，他答应回遂昌小住，但自己既已辞官，他认为不宜再住在衙署里，便住到了他曾经招待过真可和尚的妙智堂暂时栖身。

大概是1598年初夏，汤显祖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抚州府临川。他终于从红尘滚滚中抽身而出，成为个闲人了，何谓忙人何谓闲人，他很早就有一个体认：“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谓闲人，知者乐山，仁者乐水，此皆天下之闲人也。”所以《牡丹亭还魂记》一开篇他就这样说：“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此剧回乡前已经有了初稿，他所要做的是给那些伤感、典雅的唱词润色，使之体现出一种哲学式的沉思；考虑到时代的风习和观众的胃口，他还要尽可能地把整台戏拉长（最后这本戏长达五十五出），填上更多活泼俚俗的曲词和宾白，使之更兴兴头头，更适于众口相传。

用这些年为官积下的微薄的薪金，汤从乡人手里买下了一所旧宅，与家塾连成一片，“玉茗堂”[147]终于从纸上落到了实处。地方不甚大，但终于有了个安静的写作处所。到过的人都说，鸡埘豕圈之旁，都放置了笔砚，似乎有失典雅，[148]但汤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灵感闪现时迅速抓住，以便随时修改。《牡丹亭》的修改很是辛苦，有一天，当他改到第二十五出《忆女》时，家人突然都找不到他了，最后在柴房的一个角落发现他在掩袂痛哭。家人惊问缘由，他说，填词到“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这一句时，突然控制不住泪水，于是跑入僻静的柴房，索性哭个痛快。[149]

汤显祖《牡丹亭》

这年冬天《牡丹亭还魂记》的修改完成后，汤显祖又有一次与真可和尚的见面。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二月十九日，真可从庐山归宗寺来到了临川，固执的和尚还想再做一次努力。汤陪着他往南城从姑山凭吊了老师罗汝芳讲学的一处遗迹，表示自己实在惭愧，对不起和尚持续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在来年正月送和尚回庐山后，一个下着雨的晚上，他在临川老家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和明眸皓齿的“女奴”同寝，一番云雨后他拿出一条画有梅花的裙子让她穿，梦里有人闯进来大喊，达公从九江来信了！他打开金栗纸的信封，信末有“大觉”二字，纸上每个字都写得盈指大小，装帧得如同一卷佛经，里面全是和尚在和他讨论色与空的关系问题，这让他“如疑复如觉，览竟自惊起”。醒来后他为这个梦写下一首诗《梦觉篇》，诗中他如是描绘那个“明媚甚”的女子：“鸡鸣床帐前，何得小皓齿？瘦生巧言笑，青衣乃裙绮。”[150]

“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许多个日子后他把这首诗寄给真可，表达他对色空问题的见解，也是对真可多年来努力要超度他的一个交代：如果有一天，水上无波，月中无树，也就没有了困惑人心的情了，可是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吗？

从那个时期汤写给同年兼好友吕允昌（此人即剧作家吕天成的父亲）的一封信透露的消息来看，真可在临川期间，汤曾经与之说起，想写一部影射嘉、隆、万年间时事的小说，真可不主张他写，如果一定要写，则劝他把影射部分隐掉，免得陷入不必要的麻烦。[151]有论者认为，汤提到的这本小说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哄传一时的《金瓶梅》。但据读过此作的沈德符说，这本小说叫《玉娇李》，笔锋恣横酣畅，比《金瓶梅》还要过之。但不知何故，这部小说后来竟失传了。

不久真可和尚进京，因反对朝廷新一轮的税收政策，和尚发表了一些激烈的言论，引起当权者侧目，于1603年牵涉进了一桩有关皇位继承的所谓妖书案中被捕，是年冬天死于狱中。当真可准备动身进京时，汤曾提出反对，但真可的一句“我当断发时，已如断头”，使汤放弃了再度劝阻的努力。联想到一年前李贽在狱中的割颈自杀，眼看他们被害又无力相助，汤慨叹造化弄人，“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152]，更有着无以名之的悲恸，“便作羽毛天外去，虎兄鹰弟亦无多”[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