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光无限的京官生活一下子跌落尘埃，屠隆觉得就好像置身于一个不真切的梦里。生活的困顿不去说它，最难忍受的还是世人的白眼，尤其是来自那些不明底细的故交旧友的非议。

文坛领袖王世贞一向视他为“真才子”，算是很看重他才华的，此案一经发布，就断定屠隆是被自身的才华给害了，以不无沉痛的语气感叹说，即使把屠隆老家宁波东钱湖的水全部起底，也洗刷不掉“文人无行”四字。王世贞之弟王世懋，早年也算是与他意气相投的，从青浦时期到京城，往来从不中断，一闻听他削籍东归，连写去的长笺也无片语回复，真正是弃他如遗迹。还有一个订交很早的老友，即日后出任内阁首辅的王锡爵，听说屠隆因“**纵”被逐，也是宁信其有，不做任何声援。这几人论职务、论官场声望都远在自己之上，关键时刻怎么就不肯出头替自己说几句话以正视听呢？

最令他痛心的是同乡诗人沈明臣的反目。沈从未考中功名，布衣终身，以耀眼的诗歌才华名动东南，与当时文坛名流都有结交，两人虽同为浙东鄞县人，神交十年却从未一晤。1564年，两人在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家中首次见面时，皆有一时瑜亮之感，一个称对方“李白再世”，一个夸对方“真非常人”，自此互引为知己，经常一起诗酒唱和。沈明臣一副名士做派，一年到头，不管是出门还是会客，总喜欢穿各种款式的红衣，人称“绯衣公”。两人关系熟络后，屠隆曾打趣说沈的红衣有各种效用，春衣用以骑马，夏衣可以拥妓，秋衣用以垂钓，冬衣用以赏雪。屠隆任职青浦时，沈明臣在万历七年、八年（即1579年、1580年）至少有三次和朋友们一起来看望过他。屠隆记得最真切的一次是万历八年四月，恰逢长子出生，沈明臣与冯梦祯、沈懋学联袂至青浦，送了贺生礼物锦褓、金钏及洗儿钱，还吃了满月酒，儿子的小名阿云，还是沈明臣给取的。那天酒酣耳热，初为人父的屠隆问几个朋友，儿子取啥小名为好，思路敏捷的沈明臣接口就说，青溪，云间地，此儿云间生，当小字阿云……沈明臣经济拮据，屠隆经常从可怜的一点俸禄里拿出一点接济他，后来到了京城，也常给老家的沈明臣寄各种物品。这次栽大跟斗罢了官，他也是第一时间写信告诉了沈明臣，告知他待河水解冻后就南行回家，只是邮路梗阻，这封万历十二年（1584）十一月十七日发出的信，等到沈明臣收到已是第二年的梅雨季节了。沈明臣讶其迟来，写信又不知寄往何处，写了一首诗表达盼归的急迫心情，在诗里他把屠隆比作诗人杜甫，把自己比作锦里先生，说自己和家乡的父老已经准备好了美酒，欢迎屠隆早日归来。“他乡纵好难留滞，稚子朝朝遣候门”[102]，自家儿子好差遣，天天派去门口看有无人来，却总是失望以告。

屠隆走到哪里了呢？万历十二年（1584）隆冬，屠隆“布衣皂帽”出京，说是“萧然一骑出都门”的洒脱，实际上又是老母又是妻儿，八口之家走得很是辛苦。两年前上京赴任都要朋友资助，丢了官千里南归，盘缠更是个大问题。他先是应友人张佳胤之邀到潞河、檀州[103]，从时任蓟州兵备使的故旧顾养谦那里讨到了一笔钱，而后从运河坐船，一路经山东清源，江苏盐城、扬州、镇江、无锡南归，其间同年接待，故旧来慰，不一而足。“挂帆南下，风日渐佳，海月江云，遂落吾手”，运河两岸风景自是不错，然心情也不会如他自吹的那么好。在盐城射阳湖舟中与王锡爵见面时，未来的首辅大人教导屠隆，这番遭祸虽不可预料，然深挖思想根由，毛病还是出在受了太多老庄的毒，逍遥实为祸本，要他回到老家闭关息游，别再跑东跑西，一切以归乎简寂为要旨，这样或许还有可能东山再起。屠隆口中诺诺，说王大人的教导句句肝肠、言言精理，心底下自然老大的不服气，发暗誓再也不跟这班大人先生往来。这么着走走停停，舟抵杭州，已是荷花盛放的六月光景。此去家门已不过三百里，然盘缠告尽，天气又溽热难耐，于是在吴山脚下避暑三月，泛舟西泠六桥，看荷花，撷菱芡，登天竺，待秋风乍起，他才从西陵渡钱塘江，准备归家。

屠隆书迹

沈明臣在家中接到屠隆来信，告以九月九日抵家，沈正好有事要去苏州，怕错失与屠隆相见，于是推迟行期，在家等了数日，屠隆还没回还，只好发舟启程。九月十二日，沈明臣的船于夜间过绍兴，次日早晨抵达西陵，才知道前日晚上屠隆渡钱塘江东归，一时临风惆怅，写下一诗云：“越王城边秋可怜，芙蓉照水空相鲜。前来舟楫杳不见，后飞鸿雁何茫然。心中所期交臂失，天末谁将落梦边？踌躇手把黄菊嗅，青沙白鸟双翩翩。”载着两人的船在万历十三年（1585）的秋天背向而驶，就好像寓意着他们的友谊在以后的日子里将渐行渐远，直至反目成仇。

屠隆《白榆集》明万历刻本

从日后屠隆写给朋友们的那些衔冤负屈的书信来看，屠、沈反目当在他回乡后的次年，原因则是沈明臣指责屠隆在“**纵”一案中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以“大义”切责，以致发生抵牾，关系破裂。屠隆为此大为恼火，因为在他看来，沈明臣这样说是明显袒护自己的切齿仇人俞显卿，使不明真相的世人对自己的“不德”更加信以为真。朋友绝交，他连沈明臣的名字也不愿提起了，信中更是一片恶声，称之为“老山人”，并说“此人使气好骂，有灌夫之病”“老而多欲，口如蛇矛”。汤显祖南京回信所说的“读足下手笔，所未能忘怀，是山人口语一事，天下固有此人，……宁人负我，无我负人，江海萧条，大是群鸥之致”[104]，即是闻听屠、沈交恶之后的劝慰之词。此后两人虽同处鄞地，声息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沈明臣背发巨疮，其大如碗，屠隆不去探望不说，说起来还一副幸灾乐祸的口气，称为“业报”；[105]屠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沈明臣也从不上门。两人关系形同水火，搞得王世贞都看不下去了，写信给屠隆要他“濡煦”沈明臣。屠隆的《白榆集》，先前因请沈写序，原稿在沈明臣处，他想讨回原稿也不自己出面，找了一个共同的朋友汪道昆，说自己“苦无副本”，请他帮忙讨回。万历十七年（1589），宁波地方政要委托屠隆主持修撰《普陀山志》，屠隆遍邀名士大僚约稿题咏，以沈明臣的声望自应在邀之列，屠隆也不直接找沈，而是找了远在北京任职的沈的从侄沈一贯，请他代为约稿。如此煞费苦心，实令人啼笑皆非。一直到1596年沈明臣去世，屠隆也无片言悼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