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后，一代名楼已成墟里孤烟，已很少有人知道。项元汴生活的那座南方小城曾经叫秀水、嘉禾，项元汴喜欢的那个古称“檇李”更是无人再提起。当年阁主人摩挲把玩的古物、珍玩却仍在尘世间行走，它们有的散入市井，有的成为皇宫庋藏，也有的安静地躺在博物馆的箱柜或陈列架上。冥冥之中，它们好像都在等待一个神秘的指令，等待着某个月夜响起一阵啸声，它们好拔脚赶往瓶山脚下灵光坊的项氏旧宅。但它们的旧主人早已经不在了，甚至他的骨殖都被人偷去了。
物比人更长久，是因为时间已让它们成为精灵。
在几乎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作家的晚明，项元汴没有留下一部藏品著录真是艺术史上的一件憾事。或许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但在后来的战乱中被毁了。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了。虽则如此，天籁阁的藏品还是有不少见诸明末以来的各种著录。项元汴在那些经他收藏的字画上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少量还有字码。这样，尽管过去了将近五百年，凭着这些线索，后世还是可以大致复原项氏藏品的基本规模。
民国年间，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弟子翁同文一头扎进故宫博物院库房，发现项元汴在那些经他收藏的字画上都留有印记，一是标上他的字“子京”，或者号“墨林山人”，再就是按照同时代作家周履靖的《初广千文》的次序进行编码，书之于每件作品的首尾或四角沿边位置。前者很好辨识，但也容易被层出不穷的造假骗子钻空子，弄出一堆赝品迷惑世人，只有真正掌握了后者的编码秘密，才算是有了一把进入项氏藏品宝库的金钥匙。循着这些线索，翁同文教授复原了这份已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藏品目录，并由此推算出了项氏书画藏品的总数为二千一百九十余件。
项氏旧藏书画有两部分，即以千字编号部分与未列入千字编号部分。千字编号书画残目，这部分达1000件左右。以残除余数为基准，推测这部分可能仍存200件左右，亦即原数的2/10左右，兹又推测全部的残余概数约438件，如果认为全部的残余量与千字编号部分的残余量在比例上相当，全部残余量也是2/10左右，即可从2/10的全部残余量438件推出十分之八的全部丧失量是1752件，将全部残余量与全部丧失量合计，共2190件，就是项氏书画收藏的原来总量。
翁同文说，故宫博物院的书画收藏，据《故宫书画录》共计四千六百余件，项元汴以一己之力，收藏量已达故宫半数。
传苏轼绘《墨竹图》，画上有多枚项元汴藏印
戏曲家兼收藏爱好者何良俊，与嘉兴项家是世交，1555年冬天，项元汴的父亲项铨八十大寿时，供职南京翰林院的他曾应邀赴项家贺寿。项铨是个生意人，经商积成巨富，晚年又花钱捐了个吏部郎中的虚衔，他的三个儿子自然要把这场生日寿宴办得热热闹闹。日后，何良俊在回忆这场寿宴时说，这一家的排场之奢侈，实在过分了，“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
这一天到场的宾客大概有二十余人，每一位宾客桌前皆有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有十五六两。餐毕，用来洗面的是梅花银沙锣，就连漱口盂都是纯金打造的——何称之为“金滴嗉”。此外，目击者看到的奢侈用品还有银水火炉、金香炉等，是夜宾主尽欢后宿于项家，饱受刺激的何良俊又一次吃惊了。他说，就连客房里的帷帐衾裯也全都是锦罗绮缎，豪奢无比，害得他一整个晚上都不能合眼。
为了不给故交一家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何良俊在把这一幕的回忆写入《四友斋丛说》时，没有直接点到这位友人的姓氏，只是泛泛地说“嘉兴一友人”。但康熙年间刊刻的一部嘉兴地方志明确把这段话附着在了项元汴的身世介绍后面，可知当时的明眼人一望便知，这富可甲于江南的一家，实非项氏莫属。
同时代的文人、画家、古董商人、文物掮客——包括日后的李日华和董其昌——只要曾经出入天籁阁的，无不对项氏家族巨大的家产表示歆羡。时代的尚奢风气使他们普遍认为，只有在阔大且设计精心的庭园里，在考究的家具和精美的茶具、香具里，优雅生活的气韵才能得以完全呈现。真正代表一个人地位和品位的不是金钱的堆砌，而是法书、名画、文玩、奇石和花卉虫鱼这些与日常生活无甚关联的雅物，即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社会精英是由物品来区分的。当他们中屈指可数的几个——那必须是阁主人的至交亲朋才行——穿过堂前的松石梅兰和拖曳衣裙的香草，再转过四座迎宾的大理石屏，进入纱萝隔开的摆满了金石文字和珍异的铜瓷花觚的天籁阁密室，必定会有进入时光隧洞之感，只恨自己的一双眼睛不够使了。商周时代青绿色的彝鼎，汉代的玉器兕镇、犀珀旧陶，晋唐宋元的法绘名帖，官哥、定州、宣城之瓷，端溪、灵璧、大理之石，再加本朝永乐朝的雕红漆器，宣德朝的铜铸香炉，成化年间官窑烧制的小件五彩瓷器，就好像整个世界的宝物都拥挤到了这小小的阁中。赞叹之余，他们对这些古物背后巨大的财力支持更是咋舌不已。
嘉兴项家到底有多少资产？与项元汴生活于同一时代的王世贞做过一个估算。他说，专擅嘉靖朝国政二十年之久的前首辅大人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经与人纵论财富，搞出了个富人榜，他曾亲与耳闻。在这份富人榜中，居首等的十七家，身份有宗室、勋戚、官员、土司、太监，也有如山西三姓，徽州二姓，无锡邹望、安国，嘉兴项氏这样的商贾之家，他们都富可敌国，最少的资产也有五十万。这其中，大太监冯保、张宏过二百万，武清侯李清过百万，严世蕃自己过百万，无锡邹望近百万，安国过五十万，曾任礼部尚书的吴兴董份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严世蕃还特意拿嘉兴项家与吴兴董尚书家做过比较，说项家的金银古玩远胜董家，但田宅、典库等不动产不如董家。[13]
原籍河南洛阳的项氏家族是靠什么在江南骤富？前文所述的那本嘉兴地方志《嘉禾徵献录》说项元汴的父亲项铨年轻时就显示出了很强的经商才能，“治生臆算，盈缩无爽”，他是靠经营典当业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然后到处置地买屋，收取地租。万历十一年（1583）的状元郎、后来担任武英殿大学士的朱国祚在一篇祠堂记中曾经记述了项铨的一个故事，说项铨买下的一处房屋，几十年后翻修时，从壁肚里发现了一大笔金子，项铨找到旧宅主人的后代，把这笔钱如数还给了他们。或许这种诚信的品质正是项氏得以发家并保持良好声誉的重要原因。项铨死后，把家产以一作三，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
比起两个兄长，项元汴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更多遗产，或许是父亲项铨偏心，或许是两位兄长出于对幼弟的关爱，他们都自愿让小弟多占一份，这一令人称道的行为，在地方府志上被称为“让财于季”——季，也就是他们家的老三。尤其是大哥项元淇，更是处处都让着、护着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项笃寿和项元汴[14]。从他的豁达和慈悲心肠来看，可能更多继承了乃父的品质。地方遭了灾，他总是第一个出来施粥赈灾，朋友去世了，他就出资抚养其幼孤。据说项铨病重不起的那年冬天，项元淇正在北京，闻听消息星夜往老家赶，他到家时，项铨已下葬，项元淇大哭着跑到墓地，在墓园边搭建了一间草庐为父亲守灵，至于父亲留给他多少遗产他一言都不问起。
在比自己小二十五岁的幼弟面前，项元淇更像是一个对自己的孩子有些娇纵的父亲。同时代人津津乐道于他的慷慨大度，总是意在反衬项元汴的吝啬，同时证明他们兄弟的友爱之情。项元汴年轻时做过一阵子生意，因刚入道，一些银钱往来的规则也不是很懂，有个生意伙伴把一万余石粟抵押在他那里，抵押期限还没到，项元汴就把这些粮米抛售了，这一不诚信的行径近乎奸商作为，对方不肯歇，官司打到了府城。最后还是项元淇出面调停，让小弟在这桩坐定要输的官司中化险为夷。
二哥项笃寿对他也不错。诗人朱彝尊讲过一则故事（朱、项两家是亲戚，朱的一个姑母嫁到项家），以证明他们兄弟的友爱。项元汴刚入收藏一途时，还不怎么会砍价，有时收入的字画古玩价格高了，他就一整天闷闷不乐，吃饭都没了心思。项笃寿从小厮处得知消息，就故意走到他三弟那里去，问他最近收到什么好东西没有，项元汴就把那件买贵了的东西拿出来。这个做哥哥的可能根本就看不出这件东西好在哪里，却啧啧赞叹不止，然后出同样的价格把它买下来。[15]
尽管像他们的父亲到了晚年一样，元淇后来也捐了个“上林丞”的小官，但和精于国考之道并最终获得进士头衔的二弟项笃寿还是有别，元淇与官方一直保持着审慎的距离，早年参加过几场府院一级的初考后，他就弃绝此道，转而去经营自己的艺术人生空间了。他在嘉兴和一帮赋闲的官员、僧侣一起组织了一个诗社，自己则是这个文学社团当之无愧的核心，和社员们频繁往来唱和。在他家中，总是坐客常满，樽俎不虚，这些经常叨扰他的来客大多是当地诗歌界和书画界的朋友，有时还可以看到吴门画派的重要画家文徵明的两个儿子文彭和文嘉的身影。
风雅如同一滴墨，会沿着宣纸的纹理晕染开去，作为离墨点最近的他的两个弟弟，也早早沾染上了艺文的气息。尤其对年岁最小的项元汴来说，看着自己素来崇拜的长兄和一帮诗人艺术家经常往来，他幼小的心灵肯定对那个充满着笑声的艺术家圈子充满了向往。正是在乃兄的影响下，少年时代的项元汴狂热地迷恋上了诗歌，并立志成为一个诗人，从留存下来的他与元淇的六通书札来看，兄弟俩在信中讨论的大多也是吟诗作文之事。尽管他对诗歌倾注了持续的热情，但可能是个人才能的关系，他到死都没有博得兄长那样的诗名。
这个失败的诗人，手挥丹青却着实令人惊艳。他画的山水小品，学的是元人倪瓒、黄公望笔意，其间尤其醉心于倪，水墨淋漓，书法走的是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路子，都曾得到过晚他一辈的艺术史家董其昌发自内心的赞赏。[16]尤其是他画的墨兰图，师承当朝大家文徵明，是典型的元人笔意，叶子只四五笔，花二三茎，竹十余叶，石头也只孤零零的一块，具体的景物都只是略写大意，却把看似细弱的一株生命，画得气息极为悠长。看来画家不但惜墨，而且惜笔，不但惜手，而且惜心，寻常画匠就是用尽平生气力，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在项元汴中年时画下的力作《花鸟长春册》上，董其昌题跋感叹说，读这份册页就像走在林木葳蕤的山荫道上，让人应接不暇，创作出这样一幅饶具宋人意趣的画作，看来画家不仅要把这些花花草草酝酿透彻，更要有巧思、有闲情，把它们像珍珠一样一一穿缀起来。
项元汴《柏子图》
这个人一直都是以一个鉴古家兼收藏大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偶尔托兴丹青，竟也如此出彩，没有丝毫俗笔，难怪在市面上受到追捧，时人争相抢购。但项元汴作画有一个毛病，总喜欢把他那些诗歌作品题写在画幅空白处发表，要是他的诗与画能够水准相当、珠联璧合，倒也罢了，问题在于这些诗句并没有他想当然的那样优秀，这就让那些求画者很是苦恼。后来不知是谁想出了个法子，向项元汴订画前，先向他的随身书童送上三百贯小钱，叮嘱之，一待项元汴画毕，就迅速抽走，拿印章蘸满印泥盖在空白处，以免他家老爷画蛇添足再去题款，他们笑称这钱叫“免题钱”，花得一点也不冤。
要是项元汴知道了他的贴身小厮瞒着他在收这些小钱，那还真要给活活气死。但大多时候，他是不会察觉到书童的这些小把戏的。他还是继续兴致很高地参加兄长组织的一次次诗会，朗诵自己的新作，向客人发表一些自以为高深独到却惹人暗底下嗤笑的诗歌观点。一有来客求登天籁阁参观他的宝藏，他就把他们拉住，出示自己新写的诗作，呶呶不休地告诉客人们这诗妙在何处，该当如何诵读才能曲尽其妙。来客为了登阁一窥堂奥，总是尽可能多地说一些客气的奉承话，所以，项元汴每次都能收获一大堆让他飘飘然的恭维话。
其实，求诗未必得诗。如果项元汴的神志还没有被那些言不由衷的赞美彻底弄迷糊，他应该知道，一首诗应该早于它自身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一个优秀的诗人，只消把藏在暗处的它们找出来，而不是玩弄文字游戏，不择手段将句子弄成委婉、隐晦的样子，将语义藏在意象背后，以为那就是诗。难道那些受惠于他的诗人和画家就没有一个人诚恳地告诉他，这样做只能是徒有其形，骨子里还是无诗？有诗或无诗，其实跟意象并没有必然关系。诗歌，这轻盈而带翅膀的神圣之物，它实际上是一种美学的体验。如果你不能像感觉水果的气味、感觉一个女人、感觉爱情一样感觉到它，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写它呢？
1576年，擅长狂草的书法家詹景凤冒着寒风来到已然名扬江南的天籁阁，求看传说中项元汴的珍秘藏品。照例，项元汴又拿出自己的一叠诗稿给客人观摩，这些五言七言的句子论诗艺实在没有可称道之处。但詹景凤因有求于人，只能和以前的客人们一样，挖空心思地说一些赞赏的话，这让詹很是哭笑不得。詹景凤后来说，自己为了尽观其所藏，不得不顺着他的意，违心地说他诗好。项元汴这人也真像个孩子一样，被哄开心了就把所有的宝贝都拿了出来，由着自己去观赏了。但说实话，那些诗真是狗屁不通——詹景凤用了一个称得上恶毒的词“殊未自解”，可笑他还在强自说好不休，人怎么可以没有自知之明到如此地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