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费了不少笔墨讲乌台诗案，想说明的是，乌台诗案，不是今天我们一般人认为的古代的那种“奸臣陷害忠良”的故事。如果放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个故事里并没有奸臣，也没有昏庸的皇帝，而是一个时代转折点上的政治事件和司法事件，参与的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合理”的事情，酿成的是个人的巨大悲剧。

乌台诗案完全超出了苏东坡的预想，也超出了同时代人的想象，以他们的生活经验而言，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但它确实发生了。它的发生，来自不确定性，也因此引发了连锁的不确定性。究其原因，苏东坡处于时代的转折点上，他看到了这种转折带来的现象，但并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

用美国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术语来形容，乌台诗案是“一只时代的黑天鹅”。塔勒布研究人类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写了《黑天鹅》《反脆弱》等著作，他提出的“黑天鹅”概念广为人知。塔勒布借用哲学家罗素的一个比喻来说明“黑天鹅”。这个比喻是这样的，一个农夫养了一只鸡，每天给它喂食，连续1000天，每喂一次食，那只鸡就认为农夫的手一出现，就会带来好吃的。渐渐地，它以为这是常态，不会改变。但到了第1001天，农夫的手伸出来时，那只鸡以为又是在喂食，但不幸的是，这次农夫抓住它把它杀了，当作节日的菜肴。

这个第1001天是异常的，却是致命的。塔勒布说这就是“黑天鹅”。常态生活里突然出现的反常，能够改变整个社会的形态，也能改变个人的命运。但我们总是固守于前面1000天的经验，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正是这个经验，让我们完全看不到第1001天的出现。在1000天之内，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推理，分析出各种预测，但很难预测第1001天。那么，应该如何对待“第1001天”这只黑天鹅呢？塔勒布从风险管理的角度作了各个层面的分析，也提出了各种策略。

在塔勒布看来，像印刷术的发明，像一本书突然成为畅销书，像突然的股灾，像突然出台的什么政策，等等，这些现象很难预测，它们出现之后，也很难判断会带来什么结果。事后人们总是分析出各种原因，但都是“事后诸葛亮”，实际上，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塔勒布把这种现象叫作“黑天鹅”。

回到苏东坡。北宋时，印刷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图书不再只是用手写，而是可以大量复制。苏东坡有一段文字描述了这种变化：“余犹及见老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到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李氏山房藏书记》）又批评当时的年轻人“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但苏东坡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新的传播技术背后深层次的意义。当他的书出版后，成为畅销书，他并不觉得事情在发生变化。就像二十多年前，苹果手机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当我们第一次用微信发表意见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它的后果会是什么。往更深一层去探讨，欧洲是在15世纪的时候才出现古登堡的活字印刷，引发的是《圣经》的普及化，把《圣经》从教会垄断的解释权里解放出来，还促进了“出版业”和“版权法”的诞生，甚至被认为是文明的转型，是印刷文化时代的开始。

但在中国，北宋的活字印刷术，对中国社会并没有形成本质性的影响，像苏东坡这样最为杰出的人，亲身体验了这种技术，但只是把它作为传播的工具。从北宋到明清时代，一直有微弱的出版市场，加上书画市场，构成了暧昧的古代中国文化市场。北宋时，在杭州一带有人印书赚钱，明清时代江南一直有图书市场，也有书画市场。一些文人，如江南四大才子等，靠着这个微弱的文化市场得以解决生计问题。少数像文徴明这样的人，靠着它可以脱离官场，过上相对独立自由的生活。

但总体上，中国人并没有从印刷术的进步中找到文明转型之道。对于文化人来说，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技术可以开辟另一种谋生之道。这和中国文化里对于商业的轻视有关。夸张一点说，即使才华横溢的苏东坡，也错过了中国历史上堪称伟大的一次时代机遇。人的意识与思维，决定了他能看到什么。这种机遇超出了儒释道的思想范畴，明明白白在他面前，他还是不能弄懂其中的意义。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有一段精彩论述：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节制资本的政策，一直延续。除了元清两代，废除特权的政策一直延续。官吏不能世袭，但造成了聪明的人都去读书当官，使得中国政治表现出臃肿的毛病。不像西方，根本上没有官，只有世袭的贵族。聪明的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

钱穆先生的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同样是新的传播技术，何以在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形成了不同的结果。

了解了这个大背景，我们就能明白活字印刷在北宋并没有带来“文明转型”，但对于原有的社会传统会有“润物细无声”的冲击，如会瓦解北宋开国以来形成的“言者无罪”的传统。乌台诗案发生之前，苏东坡以及他的同时代人，都浸**在宋代开国以来形成的“言者无罪”的氛围中。1069年，他上书神宗皇帝，讨论台谏制度，在苏东坡看来，台谏制度是宋代的优越性所在。他说，历史上的王朝有两种，一种是“内重外轻”，就是中央集权型，以秦和魏为代表；另一种是“外重内轻”，就是地方分权型，以周和唐为代表。二者都有弊端，前者奸臣专横，后者军阀割据。苏东坡认为宋属于“内重外轻”，却没有像秦、魏那样出现奸臣专横。原因何在呢？因为有“台谏”的存在，是“圣人防过之至计”。

苏东坡特别提到，秦汉以来，到唐、五代，因为谏言被杀的人不下几百人，而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人因为谏言而被处死。即便被问罪，也能够很快恢复名誉。苏东坡还特别赞扬了赋予台谏官的特权：即使没有确证，根据传言也可以弹劾百官。对于台谏官的言论，不管是谁，哪怕是皇帝弹劾宰相，都要认真倾听。

苏东坡的这一段话，讲出了他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共识，第一是言者无罪，第二是肯定御史台的监察作用。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环境下，苏东坡对于自己的言论，一直都没放在心上，觉得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即使早在1073年，沈括把苏东坡抄写给他的诗作作为证据，向皇帝举报苏东坡的诗里有对朝廷的不满，神宗都没有理会，苏东坡也没有当回事。他并没有意识到在新的传播方式下，问题正在发芽。到了1079年7月，酝酿已久的问题终于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