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后，北京的多数欧美市民努力融入这座城市，想方设法与本地居民融合，在欣赏并保持北京传统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努力以善意和特长帮助城市在一些方面向现代化迈进。北京的本地居民越来越习惯于这些“洋市民”的存在，变得乐于同欧美居民打交道，这并不单单是因为“习惯成自然”，而是不少人认识到了普通中国人和欧美人其实是“性相近，习相远”，既然人性有共同之处，都注重诚信、友善、互助，则交往和良性互动就有了基础。

北京这座古城在“拆”与“存”之间几经折腾终于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城市空间布局，对于中外居民的融合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晚清时期，北京仍保持着由四重城墙来区隔、划分城市空间的格局。由内而外，分别是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皇城位于内城和紫禁城之间，实际上是在内城之中又划出一定的城市空间，把围绕着紫禁城的一些皇家机构、园林和建筑，如太庙、社稷坛、皇史宬、北海、中海、南海、景山等包围保护起来，形成宫禁，是皇家办公、生活区域。明代，按官方规定，普通百姓不能随便出入。清代虽允许满族官民居住，但八旗兵在皇城内设有官厅，分区驻防，严密布控。皇城在天安门前辟有一个狭长的封闭式宫廷广场，内有千步廊和200余间朝房，这一广场也属于皇城区域。东交民巷就在宫廷广场的东侧，处于皇城和内城之间。它本身又是深墙大院，各种公用、民用建筑都在其内，自给自足、自成一体，基本对外隔绝。欧美人士深居其中，对外面的人与事都戒心重重，中外居民正常交流在空间上就有人为阻隔。此时北京内城的人口结构，满族官民居多，他们并无多少和洋人交往的欲望，偶有来往，也是公事公办。汉族居民多在外城，按律不能居住在内城，商民出入内城也有时间限制，和洋人打交道的几率很低。

民国建立初期，北京官方与民间进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都非常迫切，皇城在市民眼中成了专制保守的象征、现代市政建设的障碍。皇城城门、城墙被逐渐拆毁，皇城和内城融为一体，转变为普通市民的公共生活空间。同时内城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汉族居民占了多数；居民职业结构变动明显，官员比例大幅减少，商业、教育、医疗等各行各业的人士居多。欧美市民也减轻了疑惧，很多人走出了东交民巷，搬到内城各处居住，与本地居民为邻，这当然有利于双方的交流与融合。1928年首都南迁，北京丧失了由中央政治权力附带而来的大量资源，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区域资源求得生存与发展。市民们认识到了传统建筑是历史文化遗存，是宝贵的旅游资源。市府与民间协力，有了比较科学的城市规划，北京的城门、城墙、胡同、四合院得以系统保存，这使北京到1949年仍是一座保留了中国传统城市设计规制、具有都市系统布局结构的瑰丽艺术品。

对于这座世界少有的建筑艺术品，从掌握的史料看，大多数欧美市民是发自内心地欣赏热爱。北京传统建筑遭到破坏的消息，常使他们痛心疾首，纷纷撰文抨击、呼吁保留。这份热心，使当时的一些本地居民都感到惊讶。这些久居北京的“洋市民”，是较早认识到文化“民族的即世界的”一些人。由爱一座城市，到真心帮助城市发展，再到真诚与本地市民交往、希望彼此成为朋友，这是多数北京欧美市民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