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北京的外国教会大体上分为三类。

第一类，俄国东正教会（Russian Orthodox Church Mission）。这是最早来到北京并且开办教堂的教会。1920年左右，东正教会在北京共有7座教堂，其中4座在城内，2座在西山，1座在俄国墓地[1]。该教会的教堂和神职人员大多集中在内城东北角。

第二类，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其教堂包括西什库教堂（北堂），圣弥额尔天主堂（St.Michael's Church，东交民巷），大圣若瑟堂（St.Joseph's Church，东堂）等17个教堂。

第三类，基督新教教会（Protestant Missions）。主要有伦敦会、中华圣公会（安立甘会）、长老会、公理会、美以美会（卫理公会）、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救世军。此外，联合卫理公会（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安息日会（Seventh Day Adventist Mission），美国圣经会（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等教会在北京也都派驻了代表。根据甘博的统计，1920年左右，北京的基督新教教会共有外国教士188名（64名男性和124名女性），中国教士346名（249名男性和97名女性）[2]。

这三类教会中，新教教会进入北京的时间最晚，但在民国时期，其各项工作开展得较另外两类教会更为活跃。并且，新教教会长期以来约定俗成，形成了各自工作的固定区域，如长老会的教堂和各类机构多设在内城北部，而伦敦会则在内城西部。

表6.1 20世纪20年代北京基督新教主要教会列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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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为了更好地传教布道并惠及当地民众，北京基督教会的工作除了经办教堂之外，还包括开办学校等教育活动、开设医院诊所等医疗卫生活动、设立孤儿院等慈善救济活动。1917年，据京师警察厅统计，北京共有8166名天主教徒；1920年左右，据教堂和教会的记录，北京大约有5000名基督教新教教徒，据警察厅的统计，这个数字为5440名[4]。通过教育、医疗和慈善等活动，各外国教会与北京本地居民进行良性互动，客观上来说，为北京教育、医疗事业的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图6.1 北京新教教会工作分区图[5]

一、北京欧美教会重视教育

1921年，甘博在其关于北京的社会调查中指出，新教教会把相当一部分力量用于教育——188名外籍传教士中有76名（约40%）、346名中国籍传教士中有约200名（约58%）从事教育工作[6]。可以说，教会教育是欧美教会除教堂外的最重要的传道方式。

图6.2 美国公理会灯市口教堂[7]

摄影者：甘博（20世纪20年代）

图6.3 美国公理会在北京所办一女子寄宿学校之教室内景[8]

摄影者：甘博（20世纪20年代）

除了北华美国学校（North China American School）、北京美国学校（Peking American School）、法文学校（The French School）等专门为在京外国人子女所设立的学校外，外国教会在京开办或捐助的学校，大多都为中国学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经过调查编写了1922年7月至1923年6月的《京师教育概况》，列出了39所“教会及外人立”学校的具体情况（见表6.2）。

表6.2 1922—1923年北京教会及外国人设立学校情况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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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总数来看，教会及外国人所立学校的数目大约占北京全市学校数的10%。就学校类别来看，教会及外国人所立的高等小学、中学、大学数量在北京的同类学校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分别为63%、35%、23%（见表6.3）。

表6.3 1922—1923年北京各级学校数量比较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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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职员数量来看，教会及外国人所立学校的教职员数量占北京全市教职员数的14%，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及外国人所立学校的女教员数量和比例显然高于国立、公立或私立学校（见表6.4）。

表6.4 1922—1923年北京各级学校教职员人数比较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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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数量看，来自教会及外国人所立学校的学生数量大概占北京全市学生总数的12%，而从女学生所占比例来说，教会及外国人所立学校的女学生比例相对较高，尤其是大学、中学、高等小学、专门学校和国民学校（见表6.5，表6.6）。

表6.5 1922—1923年北京各级学校学生人数比较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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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1922—1923年北京各级学校女生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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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各级学校的全年经费来看，教会及外国人所立学校的经费所占比例与其学生总数所占比例相差不多（见表6.7）。

表6.7 1922—1923年北京各级学校经费表[14]（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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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及外国人所立各校，有不少是英、美两国的基督新教教会所办，尤以美以美会开办和参与的学校数量最多，还出现了新教各教会联合办学的趋势。美国公理会、长老会、美以美会及英国的伦敦会倾向于联合办学，因此组建了“教育联合会”（Educational Union）。该联合会成立初期，这几个教会达成了共识，即一个教会负责一类学校，其他教会从各方面鼎力相助。这些学校分别是：公理会的艺术学院（College of Art），长老会的神学院（Theological College），伦敦会的医学院（Medical College），公理会的女子学院（Women's College）和美以美会的女子医学院（Women's Medical College）[15]。在医学方面，1906年，四公会联合另外两个新教教会，成立了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校名中便有联合（Union）之义。1915年，罗氏（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以“超越了传教士们最大胆的希望和计划”的姿态，接管了协和医学堂，改名为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并在东单三条新建了全新且壮观的医学院建筑和协和医院，并配有两栋学生宿舍，一栋教师公寓，发电厂，煤气厂和抽水站（水泵）。为了“提供与欧美最好的大学同样的设施以利于医学人才的培训和医学研究”，协和医学院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施和教学设备。协和医学院设有医学（Medicine）、外科学（Surgery）、妇产科学（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眼科学（Ophthalmology）、耳鼻喉科学（Otolaryngology）、病理学（Pathology）、生理学（Physiology）、生理化学和药学（Physiological Chemistry and Pharmacology）、解剖学（Anatomy）、放射学（Roentgenology）、护理学（Nursing）等科系，拥有教职人员205名左右（外国人120名，中国人85名）。英语是主要授课语言，同时科学汉语也被要求学习，因为要“培养能够真正最终有助于著作汉语医学文献的人”[16]。

6个新教教会名义上仍然参与协和医学院的管理，13人的董事会中，6个教会分别指派一人，另7个为罗氏驻华医社的代表，但是，主要管理权掌握在罗氏驻华医社手上。

1919年，随着几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的成立，欧美传教士们在北京创办大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而燕京大学也成为北京新教教会教育成果中“最卓越的典范”[17]。

1922年，英国学者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其著作《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中写到，“燕京大学是中国人不得不忍受治外法权带来的结果的典型代表”，因为“中国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并且教学设施和教职人员完备，但美国教会仍决定称他们建立的大学为‘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原先的‘北京大学’不得不改成‘国立北京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这就好比中国人在伦敦建立了一个教授儒学的‘伦敦大学’，并且迫使原有的‘伦敦大学’放弃这个名字”[18]。罗素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燕京大学根据美国纽约州的法律建立，经过纽约州大学评议会同意之后，有权授予学位。学校的管理由各教会指定理事会成员，理事会再选举出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成员可以是住在北京的美国人、英国人或中国人[19]。

总的说来，燕京大学是按照美国标准建立的大学，稍带些中国和英国元素。燕京大学的教学是完全与美国国内接轨的。也因为如此，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能够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读了2年之后，于1929年秋天进入燕京大学读大三。与他同来燕京大学的，还有一个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二年级的学生[20]。此外，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关系匪浅，这表现在“哈佛—燕京学社”和“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的成立上。普林斯顿的教授常到燕京大学讲学一年或数年，燕京大学的学生“也常去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21]。

至于成立燕京大学的目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指出，“燕大是整个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兴办是为了给教会人员的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而更主要的，是为了给教会培养工作人员。这正是燕大能在中国土地上得以创办的唯一理由，也是它获得经费支持的唯一希望所在。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22]。燕京大学的学生戴维斯认为，燕京大学的“宗旨是造就中国现代的领导层，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最优秀的文化熔为一炉的精英。学校的基调是由校长司徒雷登确定的，他本人就体现了多种文化的融合”[23]。客观上来说，燕京大学的开办不仅为中国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据《北京实用手册》（Peking Utility Book）的记录，1921年9月，燕京大学有学生273名（男生153名，女生120名）[24]。据《京师教育概况》统计，1922—1923学年，燕京大学（包括女校）的学生数为486名（男生392名，女生94名）[25]。而据戴维斯的回忆，1929年左右，燕京大学有学生675名（500名男生，175名女生）[26]。

燕京大学包括神学院、艺术与科学学院、农学系、商务培训系等[27]；学制为6年（2年预科，4年本科），“大多数自然科学课程都是用英语教学，有些课程用中文教学。教职员有中国人、美国人和欧洲人”[28]。甘博统计了截止到1921年的燕京大学毕业生去向（见表6.8）。

表6.8 截止到1921年燕京大学毕业生去向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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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知，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多数当了老师、医生或在教会机构工作，但也不乏在铁路、海关、盐务稽核所、交通部、邮政局、海军部等中国政府机关工作的人，有的则成为商人、研究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燕京大学是基督新教教会在北京教育活动的巅峰。

天主教会也积极在北京开办大学，所办学校也很成功，著名的辅仁大学（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便是其努力的结果。华人天主教徒英敛之、马相伯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在他们的争取下，1925年，罗马教廷委派美国的本笃会（Order of Saint Benedict）教士奥图尔（George Barry O'Toole）来华筹办“公教大学”。1927年在教育部立案，改名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30年左右，共有外籍教师24人，中国籍教师60人[30]。

在北京中、小学教育领域，欧美教会所属各校也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其所属学校所接受的中国学生（尤其是女学生）的数量上，更体现在教育理念和教学质量上。举例来说，1864年成立的贝满女子学校（Bridgman Academy）是北京最早的女子学校，也是最早的西式教育学校。到1921年，已毕业184名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来自北京或邻近省市，但也不乏来自广东、福建、四川、南京、盛京和黑龙江等地的学生。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汇文学校（Peking Academy），是华北第一个教英语的教会学校。1918年伦敦会开办的萃贞女学校（Ts'ui Chen Middle School）是北京内城西北部唯一的女子学校，旨在给原来以家庭为中心的女子提供全面的文化教育。1914年成立的培华女子学校（P'ei Hua School）则专为中国上层女子受教育而设立，到1921年，已有2名毕业生通过了考试正在美国的欧柏林（Oberlin）和芝加哥（Chicago）就读，2名学生正在英国深造，还有3名学生正准备去美国。位于通县的潞河中学（Jefferson Academy）1882年开办，1921年有学生170名，教师14名（其中4名美国教师），校园环境宽敞美观，重视中、英文教育，并设有职业教育部门（Vocational Department）。为了让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不至于辍学，美国长老会于1868年开办的崇实中学校（Truth Hall）设有自助部，为家庭贫困的学生提供织地毯和平版印刷的工作机会[31]。

通过美国公理会设立的育英小学和中学开设的课程（见表6.9），可以看出，基督教义及中国儒学经典只是教会学校教学的一部分，其教学实践还包括培养学生对历史、数学、地理、生物、音乐、体育等方面的认知。晚清民国时期，在当时北京的教会学校里，现代教育的一些理念已经付诸实践并且取得了成功，教会学校一度担当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排头兵。

表6.9 20世纪初期育英小学、中学课程安排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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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门学校和补习学校方面，欧美教会也有涉及。比如，基督教青年会开办的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Peking School of Commerce and Finance）和北京砺青学校（English Night School）。前者成立于1914年，提供实际的商业培训，包括簿记、打字和会计；后者成立于1908年，其宗旨是为白天忙于生计、无暇学习的人提供晚上学习英语和打字的机会，以提高工作技能[33]。

1910年，因为对北京当地的中国汉语老师教外国人学汉语的方法不满意，欧美教会及英、美使馆联合创办了华北协和华语学校（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由英、美使馆和几个教会的代表组成的董事会进行管理 。1916年起，在美国语音学专家佩特斯（William Bacon Pettus）的带领下，学校的汉语教学进步很快。1920—1921年，有在读学生320名，来自29个教会、3个使馆和10个外国公司，而此前已经毕业的857名学生中，674名来自美国，129名来自英国，剩下的54名来自其他19个国家[34]。一般来说，由于有自己的工作，学生第一年住校学习，从第二年开始可以不再住校，但每天学习1小时，由汉语教师到其住所辅导其练习，整个过程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有的学生在夏天到西山避暑时，也带着他的中国汉语老师，以增加练习。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生学习汉语的大致顺序是先学听，后学说，然后才是读和写。[35]通过在协和华语学校系统化的学习，外国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的汉语水平大大提高。

欧美教会人士还在北京开设了盲人学校。1897年，苏格兰圣经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的牧师小山默里（Rev.William Hill-Murray）建立了瞽目院（The Hill-Murray School for the Blind），教盲人认字和阅读。小山默里发现，虽然有4000个常用汉字，但汉语官话中只有408个音，于是他把这408个音制成不同的符号，教中国盲人阅读。后来，他又发明了一个基于点字法（Braille System of Embossed Dots）的新体系，用63个盲文符号代表408个音，用这种办法，盲人在三个月内即可学会阅读。瞽目院在义和团运动时被毁，许多盲人学生也被杀害，学校后来于甘雨胡同重建，大约有50名男学生，20名女学生，学习时间为4年。小山默里死后，瞽目院由其妻子和女儿管理。1919年暂时关闭，1921年在西郊建成了新的学校大楼。

此外，欧美的基督新教教会，在医学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除了前文提到的被罗氏驻华医社接管的协和医学堂，教会开办的医学学校还有北京协和看护学校（Union Training School for Nurses）、华北协和女医学校（North China Union Medical School for Women）等。北京协和看护学校由伦敦会、长老会和美以美会共同创立，旨在培养优秀的女性看护人员，18岁以上且有两年英语学习证书的女生可以申请入学，注册费12元，学费和食宿费每年80元，还为家庭困难的学生提供奖学金[36]。华北协和女医学校由美国公理会、长老会、美以美会合办，1908年开始招生，要求学生入学前即已获得两年大专学历并学过英语、化学、物理和生物等相关课程，学制为5年。第一年学英语，以后有的课程也是英语教学[37]。这些欧美教会创办的医学校，都用现代西方医学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北京现代医学教育领域的空白。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到教会医院或其他西医医院工作，缓解了北京现代西学人才紧缺的状况。以华北协和女医学校为例，1919年，该校共有在读学生35人，已毕业的学生18人，大多到美以美会开办的妇婴医院工作[38]。

二、教会医院和慈善事业

罗素曾评论说：“对于没有任何卫生措施、流行病频发的中国来说，具备充分的科学医疗知识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重大”[39]。

1895年，美以美会建立了北京最早的专门为女性服务的现代西式医院——妇婴医院（Sleeper Davis Memorial / The Methodist Women's Hospital），罗氏驻华医社在开办协和医院前，认为妇婴医院“是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40]。20世纪20年代，北京主要的几所西医医院中，近乎一半为欧美教会开办。除了妇婴医院，还有美以美会经办的同仁医院（The Methodist Hospital/ Hopkins Memorial Hospital），长老会的道济医院（Douw Hospital），法国天主教会的法国医院（St.Michel Hospital）、西什库医院（St.Vincent Hospital）等。据甘博在1920年左右的调查，3所新教教会医院有床位165个，平均每天接待100名病人，一年总共接待的病人数为2089名。除了医院，4个新教教会共开办了8个药房诊所（Dispensary Work）。其中，美以美会设立的药房诊所数目最多。这8个药房诊所平均每天共接待男女病人365名，其中男病人200名（见表6.10）。总的来说，1920年左右，北京新教教会共有25名外籍传教士、32名中国籍传教士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41]而两所天主教医院则每年接待病人1473名，此外，天主教会还在北京开办了11个药房诊所。

表6.10 1920年左右北京基督教新教教会开办的药房诊所情况表[42]

在慈善救济方面，由于教会自身的仁爱性质，以及传教布道的需要，北京各教会都对慈善或多或少有所涉及。欧美教会所办慈善救济机构中，最著名的当属法国天主教堂“北堂”（西什库教堂）1860年开始设立的孤儿院——仁慈堂。1900年以前，英国人约翰·伯奇（John Grant Birch）游历中国北部和中部的时候，就访问了北堂孤儿院。据其记述，孤儿院“有5个接待室。一个屋子摆满了各种中国神明和神话人物，许多都是古董和稀有的珍宝。一个屋子是个图书馆，都是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带到中国的经典著作。其他的几个屋子是教室。学生们进行中国铅字印刷、装订，最后成一册册圣经”[43]。1920年左右，仁慈堂共有小孩392名。被送到孤儿院的小孩，在2岁之前，由孤儿院雇佣的奶妈带回家里照顾，每个月孤儿院会检查奶妈是否照顾得当，若有照顾不当的迹象，则解雇该奶妈。相较于在孤儿院里喂养，由奶妈照顾的婴儿的死亡率较低。2岁之后，小孩则重回孤儿院。从7岁开始，小孩每天花半天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半天时间学习缝纫、刺绣、木工、金属加工、印刷或雕刻。女孩到了18岁，牧师会挑选同为天主教徒、有能力支撑一个家庭的男子，安排女孩与之结婚。《北京实用手册》的编辑考察北堂孤儿院时，留下的印象是：“这里光亮而透气，小孩子们也很干净和快乐，并且努力学习。工作房里则充满了各种各样做工精美的蕾丝花边和刺绣作品。……但是孤儿院的一角，残废、盲人和低能儿童居住的地方则是令人怜悯的，有一个妇女自从婴儿期就在那儿，现在已经50岁了，他们是那样的无助。”仁慈堂的孤儿由4个法国修女、1个西班牙修女和4个会讲法语的中国修女照看，其运营的资金大多来自出售自己生产的刺绣、木工、印刷等产品获得，也有一小部分资助来自法国和中国。[44]

除了孤儿院外，北京欧美教会经办的慈善机构还有养老院、小型工厂、半工半读的学校等，有时也会采用“粥厂”等中国传统的慈善救济方式。1920年左右，东正教会在北京开设了印刷厂、石印工厂、养蜂场、肥皂厂、蜡烛厂、面粉厂等，共雇佣工人118人，其中116人为中国人[45]。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遇到战争、天灾等紧急情况的时候，欧美教会始终是慈善救济力量的重要成员。比如，1917年直隶和山东遭遇水灾，许多难民逃到北京，欧美教会就纷纷尽其绵薄之力。以新成立不久的“救世军”为例，不仅开设了“男孩之家”（Boy's Home）和“女孩之家”（Girl's Home）收留难民儿童，还设立了“粥厂”，东城、西城各一个，施粥活动持续了4个月，每天2顿，每天大约为2000人提供粥食[46]。

澳大利亚女记者玛丽·冈特（Mary Gaunt）认为，“即使中国自己开办的慈善救济事业不能全面覆盖所需，我们也必须谨记，在很多方面，中国还是旧式的。中国的慈善事业以这些旧式的方法运营，对于亦被现代西方卫生知识熏陶的人来说，自然会感到震惊”[47]。而在甘博看来，民国以前，“中国社会最大的私人慈善机构就是家族系统。共同的财政和厨房让很多家庭有可能去照顾其内部的残疾、年老、生病，甚至游手好闲的成员，虽然同时也鼓励了懒惰。而没有家庭成员帮助的人则接受来自所在地区的士绅或者富裕家庭的帮助。衣服、面粉、药物和棺材会分发给那些已经被证明是穷人的人，同时社会救济机构包括士绅开办的孤儿院，寡妇之家，粥厂或救命机构。……与西方中世纪一样，士绅救济穷人的目的在于获得声誉或者来世得到报答，帮助不幸的人成为次要的动机”。“随着辛亥革命和民国的建立，慈善、救济的动机和功能发生改变。政府与市民的关系改变，着手建立越来越多的本地和机构性的救济机构，私人慈善中给予者和被给予者的关系也开始变为帮助和服务。民国建立之前，慈善救济几乎完全依靠个人和社会团体，但是民国建立以后，北京城内的几乎所有救济机构都被政府接管，且大多数由警察局管理，警察与所管辖区的群众接触最密切，且知道谁真正需要帮助”。但是甘博也指出，中国的慈善救济机构仍然需要改进，并不是说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而是要在解决资金管理问题的基础上吸收关于清洁、卫生、医疗的新理念，这些方面中国都需要向西方学习。[48]

北京欧美教会医疗和慈善机构的存在，其意义在于向中国输入了现代慈善救济观念，并且提供了实体、架构、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经验，为中国政府或私人开办慈善救济机构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近在身边的先例和借鉴，学校教育亦是如此。

总的来说，在北京的学校教育、医疗和慈善等方面，美国的新教教会投入的力量最多，英、法教会其次。欧美教会对北京社会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呢？甘博认为，“要准确的计算基督教会到底对北京有多大的影响显然是不可能的，有太多太复杂的力量同时在北京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没人能够否认，基督教会对北京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在发展关于新中国的理念上。你只要看看一群基督教女性信仰者脸上的神情，和许多人说他们能够通过幸福的表情分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你就会发现，对于个人来说，基督具有多大的意味。这种内心的重塑，迄今为止，是基督教对中国所做的最大的贡献”[49]。卡尔·克劳也指出，“在当今中国的重要人物中间，很少有人没有间接地受到由传教士引入并促进的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美国应得的那部分庚子赔款被用于派遣年轻中国人前往美国学校留学，导致这种结果的正是传教士的建议和影响力。此外，当中国人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现代教育制度时，他们仿效的正是传教士的模式。只要中国屹立于世，她必将带有美国传教士留下的烙印”[50]。而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可以说“教会对北京的影响决不仅限于北京城的范围，而是波及到整个国家”[51]。

欧美教会对北京和中国社会确实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还是有限的。毕竟，北京和中国有自己的基于古老传统的特质，这种特质即使革命都不容易去除，何况点滴改良。中国的发展、前进和现代文明的建立，最终也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的长期努力。罗素指出，“教会和保守的白人控制的教育并不能满足年轻中国人的需求。抛弃了中国传统几个世纪的迷信之后，又采用已被进步的人摒弃的欧洲迷信将会导致令人沮丧的惨败。只有在进步的中国人自己掌握控制权的地方，青年学生的文艺复兴思想、自由批判精神才有发展的余地，才能进而以此寻求建立一个与他们的古代文明顶峰一样伟大的文明”[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