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活动是在京欧美人士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社团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活动特点上看，还是从社团内部成员及不同社团之间形成的社交网络来看，社团多数时候都处在变动之中，在不断地扩展和细化。通过对民国北京欧美社团的兴起与发展、各种活动、社交网络的研究，我们可以加深对北京欧美居民社团社交状况的了解。

一、欧美社团的发展、分类与细化

1912—1937年，随着在京欧美居民数量的增多，社团数量和社团人数都呈上升趋势。比如，北华美国人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orth China）成立于1914年1月[23]；中美工程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成立于1919年11月[24]。1922年，《北京名人录》列出的外国人社团共38个[25]。英美国人协会（Anglo-American Association）于1918年8月正式成立[26]，到了1924年，其会员人数达到242人[27]。

在京欧美社团种类繁多。笔者将这些社团分为宗教社团和非宗教社团两大类。

宗教社团主要包括教会等宗教组织，如伦敦会（London Mission）、中华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公理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美以美会（Methodist Mission）、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救世军（Salvation Army）等。

非宗教社团进行再细分：

若按国别分，有国际性社团，如北京俱乐部（Peking Club）、北京国际业余戏剧社团（Peking International Amateur Dramatic Club）；也有一个或多个国家侨民为主体的社团，如英美国人协会（Anglo-American Association）、日本人的大和俱乐部（Yamato Club）等。

若按性质分，有商会，如北京英国商会（Peking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国际印刷出版联合会（International Press Association）等；有体育、音乐等娱乐性社团，如北京俱乐部（Peking Club）、马球俱乐部（Peking Polo Club）、合唱团（Choral Society）等；也有职业社团，如中美工程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等。

若按性别分，大多数社团以男子为主体，也有一些妇女社团，如母亲俱乐部（Mothers' Club）、星期五学习俱乐部（Peking Friday Study Club）等。

随着社团的发展，有的社团不断扩展，其内部较小而更加专门性的支部便自己独立出来，形成新的社团。北京俱乐部（Peking Club）及其分裂出的小社团就是鲜明的例子。在1865年开始的赛马会的基础上，北京俱乐部于1874年成立。1900年之后，为了满足外国人不断增加的体育和社交活动需求，俱乐部新大楼于1912年落成，当时其会员达到280人，来自16个不同的国家[28]。北京俱乐部的活动囊括了赛马、足球、马球、冰球、网球等体育项目和其他社交活动，包括晚宴、舞会等。北京俱乐部一些分支活动的会员渐渐觉得有必要以此分支活动为中心，建立新的社团，吸收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新成员，因此北京赛马俱乐部（Peking Race Club）、北京冰球俱乐部（Peking Hockey Club）先后于1914年6月[29]、1919年2月[30]成立。

为了充分发挥社团的力量和作用，一些属性相似的社团联合起来，共同组织、开展一些活动。例如，为了促进教会教育的发展，建立教会大学，北京的公理会、长老会、美以美会、伦敦会等新教教会组建了“教育联合会”（Educational Union），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和燕京大学便是这个联合会的最卓越的成果[31]。此外，北京的英美新教教会还联合成立了“中华归主运动北京分会”（Peking Branch of the China-for-Christ Movement），组织了一个100人的“中央委员会”，代表来自“各有组织的新教教堂、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和一些推选出来的成员”，“中央委员会”下设福音传道（Evangelism）、国内传教会（Home Missions）、社会工作（Social Service）、领导培养（Training of Leaders）、灵修生活（Devotional Life）、文学（Literature）、系统捐赠（Systematic Giving）七个分委员会，以便更好地发展北京的基督教事业。[32]

非宗教社团方面。1920年10月4日，为了避免重复活动和资源浪费，也为了更好地合作，来自北京的三个欧美妇女社团，母亲俱乐部、星期五学习俱乐部和女子校园俱乐部（Women's College Club）的委员们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这三个俱乐部的主席（Chairman）和秘书（Secretary）轮流担任联合委员会的主席和秘书，每年一换，但同一年中的主席和秘书不能来自同一社团；如有必要，联席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1920—1921年，这个联合委员会共召开了三次会议，决定三个社团合作完成几个工作：编制发行一本对本地欧美居民生活有指导意义的书；建立外国妇女之家，帮助贫困外国妇女；建设一个俱乐部活动中心；与熊希龄合作，为来自饥荒地区的儿童提供庇护[33]。

二、社团活动

因类型不同，不同的社团有各自进行的活动的倾向。例如，宗教类社团大多都包含了教堂讲经等福音传道活动、开办医院等医疗卫生活动、开办学校等教育活动等；而非宗教类社团举办的活动多是会议、宴会、舞会派对、体育竞赛、演讲、演出、慈善活动等。笔者以美国公理会、北京俱乐部和英美国人协会为例，详细论述各社团的活动。

美国公理会的大楼位于灯市口，此地是除东交民巷外欧美人社区的中心。它的主要活动有：福音传教，主要在其4座大教堂、2座小教堂中进行；教育活动，开办了1所女中、2所高级小学（1男1女）、4所低级小学、3所幼儿园、1所工业学校。1921年左右，这些学校共有805名学生。同时，还与其他教会机构合作运营女子圣经学校（Bible Training School for Women），燕京大学（Yenching College）等。[34]

对于北京俱乐部的会员来说，他们既可以参加每年春、秋两季在跑马场举办的赛马会活动，也可以参加北京俱乐部不定时举办的一些体育赛事。例如，1915年5月25、26日，会员们就参加了国际娱乐俱乐部（International Recreation Club）主场对阵北京俱乐部的网球比赛[35]；1916年3月11日，参加了北京俱乐部足球队与袁世凯儿子袁克桓带领的足球队之间的比赛[36]；1917年2月8日，参加了北京俱乐部与国际娱乐俱乐部联合对阵美国海军的冰球赛[37]；1919年1月，参加了在北京俱乐部大楼内举行的多米诺骨牌冠军赛[38]；等等。此外，北京俱乐部大楼内经常举办舞会或晚宴，如1920年3月，北京俱乐部为会员及其家人举办了一场假面舞会[39]；1926年9月9日，为了欢迎英国乔治王子（Prince George）的到来，北京俱乐部的英国会员为其在北京俱乐部内举办了午宴[40]。除了这些较大型的活动，北京俱乐部的会员平时还可以到俱乐部大楼里打网球、打台球、打桥牌、游泳、溜冰，也可以到俱乐部酒吧里聊时局、聊绯闻。甲午中日战争时，北京的欧美人士“既看不到报纸，也收不到路透社的每日电报，北京俱乐部的门廊就成为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所能获得的信息汇集和交换的地方”[41]。也正是通过在北京俱乐部里的交谈，1928年5月初，济南事件（The Tsinan Incident）的消息及细节在使馆官员、军人、记者、银行家、商人等之间传播开了[42]。

英美国人协会会员人数较少，组织结构及活动也较简单，多是一些固定或不固定的宴会。 大体来说，英美国人协会固定每月举办一次午宴（regular tiffin day）[43]，有时午宴中间会穿插演讲，有时午宴的主题是欢迎或欢送某个重要人物，有时两种功能结合。如1925年1月20日，英美国人协会为即将离开北京的美国公使舒尔曼举办欢送午宴，席间舒尔曼针对苏联外交官加拉罕使华带来的影响，做了关于外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问题的主题演讲[44]。

这些众多的或固定或即兴的社团活动，为外国人社区的居民增加了见面、交流的机会，从而促进了北京欧美社区社交网络的扩展。

三、社团社交网络

民国时期，北京欧美社团社交网络错综复杂，不仅是因为人员构成的复杂，还因为人员变动相对较频繁而引起了不固定性，再加上有些社团有意识地吸收中国会员或与中国官方、民间机构合作，使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欧美社团活动之中，导致欧美社团社交网络越织越大。

宗教社团中，教会人员虽然比较固定，但因为宗教社团活动涵盖教堂、教育、医疗等领域，其服务或交往的对象不仅包括外国人，更多的是中国人。因此，宗教社团的社交网络上达中国政府官员、各国外交官以及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等学府里的教师、学生等精英分子，下及宗教慈善机构里收留的中外贫民。

同时，宗教社团注重中国领导人的培养，开始有中国化的倾向。1908年成立的基督教青年会基本上是中国教徒自己的教会组织，也有一部分外籍干事提供支持。而基督教女青年会于1916年成立，几乎完全由中国女性组成。而据葛乐士回忆，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初，他父亲虽然是北华美国公理会总干事，但和中国籍的张牧师一起行使华北地区7个传教基地、5所医院、8所大型高中和林林总总的大小教堂等事务的管理权和监督权。当时公理会已经开始实行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教会事业中分享平等权力的政策，张牧师则被认为是“平等的标志”。到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时，欧美人士相对来说具有一些特权，为了保护他们的中国同事，也为了保护教会的各项事业，北京公理会的外籍教会人士才大规模出现在管理人员名单上。[45]

图4.2 20世纪20年代，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部分中、外籍干事合影[46]

摄影者：甘博

非宗教社团的社交网络不如宗教社团大，但是其复杂程度并不比宗教社团低。北京俱乐部1912年时就已有来自16个国家的会员280人，大多数会员是欧美国家人士。而到了1927年，大约50%的会员是中国人[47]，而中国人的加入，使社团的人员构成更加复杂。艺术性社团“合唱团”（Choral Society）中，主要管理者分别来自海关、邮局、教会、学校等行业（见表4.1）。而女子社团英国女子联盟（British Women's League）的管理委员会委员中，既有在使馆、银行、海关等工作的职业女性，也有女教士、未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她们的居住地址散布在内左一区和内左二区。而她们的丈夫亦来自不同的领域，有的在英国使馆里工作，有的是工程师，还有的供职于海关、盐务稽核所、邮政总局等中国政府机构，还有人在汇丰银行、麓记洋行、大东电报公司工作，协和医学院等学校教育领域（见表4.2）。

表4.1 合唱团（Choral Society）主要管理者信息[48]

表4.2 英国女子联盟管理者及其丈夫信息表[49]

续表

续表

美国使馆副武官（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 U.S.Legation）陆军少校华莱士· 费龙（Major Wallace C.Philoon）1883年出生[50]，到了1922年左右，大约39岁的他分别在北京北华美国人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orth China）、北京马球俱乐部（Peking Polo Club）、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三个不同性质的社团中担任委员或副指挥官（Vice-Commander）[51]，这些社团成员都以欧美人士，尤其是美国人为主。

住在大阮府胡同的英国人弗雷德·布莱克（J.Fred Black）是一个土木工程师，也是卫德洋行（J.Whittall & Co.，Ltd.）的经理[52]。1922年左右，他参与管理的社团有英美国人协会、北京高尔夫乡村俱乐部（Peking Golf and Country Club）、北京英国人商会（Peking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以及北京俱乐部。布莱克参加的这四个社团，还有其他的一些管理者，他们的姓名、身份等信息见表4.3。可以看出，虽然这四个社团的管理者中不乏美国、英国、比利时等国的外交官，也有基督教青年会等教会人员或海关、学校人员，但社团的管理者仍以银行、洋行或公司等工商界人士为主，他们有的供职于麦加利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有的则在安利洋行、邓禄普洋行、仁记洋行、慎昌洋行、福公司、美孚石油公司里担任经理等职务。

表4.3 1922年左右四个北京外国人社团的管理者信息[53]

续表

美国人欧文·吉利斯（Irvin Van Gillis）住在内左二区的拐棒胡同，身份是美国的造船商和制造商，1922年左右，他不仅是北京俱乐部的主席、美国人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的副主席，也是中美工程师协会、北京国际反鸦片协会（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Peking）的主管之一，同时还参加了国际旅馆共济会（International Lodge，A.F.& A.M.（Mass））。大概是出于职业的原因，欧文·吉利斯不仅要频繁同各国商人及其他领域的外国人打交道，也要结识中国工程师以及中国不同领域的精英分子（北京国际反鸦片协会的管理者中有许多是中国人）。因此，他的社交网络较华莱士· 费龙和弗雷德·布莱克更为复杂。

从以上欧美居民的个体来看，这些人因国籍、职业、爱好有所不同，社交网络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社交的广度、复杂度不一。将这些个体的社交网络和群体的社交网络叠加，才能呈现民国时期北京欧美侨民社交网络的完整面貌。

首先，以美、英、法、德等国居民为主的欧美人社交网络与日本人或避难来华的外国人（尤其是俄国人）的社交网络，交集不多。在京日本人总人数不少，但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和社团，再加上语言、文化、日常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在京日本人与欧美人交往并不多，这从上述一些欧美人社团中几乎看不到日本人就可看出。由于语言的差异，英美侨民与在京的白俄侨民交往也不多。另外，英、美、法、德、意等国的侨民普遍生活条件较好，他们与贫困的外国人的交集多在慈善机构，一些欧美社团的慈善机构会收留或帮助这些贫困的外国人。

其次，北京欧美居民的社交网络与当地中国人的社交网络，尤其是与中国精英阶层的社交网络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时间越往后推移，就有越来越多的北京当地人加入欧美社团并积极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欧美社团，尤其是那些并非纯以国籍为入会条件的社团，就从原来的“欧美国人在京联合组织”向本地化、专业化的方向转变。也就是说，在寻求社交对象的时候，无论欧美人还是中国人更加看重的是职业、兴趣爱好、活动类型等，而非国籍。

民国时期，欧美社团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一方面，由于欧美人士秉持“平等”“博爱”“友好”等理念，以及与中国精英人士交流合作的现实需要，使得欧美人士对于吸纳中国人进入社团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另一方面，从经济方面考量，中国会员的加入也使欧美俱乐部、社团的经费来源更广、经费更充足，社团活动的开展更加有保障。卡尔·克劳观察了上海的“美国总会”接纳中国会员的过程，“让中国人加入美国总会的活动始于一个情操高尚的观念，即这是一件应该做的正确而适当的事情，但我必须承认，这件事始终没有获得很大进展，直到它变得有利可图。日趋萎缩的俱乐部收入使添加新会员显得合乎心意，所以我有幸推荐中国元勋唐绍仪成为第一位中国会员。先例随着他的入选得以开创，障碍随之被扫除”[54]。这是上海美国人俱乐部的情况，北京欧美侨民俱乐部的变化与此类似。